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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名家侧影”栏目由《时代文学》1997年推出，先后由何镇邦、白烨、贺绍俊等人主持，每期选一位名家，并请几位同好、老友从不同角度畅聊其人其文，让读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作家在作品后面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二十余年来，100多位当代中国作家，500多位栏目作者，在这个可以从容成长一代人的时间里，以各自不同的姿态与读者相见，并在文学史上留下璀璨星光。 有鉴于此，中国作家网重新推出“名家侧影”系列，精选其中文章，一起听文坛上的老老少少聊文人，话文事。 有“短篇圣手”美誉的作家林斤澜一生经历丰富，创作颇丰，曾与汪曾祺并称为“文坛双璧”。林斤澜的小说写得有点怪，怪得有特色，性格也很有特色。这一点，读者可以从他的老朋友汪曾祺、唐达成的文章中品味一二。 林斤澜 自 述 林斤澜 生无格言，相难漫画。 若是吹牛，也是土话。 有话则短，无话则长。 没事胆小，有事胆大。 林斤澜！哈哈哈哈...... 汪曾祺 林斤澜这个名字很怪。他原名庆澜，意思是庆祝河水安澜，大概生他那年他们家乡曾遭过一次水灾，后来水退了。不知从哪年，他自己改名“斤澜”。我跟他说过，“斤澜”没讲，他也说:没讲!他们家的人名字都有点怪。夫人叫“古叶”，女儿叫“布谷”。大概都是他给起的。斤澜好怪，好与众不同。他的《矮凳桥风情》里有三个女孩子，三姐妹叫笑翼、笑耳、笑衫。小城镇哪里会有这样的名字呢?我琢磨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原来只是小一、小二、小三。笑翼的妈妈给儿女起名字时不会起这样的怪名字的，这都是林斤澜搞的鬼。夏尚质，周尚文，林尚怪。林斤澜被称为“怪味胡豆”罪有应得。 斤澜曾患心脏病，三十岁就得过一次心肌梗死。后来又得过一次，但都活下来了。六十岁时他就说过他活得已经够了本，再活就是白饶。斤澜的身体不算好，但他不在乎。我这些年出外旅游，总是“逢高不上，遇山而止”，斤澜则是有山就爬。他慢条斯理的，一步一步地走，还误不了看山看水，结果总是他头一个到山顶。一览众山小，笑看众头低。他应该节制饮食，但是他不，每有小聚，他都是谈笑风生，饮啖自若。不论是黄酒、白酒、葡萄酒、啤酒，全都招呼。最近有一次，他同时喝了三种酒。人常说酒喝杂了不好，斤澜说:“没事。”斤澜爱吃肉。“三天不吃肉就觉得难受。”他吃肉不讲究部位，冰糖肘子、腌笃鲜、蒜泥白肉，都行。他爱吃猪头肉，尤其爱吃“拱嘴”（猪鼻子），以为乃人间之“大美”。他是温州人，说起生吃海鲜，眉飞色舞。吃海鲜，喝黄酒，嘿!不过温州的“老酒汗”（黄酒再蒸一次）我实在喝不出好来。温州人还有一种喝法，在黄酒里加鸡蛋，煮热，这算什么酒!斤澜的吃喝是很平民化的。我和他曾在屯溪街头一小吃店的檐下，就一盘煮螺蛳，一人喝了两瓶加饭。他爱吃豆腐，老豆腐、嫩豆腐、毛豆腐、臭豆腐，都好。煎炒煮炸，都好。我陪他在乐山小饭馆吃了乡坝头上的菜豆花，好! 斤澜的生活是很平民化的。他不爱洗什么桑那浴，愿意在澡堂的大池子里（水很烫）泡一泡，泡得大汗淋漓，浑身作嫩红色。他大概是有几身西服的，但我从未见过他穿了整齐的套服，打了领带。他爱穿夹克，里面是条纹格子衬衫。衬衫就是街上买的，棉料的多，颜色倒是不怕花哨。 斤澜的平民化生活习惯来自他对生活的平民意识。这种平民意识当然会渗入他的作品。 斤澜的哈哈笑是很有名的，这是他的保护色。斤澜每遇有人提到某人、某事，不想表态，就把提问者的原话重复一次，然后就殿以哈哈的笑声。“xxx，哈哈哈哈.....”“这件事，哈哈哈哈....”把想要从口中掏出他的真实看法的新闻记者之类的人弄得莫名其妙，斤澜这种使人摸不着头脑抓不住尾巴的笑声，使他摆脱了尴尬，而且得到一层安全的甲壳。 斤澜对青年作家（现在都已是中年了）是很关心的，对他们的作品几乎一篇不落地都看了，包括一些评论家的不断花样翻新，用一种不中不西稀里古怪的语言所写的论文。他看得很仔细，能用这种古怪语言和他们对话。这一点，他比我强得多。 林斤澜！哈哈哈哈...... 斤澜印象杂记 唐达成 一 斤澜兄，年逾七十，童颜道首，步履轻捷，面色红润，白发苍然，两眼炯炯有神，俨然一清拔飘逸之老人。他谈吐从容宽厚，甚少与人争论，纵有不同意见，点到为止，非面红耳赤硬钻牛角，死抬杠子执拗不休之人。但是，以他数十年的沧桑经历，洞明世事，笔下无论写小说、随笔，常有独到之见，妙语惊人，却全以不动声色之平常心出之。此时你便悟出：他的智慧与热情如蓄在热水瓶中，不倒则已，倒出便觉灼人心神，醒人胸臆。 北京文学界的友人，称他为林大哥，他比我长四岁，是老长辈无疑。有的小字辈也顺口称呼，其实认真说，应称为林老师。无论他的阅历，他的学识，他的人生经验，都够你品味一辈子的，你学写作，如有他的点拨，受用无穷，能入门为徒，便是造化了。 他自己其实就是一部大书，风风雨雨，历尽千难万韧，却很少为人所知。我从温州友人处便得知他青年时最惊险的一次经历。 那是新中国成立前，浙东温州一带，新四军所属之三五支队，活跃在邻县平阳山区，进步学生暗中常与地下党有联系，斤澜大约当时即与地下党常来往，但是否已入党我就说不清楚了。1946年前后，台湾当时省长是国民党的陈仪，生杀予夺，大权在握，独断专行。斤澜那时不知是否受党的派遣到了台北工作。不久，1947年2月间，台北摊贩万人为对抗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奋起抗争，罢市罢工，声势十分浩大。省长陈仪惊慌失措，以大量军警弹压，滥杀无辜，大肆搜捕。这次摊贩的行动，可能有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人称“二二八”事件。斤澜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经同乡和友人百般营教，当时因捕人甚多，国民党军警一时未查清斤澜兄的身份来历，被同意取保释放。斤澜一出狱立刻与港口熟悉的运煤船联系；躲入煤船暗舱内，第二日即起航去上海。不料在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发现斤澜被释放，大怒，立即下令再次搜捕缉拿，但已遍寻不得。原来彼时彼刻，斤澜已随煤船漂至海上，安然脱险了。当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台湾白色恐怖愈演愈烈，斤澜如再次被捕，则有性命之忧。“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对国民党的腐败公开抗争的一次壮举，四十年后，在台湾人民强烈要求下，建立了一块纪念这次事件的死难者纪念碑。斤澜这次危在旦夕的惊险遭遇，平日很少和人说起，但是如果你读过他的短篇小说《台湾姑娘》，便会对这次如火如荼的群众抗争活动，以及后来的悲惨结局有个概括的了解。虽然他写的是小说，并非实录，但如果没有他自己那段和台湾群众同命运、共生死的切身经历，是决然不可能写得如此生动、如此感人的。 二 斤澜善饮，年轻时，白酒也有斤把的量，一般酒徒休想和他对擂。文学界中，大约只有陆文夫、汪老曾祺是酒乡高手，可以与之对酌终日。可惜那时没有录音机之类的先进电器，否则把他们畅怀痛饮，天南海北的对谈录整理出来，不仅会得到许多学问知识的启迪，也会明白他们对人生的感悟与人生的况味，岂不妙哉。 斤澜的性情豁达超逸，接触过他的人都会有感受，我想这是他高寿秘诀之所在。前两年，他陪几位文友同游故乡新辟的风景胜地。景点初创，曲曲折折的石路循山而上，有的地方只挖了一个石洞，要攀铁梯上去，许多人不免心中忐忑，面有怯色，甚至就在路边石块上安坐休息，不打算再往上攀登了。我只顾往前，倒也没有犹豫，等爬上去之后，我不免担心斤澜大哥年已七旬，恐怕不必再这样乘危涉险地折腾了。这条路也实在崎岖险奥，如不再加修整或另辟蹊径，一般游人可能要望而却步。我边寻思边行走，到了一山边小茶摊，树木葱郁，枝条葳蕤，即坐下歇足，不一会儿，斤澜兄竟缓缓从容而来，虽然额上大汗涔涔，却神色自若，并无任何畏难之色，甚至还绕茶摊极目四望，观看层峦叠嶂的起伏走势，他对大自然确实别有一番热爱情绪。在他看来，水木清华之处，即可洗去凡愁俗虑，而颇有神仙洞达之快了。 斤澜重视自然，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显现了永生不息，周行不息，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展现了憨厚、厚实、实诚的生命力”。在那人妖颠倒，黑白不辨，浊浪滔天的时刻，大自然的“好生之德”或许正是他使自己心理取得平衡，超逸于生死祸福之外，而未偏落颓唐，并获得镇静无畏精神力量的缘故。 宗白华先生在论晋人的诗情画意时，曾以为这是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境与神会，便有真气扑人之感。所谓“浑万象以冥观，元同体于自然”。精神上的自由解放和胸襟的旷达，才能有对于自然和宇宙共感的深沉境地。斤澜兄的豁达性情，正是和他对大自然之情相关的。 三 斤澜兄是著名的小说高手，无论对人生体悟还是语言表述方式，都独具一格，因此常有人请他讲课，或请他讲解小说创作规律，以及个人创作中的体会，这是很自然的，他因此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字。过去我读他的小说，总以为他写作是机缘偶触，灵感倏生，信手拈来。读了他论述创作的文字心中才不禁惊叹起来，原来他在小说领域中，无论长篇、中篇、短篇，尤其是短篇，用力之勤，之深入，之细致，决非常人所可企及。而他的叙说又与文学讲师的讲章大不相同，往往有如两人对饮，从从容容，侃侃而谈，活泼有了，生动有了，精密也有了，真个举重若轻。 比如他说：“写小说好比玩藏猫，明明白白是有那么个孩子，把自己隐蔽起来了，叫人好找。怎么个找法呢？要观察各种迹象，也就是隐蔽起来的孩子从各种情节中流露出来的现象；另外还要猜测，也就是想象，或是意会。”你看他对小说特点的解说，如此言简意赅，情节、主题、思想、曲折等习惯说法，都被他用“藏猫猫”的比喻点透。他就此还谈到意会与晦涩之别，他说：“叫人意会下来，能够意会到些东西的，是含蓄。那个晦涩是意会来意会去，却一场空。”可见晦涩往往与故作深沉状相连，却无实在的灼见，把二者的区别，一语道破。 我说他对小说形式研究得又透又细，可举他对鲁迅《孔乙己》的分析为例。他说孔乙己后来叫财主老爷吊打，以致骨折，在地上爬着走，不久爬死了。鲁迅先生只用酒店里酒客的传闻，一百五六十字交代过去了，惜墨如金；倒在吃茴香豆，教写茴香豆，分茴香豆，保护茴香豆……这微不足道的茴香豆上用了五六百字（全篇不足三千字），想来不会有别的理由，只是作者看出“这些里边蕴藏着深浓的人生味”。鲁迅先生小说中写的人物，往往却叫封建吞吃了。他们本都有善良忠厚的本性，却毫无出路，笔墨的繁简，是和作者尖锐又深沉的思想光芒不可分的，他作品的“人生味”渗透着历史、民族、“国民性”的悲剧的悲凉。斤澜见微知著，切中肯綮的体味实在胜过万千言。 斤澜在文学语言上是极下功夫的，他是温州人，吴越语系的口头语，要是硬写下来，一般读者无法卒读，所以他的作品是杂取种种话语，而且因此形成他独特的叙述风格。他细细分析了鲁迅先生作品中的用语，写童年故乡时，用乡音较多，为了表现乡情，多采用南方语言，而写城市知识分子的事，则采用不少北京话，有时也用书面语言，甚至夹杂着外文，比如写告别三味书屋时，就写：“Ａｄｅ，我的蟋蟀们，Ａｄｅ，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这Ａｄｅ就是德语“再见”的意思。斤澜自己也是主张杂取种种话语的，所以在他的文字中，有时也采取有形象、有意味的家乡方言，给人以新鲜感，加强必要的环境氛围。但他以为“作家团弄语言，仿佛揉面，总要揉透揉匀，还要发得好，还要营养愈见丰富。这就是在每个作家手里，都设法把一些少有的或未有的养分揉进这团面里去。“杂取”和丰富相随，但“杂取”的揉透揉匀实更不容易”。这里就是他从自己实践中体会到的甘苦之谈了。 清人李渔有云：“琢句炼字虽贵新奇，亦须新而妥，奇而确。”又云；“文字莫不贵新，而词为尤甚。不新可以不作。意新为上，语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所谓意新者，非于寻常闻见之外，别有新闻所见，而后谓之新也。”（《窥词管见》）可以说与斤澜的见解不谋而合。 结识斤澜兄若干年，只是彼此忙于杂务，直接接触的机会也并不很多，但他的为文为人，都为我所钦服。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尤其令人难忘。有时他虽不言不语，那锐利而有神的双眼，专注而凝视，你便觉得那仿佛是深不可测又清澄见底的大湖，那里面蕴含着的是睿智？是阅历？是感悟？是通达？那是等闲如我辈者，所一时难以说得清楚明白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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