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枞阳县博物馆收藏的清光绪版方以智《通雅》 “要其三十年心血, 尽在此一书”（钱澄之《通雅序》，方以智《通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588页）。“旁搜杂集，间出己言，佐以辩论，诚博物之要典也”（姚文燮《通雅序》，方以智《通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86页）。方以智《通雅》, 是一部专论训诂、音韵、文字之学和杂考事物名称的学术著作。本书考释古音古训，上稽经史，旁及诸子百家，下至志书小说，博引相参，通过实地调查，然后折中判断，加以训释，多有创见。在这本书中，方以智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开明广阔的历史眼力，创造性地在训诂学中运用了方言俗语、笔记材料和金石铭文的研究成果，并开放性地引用了西学知识，开拓了汉语研究的新领域。《通雅》一书，不仅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古汉语词汇，而且它在考证解释字词音义、名物问题时，还杂有大量的论证阐述和知识综合会通，内容涉及诸多学科，是当时条件下所能达到的各种知识的汇集和考辨，在文化思想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所谓函雅故，通古今，纳中外、启民智，在明人著作中，“为不可多得之书也”。（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民国丛书第三编48册，上海书店，中华民国23年，第117页）“明人方以智《通雅》，在训诂上也有创见。”（郭在贻《训诂丛稿》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页）在训诂方法上，他提出并践行的因声求义即“欲通古义, 先通古音”（方以智《通雅·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2页）这八个字，作为一种理论，对清代的语言文字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2页）“实际上开了清代学者以声音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的先声”。（李智明《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稿》，贵州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10页）何九盈把《尔雅》《广雅》和《通雅》列为三部研究古代词汇的必读之书。有学者认为，方以智在中国语言学史创下多个第一。（周远富《<通雅>古音考》，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133页）“他对于古言古训，爬罗剔挈，废了多少心血，真算得中国文字之功臣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62页）在《通雅》中，方以智首倡文字改革，是中国主张汉字拼音的最早倡议者。在文学上，主张采取折中融合“收众长”，包容各家取精华的态度，“此谓大家收众长，风雅正变求真诀。壬申即遇云间龙（陈子龙），己卯又与篔簹（姜如须）逢。骚雅汉魏合陶铸，协律唐宋穷乃工”。（方以智《通雅》，《与姜如须论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8页）积极倡导“词为边（语言艺术形式），意为中（思想内容）”，强调诗歌的情感内容与艺术形式两者密不可分，认为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语言来自于作家长期积累起来的思想修养与艺术修养，充满了辩证的哲学色彩。方以智作于崇祯十四年（1641）的《文章薪火》，堪称桐城派古文理论的滥觞之作，它的面世，标志着桐城文学的师法取向基本完成了从先秦两汉扩大到了唐宋大家的转变，掀起了清初文坛师法唐宋的思潮，为桐城派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创作经验。总之，《通雅》一书，自然科学知识所占比重达百分之六十，“有许多新见解，先于乾嘉学者而发明。”（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54页）《四库全书总目》对其评价颇高：“是书皆考证名物象数、训诂音声。……明之中叶，以博洽著称者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然（杨）慎好伪说以售欺，（陈）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者焦竑，亦喜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动辄牵引佛书，伤于芜杂。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虽其中千虑一失，或所不免。而穷源溯委，词必有征，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矣。”（纪昀主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三》卷119，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87 页）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极力推崇《通雅》：“密之学风，确与明季空疏武断相反，而为清代考证学开其先河，则无可疑……他虽极博古而亦不贱今，他不肯盲从古人，全书千数百条，每条都有自己独创的见解。依我看，《通雅》这一部书，总算近代声音训诂学第一流作品，清代学者除高邮王氏父子外，像没有那位赶得上他。但乾嘉诸老，对于这部书很少征引，很少称道，不知是未见其书，抑或有什么门户之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170页）胡朴安评《通雅》说：“引经据典以求之，颇少悬揣之空谈。……在明考据中，颇不多见。《四库书目提要》推为开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之先声。”（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民国丛书第三编48册，上海书店，中华民国23年，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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