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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清 | 中国史与世界史:共同的底色

2021-11-27  lindan9997

探索与争鸣 

11-22 21:39

章清 |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文史研究院教授

有着共同“底色”的中国史与世界史何以渐行渐远?参加中国史、世界史的“对话”,首先想到的便是这样的问题。将二者强分,本不合适,即便分别追踪各自的历史,亦可发现此二者是在晚清共同开始学科化知识的建构。发掘中国史与世界史“共同的底色”,或能进一步看清,割裂的中国史与世界史,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存在诸多负面影响:中国史不便更好分享各国的史学研究及相关理论,世界史则难以如欧美及日本的中国史(对于它们是各自的“外国史”)形成自具特色的学术传统。加强两者的沟通与对话,于中国史学的成长大有裨益。

文明沟通催生了中外历史“合和”,

了解可资对比的“他者”

两种文明相遇,其意义往往展现为了解到另一空间与时间维度的“他者”。中外历史之“会通”,也有助于寻求彼此的理解之道,并解决自我“认同”问题。正是这样的“会通”,暴露出各文明的历史书写,一开始往往各自立足于“我族中心主义”来认知“他者”。恰似当下我国史学现状:中国史不讲外国;世界史没有中国。即便有些许内容,也是置于各自的“历史”架构中去认识。

有着悠久历史书写传统的中国,历代大多以“列传”或“志”的形式,介绍周边民族乃至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除依从中国之纪年方式外,还衍生出文明发展程度的判定。杜佑《通典》已有“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的看法,无非是强调“中华”与“夷狄”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晚清一开始也是将西史纳入朝代史的架构认识,将西人/西事比附于中国之历史人物/史事。如夏燮的《中西纪事》,就有“佛郎西兴于唐,英吉利兴于宋”的表达。

彼时来华西人则秉持神学史观以实现中西历史的“合和”。1833年广州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分11次刊登的《东西史记合和》,即致力于“较量东西史记之合和”。该文分为上下两栏排列,上为中史,下为西史。以“洪水之先”分别叙述“汉土帝王历代”“西天古传历记”,自然透露出深意。随后,西史之编纂体例也被引入中国,最突出的是将历史演化划分为古、中、近三个时代。1882年编译出版的《万国通鉴》一书,按“东方国度”“西方古世代”“西方中世代”“西方近世代”分为四卷,也大有意味。“东方国度”没有像西史那样区分为不同的“世代”,未尝不是指明“东方国度”还没有进到“近世代”。

文明相遇开启中外历史“合和”,为的是把各自的历史都纳入同一时间坐标轴,其影响并不限于史学。晚清士人普遍感受到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多少也是较量中西历史的结果,郭嵩焘的觉醒就表现在其真切认识到以“地球纵横九万里皆为夷狄”并不妥当。使中国受到刺激的,不仅是作为“强国”的“他者”,也包括“弱国”,尤其是“由弱转强”的例证。所谓“借镜于人国,自同洲之国始”,这也使东亚范围内的日本、朝鲜成为重要的“他者”。商务印书馆1904年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就在传递这样的意思:“观于日本,吾国人可以兴也。”

“中史”“西史”对话,

奠定了“共同的底色”

中西历史之“会通”,也促成“中史”“西史”的对话。其影响所及,对于中国历史的阐述,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都开始有了外国史这一参照,而且往往以“中史”比附“西史”。而中国的世界史也在成长,无论是古代文明史、近代史还是各大国史,尤其是对若干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评说,都开始有了中国人的声音。

当日之“史学”,在中外沟通中也扮演着特别角色。在“历史”中寻求富强之道,维系文明的优越感,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受“中体西用”论影响,晚清明确区分了“中史”与“外史”(或“西史”)。无论是科举改制,还是开办新式学堂,“中史”与“西史”都占据重要位置,从中即可窥见晚清如何结合“西史”重新认识“中史”,改变了“中国史”的“讲法”。而中国有关“世界历史”的认知,也开始有了立足于“本土”的知识积累,构成中国“世界史”之滥觞。

无论“中史”还是“西史”,都因此有了诸多“发明”。“中史”受“西史”的影响,更为重视追溯历史之盛世,总结历代改革之经验得失;最突出的是,一些被历史尘埃掩埋多年的各色人物又重新跃上历史舞台,令人感叹于“几多古人之复活”。有关“西史”的问题,更是将当时中国关心的问题投射于国外历史,如富强之由、治理之方及长治久安之道等。一则问策写道:“俾思麦可方中国何人?试以古事比附之。”这是当日会通中西历史时典型的提问方式,将西人、西事置于中国历史的背景中加以认识,甚至将中国之现实处境与历史上的西方相类比。梁启超就有这样的企盼:20世纪之中国能够经历19世纪欧洲那样的变革。

正是这样的对话,奠定了中国史、世界史“共同的底色”。影响最大的,约有两端:其一是“新名词”之入史,中史、西史有了共同“话语”;其二是将中外历史皆纳入“普遍历史”,确立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等二元架构。

“新名词不能不撰”,也是文明沟通的产物。史学中出现的新名词,则涉及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描绘“过去”;书写历史“话语”之转向,通过“新名词”之“入史”展现出来。《新世界学报》一篇讨论“中国历史”的文章,就表彰孔子为“吾中国之大政治大哲学家也”。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章节目录,也不乏“政治”“宗教”“权利”“义务”“财政”“工艺”“美术”等“新名词”。此亦表明当时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人与事,已通过各种“新名词”重新叙述。

历史书写中充斥各种“新名词”,还主要来自“东瀛”(源头自然在西方),也曾遭到严厉指责。彭文祖《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书,甚至认定“新名词”之“为鬼为祟,害国殃民”,实启“亡国亡种之兆”。到民国时期,对此也不乏争论。1923年钱玄同就仍有改“意译”为“音译”的主张,甚至对“文艺复兴”都主张以“音译”的方式表述。1926年傅斯年与顾颉刚讨论古史,则提出用“新名词”指称“旧事物”是否合适的问题。20世纪20—30年代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发生的论辩,也透露出各方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的认知存在严重分歧。胡适就撰文提出:今日中国之危机,正体现在“只是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言下之意,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帝国主义”指称“中国”未必合适。钱穆的《国史大纲》也指出:“近人率好言中国为'封建社会’,不知其意何居?”

“新名词”之“入史”,不仅涉及史学编纂的问题,接纳上述对历史进行定性的“新名词”,意味着将中西历史纳入相同的时间序列。将中国纳入“普遍历史”,究其实质,是认同西方社会的演进代表人类“普遍”的发展模式。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即道出,西人以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编写历史,虽稍嫌“武断”,却只能“权宜”为之。他也按照“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划分中国历史,并分别命名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稍后梁又按照下列四个阶段划分中国历史:(1)“野蛮自由时代”(黄帝以前);(2)“贵族帝政时代”(自黄帝至秦始皇);(3)“君权极盛时代”(秦始皇至清乾隆);(4)“文明自由时代”(清乾隆至现在)。他明确表示:“此数种时代,无论何国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则而递进者也。”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按照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将中国史分为“三大期”,认为此可以解决“中学无途辙”的问题,只要“不随朝而举”,“则不觉繁重矣”。

“断世”逐渐替代以往之“断代”,更直接的影响则来自日本。按照周予同的分析,“这类书影响于中国史学界较早而较大的,大概是日本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两书”。当中国开展新式教育时,所采用教材多来自日本,“中外史学”一门,尤其突出。直至“五四”时期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如傅斯年评述的,仍“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

对于将中国纳入“普遍历史”,同样有质疑之声。严复与章太炎围绕《社会通诠》一书就发生激烈争辩。严复接受“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并推断中国也是由宗法而渐入军国。章太炎却提出了不同看法,指明此书“不足以悬断齐州之事”,“皮傅其说”的严复并不了解中国。基于同样的考量,章也曾讥斥主张“西学源出中国”的王仁俊,以及以“三世”仰攀“进化论”的康有为,直指强行将中西纳入所谓“类例”,“何其迂阔而远于物情耶”。

“五四”时期也曾演出相似的一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强调文化的发展有一定律则,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各有不同的特点及成因。梁氏对文化差异性的辨析,受到胡适的批驳。在胡那里,各民族文化所表现的,“不过是环境与时间的关系”,如以历史眼光观察文化,“只看见各民族都在那'生活的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胡适将东西文化的区别归于历史步调的差异,认同的是“普遍历史”与进步理念。这也是当时主流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成长,尤其是以“五种社会形态”描绘中国的历史进程,同样是将中国纳入“普遍历史”的结果。接受这样的“普遍历史”,也就确立了中国历史的未来,使历史有了“目的”。

加强中国史、世界史的对话,

探索可能的突破

梁启超20世纪初尝言:“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似乎中西史学之“会通”,最不成问题。一百多年过去了,问题却愈发凸显出来。上述种种,皆是“西史”影响“中史”的体现,至今仍未改变。对此,何伟亚(James L. Hevia)已经点出问题的症结,指出中国史家重新审视中国的过去,主要体现在接受时间观念和组织分类,并运用“西方”话语解释中国之“落后”,“与从前存在于中国的任何治史方法完全不同”。

不必讳言,至今仍影响着中国史学发展的,正是这些构成中国之中国史、世界史的“共同的底色”。而如何超越“在中国发现历史”,“发现在中国的历史”,也成为当代史家需要面对的问题。改变“没有中国的世界史”,或许即是可能的“下手处”。毕竟一旦书写涵盖中国史的世界史,就需要解决书写范围、编纂体例、时代安置等问题,“话语”也不例外。加强中国史、世界史对话,既有助于共同检讨晚清以降影响中国历史书写的诸多因素,也有裨于探索可能的突破。

晚清出现的“万国史”之内的著作,不少已是包含中国的世界史。只是这些著作以编译居多,而且明显受“泰西史例”影响。冈本监辅所著《万国史记》即表示,“文虽用汉字,其体反仿泰西史例”,甚至道出,西史分称三古——上古、中古、近古,可以“明古今明暗之别”;这样的“世运岁进”,乃万国常态,“与地球始终者矣”。以“世界历史”为名的论著,还试图解决世界史、中国史如何平衡的问题。1914年徐汇公学印行的《世界历史课本》,系史式微(Joseph de la Servière)译自法国教材。考虑到“此书原本于远东之事嫌其太略,于中古及近世史内间有数节为中国学生所不必读,即读之亦无甚大益,则为之参酌考订,略者详之,芜者节之”,于是史氏做了“减法”与“加法”。上古史部分,“补录远东各国史”;“今世史”下,也补充了涉及中国的内容。

什么时候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史”不在“世界史”书写中,不是这里可以辨析的。不管怎样,撰写包括“中国史”之“世界史”,一直是中国史家关心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吴廷谬已提出“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的问题,何兹全1984年更是明确主张“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吴于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撰写的“世界历史”,更是引发学界“热议”。具体到“世界通史”撰写,也在陆续发生变化。周一良、吴于廑1962年主编多卷本《世界通史》,没有涉及中国史,只在各卷末尾加入“中外关系”的章节。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六卷本《世界史》,齐世荣主编四卷本《世界史》,则均包括中国史的内容。只是,这样的努力显然还不够,中国史研究者即很少论及此。

历史学三个一级学科的划分,对于解决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渐行渐远,更增添了难度。越来越多的高校在开设考古学专业、世界史专业,也冲击着原本按照“历史学”进行的培养模式。乐观的面向也不是没有。“外国史”尽可以存在,但称之为世界史,则必须包括中国史,已成为越来越多史家的共识。难度在于,如何确立合适的书写范围。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周谷城所著《世界通史》,已明确提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体的世界史观”也引起热议。但一般认为公元1500年以后,世界才形成一个整体。马克思也强调“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明显是将“世界历史”与“近代世界的诞生”联系在一起。为此也有人担忧,如坚守“整体的世界史观”,很可能导致“世界历史”被简化甚至矮化为“世界近代史”。

抛开“世界”这一概念可能造成的歧义,按照“全球史”的架构重新寻求“历史研究的单位”,或许更便于解决如何同时纳入中国史、世界史的问题。当初汤因比撰写《历史研究》,首先解决的正是“历史研究的单位”。汤氏认为“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因此主张把历史现象放到“文明”这一更大的范围加以考察。“历史研究的单位”,可以放大,也可缩小,引入“全球史”的架构,更能使历史书写游刃有余。世界史学者对此也多有思考,如刘新成发表《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等论文,肯定全球史开辟了考察世界历史的新视角、新框架。基于此,中国学者撰写出“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或涵盖“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全球史”,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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