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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土匪越剿越多,被主席严厉批评,李天佑有没有责任?

 思明居士 2021-11-27

四野战将系列42:李天佑(四)

作者:桅杆

有个成语叫“衣锦还乡”,是说一个人在外面取得某些成功后回归故里,是件极荣耀的事。1949年11月,四野开始进军广西。李天佑时任13兵团副司令员,和兵团其他领导一起,率13兵团主力38、39军迂回广西西部。

此时,距他1930年11月随红7军离开广西,向江西苏区“小长征”,已经过去了19年。并且,他一手带出来的38军还解放了当年参加起义的百色地区。当年16岁的小连长,如今是统帅数十万大军的兵团副司令。

打回老家后,李天佑转到另一个战场:剿匪,并因此有过一些争议。本文就说一说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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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西剿匪不力,受到主席严厉批评

应当说,我军每进入新区,都面临剿匪问题,四野当年进军东北如此,南下也是如此。我军很多将领都有过剿匪的经历,加之游击战经验丰富,以正规军剿匪,应该是轻车熟路。可大家都知道,李天佑这位著名战将,组织和指挥广西剿匪,却出了重大问题:土匪居然越剿越多,甚至在志愿军入朝参加以后,我20万大军仍陷在广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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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广西匪患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广西民情剽悍,又是多山地区,什么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大小瑶山等等,是滋生土匪的土壤。那时在广西有个说法是“无处不山,无山不洞,无洞不匪”,历朝历代,匪患都是一个头痛的问题。其次,民间枪支泛滥,按广西人的说法是“家家有枪,家家有匪”,四野部队进入广西时,惊奇地发现很多村庄都有造枪的作坊和卖枪的店铺,长短枪都有,给钱就卖。第三,桂系在广西经营20多年,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白崇禧撤台前,曾在桂林召开专门会议,布置所谓的“总体战”,搞“一甲一兵一枪”运动,要在山区建立“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实际就是鼓动民众上山当土匪。第四,桂系军队被打散后,一些残部和散兵游勇也都上山当了土匪。

所以,广西的土匪特别多。据统计,当时广西成规模的土匪就有280多股,其中500人以上的股匪就有75股。从1950年初至1952年末,广西3年共剿灭土匪43万。但土匪多从来就不是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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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广西土匪有多猖獗?举个例子:1950年1月,广西恭城匪首纠集数千土匪,发动大规模暴动,攻打县区,杀害工作人员100多人,并很快波及到附近6个县。当年8-9月,广西102个县,土匪居然蔓延到其中的97个县,500多名干部被杀,1400多万公斤公粮和26万多头牲畜被抢。当时,解放军落单的干部战士经常被害,土匪甚至攻击规模不大的解放军队伍和驻地。很多土匪与台岛有联系,朝战爆发后,土匪高叫“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白长官打回来了”等,大规模攻打各级组织,广西匪患也达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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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主席在几个月内,对广西剿匪不力数次提出严厉批评。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二)政策出了偏差,宽大无边

四野强将精兵,却长时间奈何不了土匪,令人难以理解。对此,负责广西军事工作的李天佑肯定负有责任,但主要责任不在他。这一点,主席虽然远在北京,对此却也很清楚。1950年8月,主席在一封电报中说:“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11月10日,主席在另一封电报中指出问题的关键是“宽大无边”。可谓一语中的:广西剿匪在政策上出了偏差,对土匪过于宽大,导致匪患愈演愈烈。

应当说,主席批评的是广西班子,首当其冲的是一把手张云逸(书记、主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因为问题主要出在政策上,张云逸也主动做了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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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省委和军区对广西匪情进行过一次评估,认为“广西之残余敌匪,多数走投无路,欲降唯恐”,要求各级“配合军事行动,开展政治攻势,主动派人联络,争取受编投降”。应当说,这个评估的基调,是对匪情认识严重不足,导致在工作方针上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行动为辅,进而对土匪采取无原则的宽大政策。

当时规定:杀人要报地委批准,报省委备案,并要经过法庭公审,宣布罪状后执行。有的地区甚至规定1个县最多只能杀1个人。这些规定,导致各地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也无法实施打击。而且,当时广西刚解放,审判机构尚未建立,基本上没有可操作性。对于土匪头子,规定上可以杀,实际上无法杀。应当说,后来匪患猖獗,与这个规定有很大的关系。李天佑作为军事行动的负责人,只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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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台这样一个“宽大无边”的政策?有人说这与“桂人治桂”有关。在建国前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尽量选择当地人主政新的解放区。广西解放后,主政广西的张云逸、莫文骅、陈漫远、李天佑等,都是红7军的老人。除了张云逸祖籍广东海南外,其他都是土生土长的广西人。乡里乡亲,不愿多杀,也是常情。但笔者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根本原因还是主席说的“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当时,湖南人黄克诚主湘,四川人邓政委主川(西南),同样匪患严重,但很快剿灭。

当时广西对土匪宽大到什么程度:对抓获的土匪,基本上是抓了后教育一番就放人,对一些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也只能如此。如前面说到的恭城暴乱的匪首钟祖培,也是教育一下就放了。这些人放了以后,继续为匪。很多土匪抓了放,放了抓,三番五次。有些土匪放出去以后,把举报他的群众给杀了,说什么“解放军宽大我,我不宽大你”。还有些土匪放出去以后,对群众和其他土匪吹牛说:“看到吧,连解放军都不敢对我怎么样。”对此,一些群众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解放军讲宽大”。

实际上,负责军事行动的李天佑在认识上是清醒的。早在1950年3月广西军区高干会上,他就认为剿匪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而要发动群众,就必须坚决打击那些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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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广西剿匪中出现的问题,主席在11月16日的电报中指出:“广西解放在西南之前而剿匪成绩则落在西南之后,为什么这样,请你们加以检讨并以结果告诉我们。我提议广西军区从12月份起仿照西南办法每月发一次剿匪通报,总结战绩,纠正缺点,务使全省匪患在几个月内基本解决。”同时希望广西6个月内完成剿匪,并要令叶剑英和陶铸前去广西“帮助张、莫、陈、李工作一时期”。

1950年11月底,陶铸到广西后,从重点剿匪、收缴匪枪、发动群众等方面入手。尤其是改变了政策:对土匪头子、骨干、有血债的,一律打击;同时下放权力,团级政治机关就有权批准杀人。在执行过程中,实行公开镇压,逢集市时杀。这一政策改变,震慑力立即显现,效果立竿见影,群众也很快发动起来了。不过,大家都知道:越到基层,对土匪的恶行感触就越深,在杀人权力下放后,可能又杀得有点过火。在那个年代,恐怕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同时,李天佑在军事行动上采取以集中对集中、分散对分散、进剿与驻剿结合等战术。1950年12月,北京特地调21兵团进入广西参加剿匪。有人说这是主席使用的激将法:21兵团是长沙起义部队改编的,司令员陈明仁是李天佑三打四平时的对手。此时让陈明仁来协助李天佑,寓意还是比较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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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改变、战术改变以及兵力增加,关键是政策改变,不到半年,广西全境股匪基本肃清。客观地说,以李天佑的指挥能力和四野部队的战斗力,对付土匪应是轻而易举。广西前期剿匪不力,问题主要出在政策上,而非军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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