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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慰慈全家福，由其孙女张旦悦提供） 1925年10月，徐志摩担任《晨报副刊》主笔以后，发表了叔本华的《妇女论》。该文由张慰慈翻译，是一篇犀利幽默、痛陈时弊的佳作。为了不至于引起误会，徐志摩还写了一篇介绍性的文字。 志摩说：叔本华对女性的观察，虽然并不完全正确，但他骂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妇女。当时欧洲妇女在男性社会的压迫下，往往是“不负责任，没有公德心，孩子气，欺骗，作伪，见识浅薄，奢华，琐碎，虚荣心，嫉妒”的。但是随着社会进步，欧洲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这就使她们能够抛弃各种陋习，拥有人格尊严，并在学识和事业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志摩还说：《妇女论》见报之前，慰慈就表示这篇文章可能会让“缺少幽默的读者”生气；《妇女论》见报以后，他也“盼望我们的男女读者们都有某种程度的幽默”，看看欧洲妇女的过去是不是我们的现在，她们已经抛弃的缺陷是不是还被我们摹仿，她们已经获得的权力、成绩和报酬，在我们这里是不是还很遥远的事情。 尽管他们用心良苦，但还是受到某些人的攻击。为此，张慰慈根据蔼理斯的观点又写了《论妇女的智力》，并在该文附记中再次作了解释。他说：我翻译《妇女论》，原来是想让太太们看看叔本华骂得痛快不痛快，但是她们却不仅大骂叔本华，而且连我也骂了。他还说：“可惜他们骂我的话都是口头的，并没有写出来给大家看，这倒是一种遗憾。” 这种情况很快就有所改变。1926年初，鲁迅在《猛进》周刊发表文章，含沙射影地把张慰慈“骂”了一顿。他说：“叔本华先生以厌世名一时，近来中国的绅士们却独独赏识了他的《妇女论》。的确，他的骂女人虽然还合绅士们的脾胃，但别的话却实在很有些和我们不相宜的。”对于鲁迅的谩骂和攻击，张慰慈没有回应。 另外，徐志摩在主持《晨报副刊》时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组织“仇俄友俄”大讨论。为此张慰慈也写了两篇文章：《阿玛那——一个试验共产制度的社会》和《我也来谈谈苏俄》。 慰慈在第一篇文章中说，几年前他在美国中部参观了一个名叫阿玛那的共产公社，看到那里的人不愿意和外界接触，也不愿意让世人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所以“他们只晓得过他们孤独的共产生活，他们决不肯像俄国共产党那样去宣传他们的政策和制度。” 有了这样的铺垫，慰慈在第二篇文章又说：苏俄对中国的影响可以分为外交和内政两个方面。在外交方面，尽管苏俄外长于民国九年（1920）照会中国政府，表示要退还庚子赔款，取消俄国商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放弃沙俄在中国的一切权利，并声明在中国人民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愿意提供武力援助。但是这一切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事实上，中国的广东“已经在苏俄的势力之下，差不多可以算是赤化了”；如果北方也被控制，中国就会被它同化。遗憾的是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在意，现在虽然注意了，但大家在讨论“仇俄友俄”的时候，还是表现出重理想不重事实、重外交不重内政等毛病。所以他认为，苏俄的存在不是一个“仇和友”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 写完两篇文章以后，张慰慈觉得意犹未尽，于是他又翻译了开痕司（凯恩斯）的《论苏俄》，分三次在晨报副刊连载。该文对列宁主义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又是一种经济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这对于国人认识苏俄的本质有很大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在济南遇难后，张慰慈立刻奔赴现场处理后事，随后他又护送徐志摩的灵柩回乡安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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