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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们所熟知的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是这场起义的领导者，而叶剑英在南昌起义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正如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叶剑英诞辰100周年的大会上所说：“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他坚定机敏地策应南昌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公开背叛革命。7月下旬，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等召开会议，做出了同意南昌暴动的决定。 当时有不少部队云集九江，其中包括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和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叶剑英当时任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他的共产党员身份还是秘密的。此时，叶剑英随第四军军长黄琪翔来到了九江甘棠湖。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 一天，叶剑英从黄琪翔那里得到一个消息：汪精卫发现贺龙、叶挺的部队在向南昌一带靠拢，预测到共产党似乎要采取什么动作。汪精卫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策划，决定以张发奎的名义，邀请贺龙、叶挺到庐山开会，届时伺机对其进行扣留。同时下令贺龙、叶挺的部队到九江和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计划以三个军的兵力来包围解决贺龙、叶挺的部队。  南昌起义示意图 叶剑英得到这个非常有价值的消息，连夜找到了叶挺。两人碰头后，商定立即通知贺龙、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到甘棠湖烟雨亭附近碰头，以划船赏景为掩护，共同商议对策。 7月24日，在甘棠湖上一只不大引人注目的小划子上，他们密商了对策。大家经过讨论决定：贺龙和叶挺不上庐山，贺龙和叶挺的部队不开往德安，到南昌去。叶剑英最后对他们说：“到南昌后有什么行动你们要告诉我。”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被称作“小船”会议或“小划子”会议。这次会议对保证南昌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的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小划子”会议之后，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一路向南昌开去。张发奎此后又多次发电报催叶挺和贺龙上庐山，但是二人早已到了南昌。汪精卫的阴谋落了空，还不善罢甘休，又到庐山开会密商“清共”事宜，实行一系列打击共产党的举措，通缉共产党员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叶剑英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得知了消息，连夜派人下山去通知廖乾吾，廖乾吾又及时转告了恽代英、高语罕等人。他们迅速离开了九江，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叶剑英的及时通报保证了南昌起义的顺利实施。 南昌起义后不久，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张发奎对于叶挺、贺龙公然“叛变”大发雷霆，立刻召开第二方面军的高级军官开会，研究对策。很多人都主张要派兵捉拿叶、贺。张发奎更是气急败坏地说：“贺龙、叶挺这两个叛徒，我就是要追着他们的屁股打！” 此时叶剑英站出来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他对张发奎说：“您早就想南下广东，重举孙先生义旗，眼下正是好时机。广东是李济深的天下，我们原来想去，他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贺、叶的部队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要请我们回广东相助，这时我们就可以打起援师的旗号，直驱广州。这样比跟着贺、叶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如果现在尾追贺、叶，消耗兵力不说，别说不一定能追上，即使捉获他们，而我们在广东仍无立足之地，何谈北伐统一大事！”张发奎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放弃了对贺龙、叶挺的追击。 正是叶剑英“献计不追贺、叶”，使南昌起义的部队避免了后面的追兵，打开了南进的道路，直下潮州、梅州，才有了后来与澎湃的农民军的会合，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 我们的“叶参座” 1931年冬，中央苏区处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在毛泽东正确思想的指导下，红军以少敌多，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军事“围剿”，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这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启了红色政权的新篇章。在随后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叶剑英担任了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 上任后，叶剑英马上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工作。他心里十分清楚，敌人很快会卷土重来，军队工作丝毫不能懈怠。当时，红军总部机关还处于初创阶段，组织松散，分工不明确，机关和部队的沟通不够顺畅，常有误时误事的情况发生。 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及时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设精干的统帅机关”的建议。在红军总司令朱德等的支持下，叶剑英和同志们一起研究司令部怎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作战。他们吸取了孙中山创建革命军队和国共合作时期军队建设的经验，参考苏联红军模式，总结中国工农红军这几年来的成绩，深入调查，坚持从实际出发，研究确定了新的司令部机关编制，建立起作战、情报、通信、管理等部门。原来设置不合理、职能不明确的一些机关，例如仿照国民党军队编制设立的副官处等，均予以精简合并。  中央苏区时的叶剑英 过去十几年的沙场生涯使叶剑英深刻意识到，参谋工作的重点就是为作战指挥服务、满足打仗的需要、保证军队胜利。当时很多红军战士不懂如何看地图，行军主要靠向导。有时缴获了宝贵的地图也随便丢掉，非常可惜。叶剑英明确要求成立地图科，专门收集地图，组织参谋人员学习利用地图行军作战。他还十分重视刚建立不久的无线电台，组织有计划地侦听、破译敌人的无线电信号，截获了大量情报。他专门主持召开了司令号会议，使全军在统一的号音下作息、行军、战斗。当时，有些红军战士身上还带有游击习气。叶剑英仔细研究了苏联红军以及美国、日本军队的战斗条令、参谋条例和后勤工作条例，结合当时反“围剿”作战的需要和工农红军的特点，拟订了自己的条令、条例，严肃组织纪律，整顿部队风貌。经过这一番调整，司令部机关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大为提高。  江西瑞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 在健全机关建设的同时，叶剑英也不忘紧抓队伍建设，培养和提高参谋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他多次召集师以上参谋长会议，今讲苏联红军、古谈《孙子兵法》，最终落脚工农红军实际，研究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他还抽空亲自给参谋人员上课。考虑到很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叶剑英喜欢用讲故事、打比方来说明道理，经常现场示范，手把手地教大家，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诲人不倦，得到了参谋们的一致好评。  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当天举行阅兵典礼，叶剑英陪同毛泽东、朱德等骑马检阅部队 时光在忙碌的工作中过得飞快，转眼间已是1932年5月。战场上再次烽烟四起，国民党举重兵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叶剑英亲赴前线了解敌情，带领参谋人员赶制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中革军委据此向部队下达了命令。很快，战役大获全胜。红军歼敌3个旅，俘敌5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一时间人心大振。周恩来在给中央局的信中，特别称赞道：“本来过去军事行动向无方案的，所谓长于机动而不果决，这次我们力矫此弊，本着方案去做，实现和完成了第一步作战计划，收获伟大成功。”其他红军干部也都对叶剑英的工作嘉许不已，亲切地称他为“叶参座”。 这是叶剑英第一次在人民军队中担任参谋长的职务。素有儒将之称的叶剑英，是人民军队历史上一颗耀眼的智多星。在此后漫长的革命生涯里，中国工农红军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先后与他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反“围剿”作战时期的“叶参座”，正是这颗智多星冉冉升起之时。留着它作纪念 直到耄耋之年，叶剑英身上仍残留着一块弹片。小小弹片背后，藏着一段叶帅长征途中负伤的惊险故事。 1934年12月，红军渡过湘江，来到湖南和广西交界处的西延山区。山势奇险，道路狭窄，山谷深不见底。走在这样的路上，人会不由得胆战心惊。有几匹马踩空摔了下去，悬崖间久久回荡着它们的嘶鸣声。 行路艰难，敌人穷追不舍，密集的枪声此起彼伏。叶剑英心情十分沉重，不禁又想起了前些天自己作的诗：“越过千山与万水，问君西游何时还？”其实他真正想问的，是为之奋斗无悔的革命前途啊。 下了山，涉过一条小河，红军好不容易来到一片开阔地，疲惫不堪的战士们打算在此稍作休息。周恩来急匆匆走来告诉叶剑英，此处不宜久留，敌人随时可能空袭，部队须立即前进。叶剑英立即找各大单位负责同志碰头，布置具体措施，反复叮嘱务必马上落实。部队迅速通过开阔地，爬上了对面的小山。叶剑英刚舒了一口气，敌机便已呼啸而来，“嗡嗡”地在空中盘旋。一直忙着疏散大部队的叶剑英，把自己留在了最后。眼看敌机飞临头顶，他赶紧在路边隐蔽。 没想到越飞越低的敌机发现了目标，突然俯冲过来投下一串炸弹。叶剑英见势不好，赶快起身跑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刚跑几步，一颗炸弹就落到附近，“轰”的一声爆炸了。叶剑英仿佛被人狠狠地击了一拳，重重地跌倒在地，只觉热浪灼人。他用尽全身力气爬起来，踉踉跄跄继续向前走。  红军长征时使用的医疗器械 “参谋长，有没有挂花？”警卫员范希贤飞奔过来扶他。叶剑英这才感到右大腿靠臀部的地方一阵阵疼痛，伸手一摸满掌猩红。原来鲜血已经浸透了裤子，不断地往下流。警卫员又是心急又是心疼，赶快扶他到平坦一点的地方躺下，让马夫立即报告卫生部。  红军长征时使用的藤制药箱 不一会儿，总卫生部部长贺诚气喘吁吁地赶到。叶剑英先问：“其他同志怎么样？”听到大家都没事，他才放心地躺着担架去疗伤。尽管做了简单的包扎，怎奈伤口太深，一路上仍然血流不止，叶剑英一直咬牙坚持。到了总卫生部临时所在地后，同志们关心地询问他的伤势，叶剑英忍住钻心的疼痛，神情如往常一样淡定：“没关系，不要紧。”只有细心的人才会发现，其时他的面孔苍白如纸，嘴唇毫无血色，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掉。 医生赶紧检查情况，发现一块弹片打进了靠近臀部的地方，足有好几公分深。身处荒凉无人的山区，加之药物匮乏、医用器材简陋，医生实在没有把握可以取出弹片，只好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伤口。叶剑英也没当回事，躺在担架上继续上路了。 严冬腊月，已有刺骨寒意。范希贤担心刚受伤的叶剑英着凉，把一件棉大衣给他盖在身上。但当范希贤看清手中的衣服时，不禁惊讶地叫出了声：“参谋长，大衣被炸穿了好多窟窿！”原来，炸弹爆炸时，叶剑英正用右手拎着大衣。如果不是这件棉大衣护着，真说不定有生命危险呢。 叶剑英笑着说：“没事。”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刻起，他已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做好了蹈锋饮血的准备。在别人看来，那是生死一线间的危急时刻；而在叶剑英眼中，革命肯定是要流血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弹片无法取出这件事，他也乐观地认为是难得的经历。日后，每当有人劝他取出身上这块弹片时，他都风趣地说：“留着它作纪念，可以使自己不忘过去。” 翻雪山、过草地 四川省宝兴县的夹金山，是传说中“连鸟儿也难以飞过的神山”。它高耸入云，气候寒冷，山顶长年积雪。1935年6月，红军费尽千辛万苦来到山脚下，准备翻越这座4000多米高的大雪山。 当地人听后直摇头。他们说，必须穿上棉衣、棉裤，带上烈酒，拄上拐杖才可以，否则不是冻死、饿死，就是被大风吹到雪沟里。 战士们只有单衣、草鞋，有的甚至还打赤脚。山区人烟稀少，想加点衣裳也无处可寻，更买不到那么多烧酒。但是雪山再高，困难再大，也一定得爬过去呀。叶剑英召集大家一起想办法，最后决定多准备些生姜、大葱、大蒜、辣椒，到时候嚼在嘴里抗寒。 上午八九点钟，部队开始上山。伤还没好的叶剑英拄着拐棍，口里含着生姜，带着大家向山上攀登。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部队士气也高涨起来，边走边说笑，有人还吹起了口哨、唱起了歌。  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 越往上爬，雪越厚，坡越陡。歌声、说笑声渐渐都听不到了。爬到半山腰时，忽然狂风大作，飘起了鹅毛大雪。暴风卷着雪粒，打到人脸上、手上，像刀割一样疼痛。大家不得不用手捂着脸，一步步地向前挪动，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掉进雪窝里或山崖下，再也起不来了。  1981年5月，叶剑英为《雪山草地行》画册题写书名的手迹 叶剑英穿的也是单衣，冷得直打哆嗦，每走一步都深喘一口气。好不容易爬到山顶，那里冰雪更厚、温度更低、山风更大。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多停留一会儿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叶剑英远远地看见几个人围在一起，急忙用全身力气喊道：“这里不能歇，赶快下山！”警卫员范希贤也大声催促：“听参谋长的，快走，危险！”可这些人依然一动不动。叶剑英吃力地走到他们身边，发现三人已经冻僵了。他轻轻地摘下军帽，含着泪水和战友们告别。冷风呼啸中，他不禁想起了一路上牺牲的那么多好同志，想起了尚未成功的革命事业，想起了胸中的理想与肩负的责任，毅然决然擦去眼泪，缓慢而坚定地向山下走去。 翻过雪山后一个多月，红军遇到了一片苍苍茫茫、杳无人烟的大草地。怎样才能最快、最安全地走过草地，大家心里都拿不准。于是叶剑英主动请命做开路先锋，带着两个团率先出发了。 一望无际的草地，沼泽遍布。战士们三五成群，肩并肩、手拉手，互相搀扶，踏着一窝一窝的草蔸前进，脚上、腿上沾满了黑泥浆；若失足踏进淤泥，就会越陷越深，以至被泥潭吞噬。 叶剑英和大家一起走在沼泽地里。战士们休息时，他还在了解行军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随时记下敌情、地形、路线、宿营地点以及注意事项，详细地向前敌指挥部报告。他要为全军打好前站啊！ 草地天气变化无常。一天晚上，部队宿营时还能看到满天星斗，不多时就乌云暗涌，下起了瓢泼大雨。没有帐篷，没有雨具，也没有躲雨之处，大家全身都湿透了，上下牙齿直打架。长途跋涉、体弱多病的战士们，有些抗不住饥寒倒了下去。叶剑英忍住悲痛，提起精神给大家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什么《霸王别姬》《诸葛亮三气周瑜》。他讲得绘声绘色，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一时忘记了还在淋雨。后来，叶剑英站起身吆喝道：“咱们一起唱《国际歌》吧！”他清了清嗓子，带了个头：“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战士们精神也振奋起来，跟着叶剑英齐声高唱道：“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嘹亮的歌声响彻天际，刺透了黑夜，击退了严寒。 第二天早晨，阳光普照，晴空万里，一切显得那么平静。但是昨夜里战友的牺牲，让同志们的心情一时难以平复。大家默默地埋葬了尸体，静静伫立着和战友告别。叶剑英沉重而坚定地说：“我们活下来的人，要想着牺牲的同志。我们一定要走出草地，争取胜利！” “一定要走出草地，争取胜利！”大家握紧了拳头，暗暗下定决心。 经过艰苦的行军，部队终于来到了班佑。那里零星住着二三十户藏民，条件十分简陋。所谓房子，就是用木棍拱起屋架，外面糊上一层厚厚的牦牛粪。但在战士们心中，这简直是“草原的天堂”。他们喜滋滋地住进了黑黝黝的“牛屎房子”，生起火来烤烤湿衣服，风吹不到、雨淋不着地睡一觉，心里不知有多满足。更令叶剑英高兴的是，终于走出草地、完成了开路任务。和日后革命胜利的甘甜比起来，翻雪山、过草地的这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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