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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你曾经去过中国国家博物馆，那么你应该对被列为“001号文物”的那副绞刑架有所了解。 那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绞杀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凶器”，我们那昔日的英雄、民族的觉醒者，就是在那幅绞刑架上去世的。 或许你曾经听过这段故事，但是你可能不知晓的是，我们这位“民族的巨人”究竟承受过怎样的苦难。  李大钊之死要谈李大钊的牺牲，就不得不提及他被逮捕的经过，因为他本是有机会逃脱、有机会反抗的。 但是他最终为了国家和民族放弃了逃、为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放弃了抵抗，所以说对于“死亡”，李大钊是早有准备的。 1926年，我国北方革命形势迅速恶化，而这种恶化在“三一八惨案”后达到了顶峰。 在此之后我党很多同志都遭到了通缉，这里边最具备代表性的就是我党在北方的负责人——李大钊。  “大钊同志，撤吧，要保留革命的薪火。” 当时劝李大钊先行撤离的人不在少数，可是李大钊却摇了摇头， “革命的星火不必在我，工作很重，我是暂时走不开的。” 就这样，李大钊留在了北京。 不过为了更好的在北京展开工作，他还是跟我党的同志们一起搬到了东郊民巷里，在那个位置有一座苏联大使馆，而苏联方面表示西院的旧兵营可以短暂借给他们居住。
而局面在这个时候对于李大钊更为恶劣了，因为张作霖比段祺瑞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更为激烈，尤其是李大钊，一直都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糟了，东北军进城了，你快去通知你的父亲撤离！” 援建东北军，即将在北京城中肆虐，北大的沈尹默先生连忙找到了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让他通知同志们转移。  李葆华也连忙就往家中赶，可是这个时候已经迟了——共产党员李渤海不幸被捕，没扛过审问的他交代了一切。 幸运的是，李渤海本身不知道李大钊住在哪里，不幸的是他知道我党很多同志们的位置。 也正因如此，在张作霖调遣了500多名警察、宪兵对整个北京进行搜捕的过程中，最终还是找到了李大钊的住所。 “大钊，快跑！” 危急时刻，其他人想要掩护李大钊撤离，而本身有着勃朗宁手枪的李大钊，的确是有着逃生的机会的。 可是他看着扑在妻子怀里哭泣的那两个女儿，又看了看妻子，最终放弃了抵抗，被张作霖抓入了监牢之中。 “坦白吧，所有共产党的相关计划、情报以及人员。” 从李大钊被下狱的第一天起，他就承受着张作霖手下的严刑拷打，可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暴露一丝一毫跟我党有关的消息，他甚至根本就不承认共产党的身份。  令人惋惜的是，由于当时我党同志们还比较缺乏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张作霖的动作又过于迅速，以至于李大钊住处的资料没来得及销毁，据说仅仅是从李大钊住所里拉出来的共产党相关文件，就足足装满了几辆卡车。 这卡车上的文件，最终就成为了张作霖手中的“证据”，眼见实在考打不出来什么消息，张作霖心中对李大钊产生了杀意。 而李大钊在进入监狱的时候也就做好了死亡的准备，所以在张作霖最后一次来看他的时候，察觉到了局势的他冷静地与张作霖说道， “我可以接受死刑，但是不能是枪决。” 在李大钊看来，枪决无疑是野蛮人的做法，而张作霖这个土匪出身的大军阀自然是不理解李大钊的想法的。  不过在他看来，绞刑的死亡时间要比枪决更长、过程也更痛苦，能够给其他人起到更强的震慑作用，所以最终他也答应了李大钊的要求，特意请人买了一件绞刑装置回来。 绞刑开始了，但是与大家想象中不同的是，当时的张作霖对李大钊采用了“三绞处决法”。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当李大钊濒临死亡的时候，张作霖就会让人把他放下来，等到他稍微恢复一些后，再度进行绞刑，累计进行三次。 这种做法是相当残酷而不人道的。 也有一种说法是，李大钊之所以要忍受三次“绞刑”，是因为那些行刑人员手法不够熟练。 
李大钊就这么死去了，在忍受了巨大的折磨之后，在革命事业尚未成功之前。 可能有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到很疑惑，当时地方政党最高曾经有过三四百个，为什么张作霖要针对共产党？ 当时我党在北京的成员也很多，为什么张作霖又要如此针对李大钊呢？  不可化解的矛盾共产党之所以能从数百个政党中脱颖而出，李大钊之所以能在当时无数共产党同志们之间“独占鳌头”，这些都不是巧合，而是有着深层意味的。 张作霖为什么能够容忍无数政党，偏偏无法容忍共产党？ 因为当众多政党还都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书本上的时候，注重实干并且探索出了一条道路的共产党，已经走入军队里、走到枪杆子上了。 而这，恰好触碰到了张作霖以及蒋介石这类人的逆鳞。 从本质上来说，这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军队都是他们的命根子，是他们在乱世中立身争霸的倚仗，是他们的私有财产。 而共产党想要接触军队、将命运握在自己手里的行为，让他们非常忌惮，所以张作霖开始大规模搜捕共产党，所以蒋介石后来背离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李大钊走在了其他革命同志的前面，他作为共产党北方的主要负责人，对于张作霖来说，威胁与危害都太大了。 首先，苏联和张作霖由于中东路铁路主权的问题，天然就是敌对的，而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由于秉承的思想相近，所以两者关系是较为友善的，这天然就决定了张作霖与中国共产党、与李大钊的决裂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以吴佩孚为代表的直系军阀是张作霖的最大的敌人，而直系军阀与共产党的友善，让张作霖与李大钊两人在立场上又站在了鲜明的对立面。  倘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可偏偏李大钊还促进了吴佩孚与孙中山的合作，一手推动了“孙、吴联合政府”的形成，这一下局面简直就如同烈火烹油、激烈的难以收拾了。 可偏偏张作霖在那里抓腮挠心、焦急不已的时候，李大钊等人与吴佩孚的关系却越来越好。 在李大钊的指引下，由中共工人所负责的京汉铁路，甚至在两大派系斗争的过程中，给吴佩孚所在的直系军阀运送了大量的武器补给。 这样一来，我们自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振张作霖对李大钊恨之入骨了。 至于最后一点，主要是体现在日本与苏联的角逐中。 我们都知道日本是给张作霖提供了很大的支持的，以至于张作霖崛起后，我国整个东北地区都被日本视为他们的势力范围。 而这样一来日本与东北地区的另外一大势力——苏联自然就萌生了矛盾，日本为了遏制苏联的势力，自然会指示张作霖打压受到苏联支持的中国共产党，而这种打压尤为凸显在对我党领导人的迫害中。 虽然心中无比地想要杀掉李大钊，可是当时的张作霖在是否要处决李大钊这个问题上，还是面临过抉择的。 因为彼时李大钊同志的身份是北大教师、爱国革命家，是一个社会影响力非常大的人。 也因此，在张作霖将李大钊逮捕后，社会各界人士都纷纷站出来呼吁释放李大钊，这一度让张作霖有些骑虎难下。 真正促使张作霖下定决心的，其实还是蒋介石，因为当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变”，直接叛变了革命，也对共产党表示了自己毫不留情的态度。  这直接让张作霖面临的社会舆论压力大减，所以他最终下令处决了李大钊。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被押往刑场执行死刑，他也是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的。  而关于李大钊被害的事实真相也终于在24年之后浮出水面，在政府的积极调查下，当年参与抓捕李大钊的特务被尽数抓捕。 不过李大钊的牺牲，对于党、对于国家乃至于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本是可以带领我党创立出一番更伟大的革命事业的，只可惜事业未竟而身已殒，着实引人惋惜。 不过李大钊虽然逝去了，他为我们留下的革命火花却是永存的，正如他在就义前的慷慨陈词， “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我们也应当永远铭记并努力继承他这种无畏牺牲、为国为民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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