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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与命理学的演进 以上我们大致鸟瞰了星命学面对案例挑战时所采取的回应方式，粗略观察到一些颇为有趣的现象。其中最首要的是理论本身几乎完全不见因为案例的挑战而牵动。论者可能补充了一些内容，包括其他术数所用的因素如分野这样的观念，但这是补充增益，而不是去修改理论架构。换句话说，当这门学问面临失灵危机的时候，术者最先想到的常是去看有没有其他的小因素还要再考虑进来，或者根本就寻求非理论的解释来开脱。基本理论的展现风格似乎有著某种僵固性，宁可你不相信命理，他就是稳如泰山，纹风不动。 像《三命通会》这部权威极高的书籍正是这样的风格。诚然在其书中的特定部份确是多少参纳了些如上述「享用过甚」等非理论的说法，来为解释八字失灵的情形兹一谈助，但是只要一谈到理论本身就丝毫不肯假借。在前面一再提到的「十干日某时断」的组合中，同条之下有时收容了若干显然命运跟总断迥异的案例，但是万民英对这样的情形并不多作交代，甚至於不屑用风水、阴功等非理论的途径来开脱。[95] 反倒是对於命造大致相同，但仕途的品级有些微差别者却斤斤计较，详论其富贵之所以然。 像这样在形式上理论僵固、对於案例无话则短，有话则长的情形其实凸显了星命学这门学术特质的重要表徵。那就是无论是西洋占星学也好，本土的四柱也好，都是先有一套宇宙观作基础，然后解释天如何能影响人，逐步演化推衍而来。如前述万民英分析自己的命造，就是全在推演理论，最后拿出实际八字印证而达到「命信然」的结论。拿出八字来当然在修辞上大大增强了理论推演结果的可信度，但是八字本身在这里没有提供任何更多的资讯。如果我们去看一部《郑氏星案》、一部《杜氏星案》中的所有案例，情况也都是如此，里面并没有发展出什么《张果星宗》中所没有的理论内容。因为案例中所有可以被拿出来讨论的素质，早已经在被纳入命理学内容一部份之后、在案例里提出之前、就在理论中定义殆尽，所以案例在此最多只能提供此理论另一种方式的示现形态而已，它并不创造新知识。 这样在形式上实际案例拿出来只当作「印证」而非「证明」之用的设计，对星命学本身的稳定其实颇具深意。如果星命学理论真要依靠够多案例的民意支持才能成立，那么早就已经崩盘了。理论必须顺著自己的逻辑走，不能一个一个屈就去处理违反它推演结果的案例，否则将只会倒持太阿，势必要促导全盘的重整，最后非得承认自己理论内部有多处矛盾不可。以上用增益新法或非理论的方式去处理，对於星命学的安定与繁荣都是十分明智的。 有关星命理论不需要案例支持即可屹立长存的说法，这里可以提供一个例子。在《三命通会》中有一个特别的格局名叫「十干十二年生大贵人例」。此格极为不凡罕有，但毫无案例可资印证。在这个格局下万民英这样说： 以上逐年只有一日一时主有大贵人，应世建功立业之命，不然出尘神仙，常术不能晓也。大贵人莫过帝王，考历代创业之君及明朝诸帝，无一合者。余尝谓天下之大，兆民之众，如此年月日时生者岂无其人，然未必皆大贵人。要之天生大贵人必有冥数气运以主之，年月日时多不足凭。[96] 如此没有任何案例基础，而最贵的大贵人又都不出生於这些时段的格局，虽说也不算是针锋相对的反证，但岂不正警示此物的实践可信度大有问题吗？连万民英都不敢为它多说话，却也还是安然在正统命书中居一席之地。若星命学的基础是完全建立在实例之上，岂得有此？ 以上说明了在形式或展现风格上，星命学中出现的案例不作创造新知识之用，也解释了为什么星命学适合避免以牵动理论的方式来应付不符其理论的案例。但是案例真的在星命学的发展中毫无作用吗？理论真的是完全僵固不可能动摇的吗？笔者的答案却也是否定的。若要细论后者，需要有更多史料才有可能做到，非本文所能及，但由前述子平法的基本形可以从三柱变成四柱，以及占星历经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可知，基本理论当然是可能改变的。而理论面临修改之必要，却也和案例的验证脱不了关系，只是这些影响理论或法则的案例是一些「暗」例，他们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不以案例的形式出现。 医学史的上古时期也几乎是「无案可稽」，但不代表医者并未将所经历过的案例心得笔之於书，只是以验方的方式呈现。星命学也是如此。文本字里行间散见「此法多验」或「不验」的的语句，就是星命法则历经案例锤链的痕迹。长久下来渐渐裁汰了一些理论或法则、逐步改变星命学至现今的面貌。为什么这个时候案例可以不受理论僵固性的限制，不但没有被漠视，而且还可以发挥作用？答案是这是当有理论并未定於一尊，有竞争者存在时才容易发挥作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以实际案例裁理论之是非长短者的情形，无不是在术者对於某些问题有歧见的场合。这些时候暗例也好、明例也好，是作为证明者而非印证者出现的。如《耶律真经》开头不久之后在提到星家长久以来的宫、度之争后，即提出其星度的推算结果，并强调「此皆历验，非臆度。」[97] 彷佛带了一手回马枪，暗喻在星命学中有很多理论或法则，不外是臆度所生。 一个远较有名、也更为麻辣有趣的明例是前面提到过的《张果星宗》＜评人生禀赋分金赋＞，在这方面的意义尚无人讨论过。这篇假借对答预测开元诸臣日后命运的问答集，表面上的目的是要教导后学如何掌握抽象法则推算命盘，但是文中的张果在告诉年轻人什么才是「正确」的看命法时，却在教学的包装之下，夹带著有利本门的宣传以及对别派的诋毁。文中极其露骨地假借一个托为唐初术数界名人的「袁天纲」作为张果代言人的名义，大肆攻击另外一个被称为唐太宗御前知名数学家、术数家「李淳风」的见解。文中一篇头就开宗明义，以尧时生人张果的口吻告示后学小子本门派的基本立场： 前辈天纲号为善知天文象纬、曾会诸星於竺罗、及得予旨、方知用宫主为非，以度主为是。[98] 用度不用宫也正是《张果星宗》全书的基本立场。以一个外行人看《集成》，可能不容易看出这个门道，然而在附有韩擢＜序＞的版本，就明言了这个立场，并批评遵奉「宫主」的「琴堂家正坐此，以故多不应云。」这显然这也是宫、度纷争下的产物。[99] 当然，所示范的案例看命法则，也都是按照「度主」派的逻辑在走。尽管从其论述内部，我们还是可以说案例并未跳脱所承理论之新知识，但是一旦有了对照组，其意义马上不同，在此一转成为门派之间论辩的重要说理工具。在《张果星宗》尚存，而其对手「琴堂家」早已无影无踪的今日，回首夙昔，也许＜分金赋＞内这些史家看来荒诞不经的案例，还真的曾在策反敌方或说服游离者这些方面，立下过不少汗马功劳。 结语 本文从星命学必须接受案例考验的前提，讨论其在中国历史发展有关知识特性的面向。得到了案例在星命学的文本中是居於边缘但独立的地位；在案例挑战下理论失灵时，星命家通常以增益解释因子和非理论的方式来回应；以及案例虽在形式上只容许附丽於的星命学理论，但是在理论尚处竞争阶段时，成功的案例可能使某派的星命学在物竞人择中扮重要地位等这三个结论。 诚如经济学家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所说，人们可能会想当然耳地认为，容易受经验鼓舞的人脑会从比较具体的事物开始分析，渐渐转趋抽象；但事实上不管是什么科学的领域都并非如此。[100] 星命学并不例外。若将本文所试图解答的三个问题质诸其他预测性的学科，相信会得到不尽相同的答案。如果要问为什么那些答案会跟上述三结论有所不同，这正好是星命学观过知仁之资，却也是它魅力之所在吧。 -------------------------------------------------- ------------------------------ * 中研院近史所助研究员。 [1] Donald N. McCloskey, Knowledge and Persuasion in Economic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xi. [2] 这份声明原发表於The Humanist (September/October, 1975)，全文仍可在该刊主办单位，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American Humanist Association）的首页http:///documents/astrology.html 找到。 [3] Paul Feyerabend, 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London: NLB, 1978), pp 91-96. [4] 丁致良译，《占星学》，（台北：立绪文化事业公司，1996），页7。 [5] 矢野道雄，《密教占星术》（东京：东京美术，1986），页 1-46; 164-178。传统上对於个人占星学在中国的出现大多会提到中唐由中亚传入的《都利聿斯经》。矢野也提到了这部经典，也认为这本书的占星内容当比《宿曜经》更直接影响中国占星术的发展。但可惜此书已经亡佚，无从讨论其间的关系。 [6] 何丙郁，＜「紫微斗数」与星占学的渊源＞，《历史月刊》68 （1993），页39。 [7] 如吕才认为汉初的司马季主为禄命学的开创性人物，但是根据贾谊的文章我们只知道他用卜筮可以知人禄命，不能确定他所使用的技术是否为以计算人的生辰为基础。宋濂则认为更早，因为《史记》＜天官书＞中就有了禄命家常用的「空亡」概念。此说固然，但是术家常常援引另一系统的术数概念以为己用。如星家多用四柱者即是显例。不足以作为禄命在汉以前就有的证据。 [8]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Taipei: Caves Books, 1985), vol. 2, p. 356. [9] 中村璋八，《五行大义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73），页212-221。 [10] 《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本，1981），页4063-4064。其中「南阳近亲」条当指张机《伤寒论》＜序＞所说其南阳宗族十之六七在短期之内死於伤寒的典故。 [11] 梁湘润、韩炳庆《命学大辞渊》（台北：东方命理书苑，1974），页560。 [12] 《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本，1965），页4064。 [14] 李虚中，《李虚中命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1986），子部809册，页1。 [15] 韩愈，＜三星行＞，《艺术典》(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据1934年中华书局影印雍正铜活字排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再影印，1993)，卷629；第472册，页58A上。 [16]宋濂，＜禄命辩＞，《艺术典》卷629；第472册，页57A下。《四库》作李弥乾《演禽通纂》，＜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1986），子部809册，页237。 [17]薮内清，《补改订中天文法》（京都：平凡社，1990），页190 [18] 苏轼，《东坡志林》，《艺术典》卷630；第472册，页61A中。 [19] 宋濂，＜禄命辩＞，《艺术典》卷629；第472册，页57B下。 [22] 《艺术典》卷567-585；星命部汇考3-21，共19卷。 [23] 袁树珊，《中国历代卜人传》（台北：新文丰出版社重印，1998），页356。陆位另著有《星学纲目正传》20卷，见《明史》（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艺文志＞，页2443。 [24] 此书的一个三卷节本的《星命溯源》被收入《四库全书》时，乾隆馆臣根据做了若干文献考证，根本上否定此书会作於唐代，对於张果这位挂名的作者，也删去「不题」，见《星命溯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09，页45-46。不过，比起文献考证，下面提到的现代观点论据似较坚强。 [25] 薮内清，《?补改订中??天文?法》（京都：平凡社，1990），页190 [26] 李光浦，《果老星宗新诠》（台北：武陵出版社，1999），页12。 [27]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2, p. 352 ; 薮内清，《?补改订中??天文?法》（京都：平凡社，1990），页190-191; 何丙郁，＜「紫微斗数」与星占学的渊源＞，《历史月刊》68 (1993)，页47。 [29] 《艺术典》卷629；第472册，页55b下；又见袁树珊，《中国历代卜人传》（台北：新文丰出版社重印，1998），页379-380引《光绪浙江通志》。二者文字有小异。如后者称郑每次推命倒悬仰观旬「月」，不免太久。此从《集成》。 [30] 有关这桩公案以及相关的意义请参考吴以义，＜溪河溯源：医学知识在刘完素、朱震亨门人之间的传递＞，《新史学》，3卷4期，页57-94。 [31] 李约瑟在前揭介绍《郑氏星案》时指为14世纪的星盘。另外李光浦在40案中考出到15个，发现案目不依时代排列，时间最早为1312年12月27日（阴历十一月29日，案32），最晚者为1376年2月2日（阴历正月12日，案8），前后相隔64年，稍微久了一些，但也非不可能。见李光浦《郑氏星案新诠》（台北：武陵出版社，1998），页301-302。 [32]袁树珊引《光绪处州府志》有一明人杜璇，「精於星命，言祸福贵贱无不验。名著远迩。当道士大夫皆信重之。」事迹乡里相同，名亦相近，不知是否同一人。见《中国历代卜人传，页372。 [33] 《艺术典》卷585；第469册，页36A下 [34] 《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本，1965），页4063-4064。其中「南阳近亲」条当指张机《伤寒论》＜序＞所说其南阳宗族十之六七在短期之内死於伤寒的典故。 [35] 《艺术典》卷585；第469册，页36A下 [36] 《明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教本，1986），页2443。 [38] 由於年代毕竟是历史学家有职责处理的问题，《四库全书》的＜提要＞直接将李登放在明代的嘉靖二年，除了因为平、靖意近，亦因「中都」这个地名属於明代之故耶。但这样的话实与本文预测天宝后事的目的相违。总之除了解释成故弄玄虚，则种种疑难无可解。关於此篇的年代，置之不问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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