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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世家话一叶:富连成是我的艺术摇篮(二十二)

 cxag 202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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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盛长先生口述、陈绍武先生执笔) 

风云变幻
        从农场重返阔别四年多的中国京剧院,本来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然而,一旦这种愿望变成现实时,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却象打翻了五味瓶一样,油然滋生出一种连我自己也解释不清的依恋之情:我留恋曾经善意帮我从痛苦中挣脱出来的各位领导和普通干部、留恋与我朝夕相处荣辱与共的同道、尤其留恋我那正在艺术道路上成长着的三十几名学生。当我打点好行囊、登上驶向火车站的汽车、途经阡陌纵横的田野时,竟然泪眼模糊地发现,原来农场的景色是那样的美,那葱茏茂密的树木在微风下摇曳着,象是向我招手道别;那沿着整齐的沟渠向丰腴土地的潺潺流水之声,也象是为我唱着送别的祝福曲。我在心里默默地叨念着:别了,这一方肥沃的土地。尽管我在你身旁经历了一生中非同寻常的岁月,但却终生不会忘怀你所给予我的教训与恩惠。

         回北京后,院领导仍然让我回二团工作,我很快又把丢下四年多的各种活路重接了回来,精神振奋地参加了排练与演出。当我重又登上阔别已久的人民剧场的舞台向首都观众献艺时,内心的激动达到了顶点。彼时,我们演的还多是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1962年我们去了一趟武汉,除了演出《三打祝家庄》、《猎虎记》等二团的代表剧目和各自擅长的传统戏外,还演了一出新排出来的《火烧连营》,李和曾主演刘备,我演孔明。
        为了迎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1963年下半年,全国各地京剧团都纷纷编排现代剧目。我们中国京剧院是全国最大的京剧院团,地处京畿重地,直接受中央文化部领导,更要率先拿出象样的戏来,以不负示范团的盛名。于是,各团都在争先准备拿出质量高的剧目,袁世海、杜近芳、孙洪勋等人排了《社长的女儿》;我们二团排了《战洪峰》;另外,由老戏剧家翁偶虹先生和剧院总导演阿甲同志合作移植改编了沪剧《红灯记》作为全院重点排练的剧目,为此集中了全院优秀的演员,组成了实力雄厚的剧组:由李少春扮演李玉和,曲素英扮演铁梅,高玉倩扮演李奶奶(是阿甲同志委托我向她做工作,她才同意放弃花旦而改唱老旦的),叶盛兰扮演鸠山,我扮演王连举,另有其他几个同志分别扮演了其他角色。这是排练《红灯记》的最初的阵容。后来,因为不同的原因,演员个别有所更动。因为曲素英身材比较高,与少春不好配戏,故尔把她换了下来,改由杜近芳扮演李铁梅。不久,又把我四哥扮演的鸠山一角拿了下来,理由当然主要是因为他在“政治上不可靠”,不宜把剧中这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交给他演,尽管是个反面人物,其次,是觉得他们小生行当演这个角色不合适。这件事对我四哥精神上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本来他曾与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等合演过现代戏《白毛女》,他以小生行当应工扮演的大春一角,博得过内外的一致好评。这次,他接受扮演鸠山一角,心里非常高兴,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另一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为小生的表演开拓更广阔的戏路。为此,他翻阅了大量的文字与图片资料,访问了熟悉日本风土人情的人,每天认真地揣摩人物心理,练习他说话的神态,提炼出有特征的步法与形体动作。他要塑造的鸠山,一个外表道貌岸然而心术阴暗残忍的日本政客与军官,他身上既有作为外科大夫的高级知道份子的儒雅风流,又具备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是一个性格复杂老谋深算的人物。为了把这个人物演好,他想在表演中揉进传统戏中文、武两种小生的演法:既从他擅长刻画的周瑜中提炼出有用的技巧,又想从他拿手的扇子生表演中攫取出合适的手段。他是颇有信心的。然而,他的一切努力竟然化成了泡影,他怎么不为此而痛心呢?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件令人痛惜的憾事,如果他的设想付诸实践,那么,我们京剧现代剧目的人物画廊里,则会保留下一个独特的反面艺术形象,而为后人的艺术创造活动提出许多有益的借鉴与启迪。


        把四哥拿下来以后,鸠山这个角色一直空缺着。过了一段时间,不知为什么,领导上却让同样“在政治上不可靠”的我准备这个角色,也许是因为知道我曾经于解放前在上海演过《五鬼捉刘氏》中的日本鬼子古寿夫和一时确实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的缘故吧?不管是什么原因,既然领导上把这么重要的活儿给了我,我就一定要把他演好、演活。我先找四哥,让他把他原来的设想讲给我听,然后自己也开动脑筋,结合自身的条件对人物做了艺术上的设计,连服装、造型都是我按照原来演古寿夫时的样子提供给导演团并得到批准的。当然,我的演法基本上是按照老生的路子演的,与四哥的设计略有不同。一直到这个戏彩排,始终是由我担任这个角色。
        后来又有了变化。因为某种原因,《社长的女儿》停止了排练,袁世海闲下来了。于是他便向领导提出要求参加《红灯记》剧组。为了增强这个戏的阵容,领导上觉得他参加会使戏更增色,于是便由阿甲同志出面,动员我把鸠山一角让给袁世海演,我则仍回二团参加《战洪峰》的排练。说心里话,当时我心里也不痛快,好不容易把一个人物立在舞台上了,突然又不让演了,实在不忍心。可是,考虑到个人的身份,更考虑到论艺术水平,自己确实不能与世海相比,只好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不仅按要求回二团,而且在回团之前把鸠山的戏说给世海。当然,世海兄并不是照猫画虎地按我说的演,而是加进了自己独具匠心的创造,按花脸的路子创造了另一种面貌的鸠山。彩排那天,江青不知是代表哪个部门到我们剧院去审查,是我给世海化的妆,除了一双马靴是新置的,其余仍按我设计的扮相。我本来没事,因扮演小伍长的茹沐春临场生了病,故尔由我暂时替他演了一次。后来,这个剧组又缺了一个跳车人,让我来,我因在《战洪峰》中有活儿,没有接。
        总之,在一出《红灯记》里,我先后担任过王连举、鸠山、小伍长等几个角色,而最后却一个也没演成。
        这出戏在1964年5月开始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受到了一致好评。我回二团参加了《战洪峰》的演出之后,又相继参加了《南方来信》与《节振国》的排练、演出。《南》剧是据同名文学作品改编的,内容是反映越南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一段斗争故事。《节》剧为唐山市京剧团原排,我们把它移到首都舞台。1964年,我们带着这几个新戏和一部分传统戏到西藏自治区做了慰问演出。
        1966年春,剧院抽调部分干部与演员到西北地区搞“四清”运动(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满以为自己也能被指派去参加这样的工作队,借以了解农村的形势并提高个人的思想觉悟,不料,我的愿望却落了空,政工组的干部戏我说:“你因政审不合格,只能留在院里学习。”我能有什么话讲,只好乖乖地参加学习。
        正在我们集中学习的时候,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阶级斗争的弦比任何时候都绷得更紧了,无产阶级专政比任何时候都强化了。我这个已经在历史上明确作过结论的业已“免冠”的“右派分子”,重又被“提升”为屈居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及坏分子之后而名列第五类的专政对象。从那时起,我这个'牛鬼蛇神'便被彻底地赶下舞台,迎接我的乃是一个又一个的厄运。
开始,剧院革委会分配我做勤杂工,后来又让我当过电工、管道工、锅炉工和看守果木树的值班人员。1970年,索性把我送到“五七”干校从事农业劳动,先后让我干过管理水稻田和打井的活儿。与此同时,我还不断地被揪出来挨批挨斗,遇有三哥、四哥挨批斗时,也必然要我陪着。
       “文革”后期,经当时掌权的浩亮批准,把我们一班人由干校调回剧团烧锅炉,我烧了一段时间后得了病,于是又调我看澡塘子,每天负责卖澡票、放水、刷池子,最后又把我调到食堂去卖饭票。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间,我先后换了许多工种,干了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活儿,唯独没有干过自己所擅长的专业,正所谓“扬短而避长”。而这十年,正是我年富力强的十年,大好的光阴白白地付诸流水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的精神虽已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但身体却大不如前了,由于干修理管道和水稻田活儿时经常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下作业,我的腰患了较严重的风湿病,以致三个多月不能起床,只得被迫卧床休息。腰病渐渐康复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能正常上班,直到1978年10月,才正式回到我朝思暮想的舞台重操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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