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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炫:“璎珞”的生命力之美

 吴炫的否定主义 2021-11-30

中秋佳节


佳节赏月齐团圆,普天同庆贺华诞!值此双节之日,祝每一位读者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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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璎珞”的生命力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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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前年看完在海外影响力较大的《延禧攻略》,已经是那个夏日凌晨的3点了。这两年来,“雪落下的声音”的主题曲是我经常聆听的歌曲,剧中海兰察转达傅恒“来世你是否可以陪伴我”的遗言和魏璎珞“好……我答应你”的哽咽允诺,是我经常回忆的片断,且常常为璎珞强大的生命力眼眶湿润,这似乎是我看大同小异的宫斗剧从来没有过的情景。是什么内容会使得深夜中的我愿意一遍遍听充满意境感的“雪落下的声音”?是璎珞和傅恒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故事内容的爱情吗?还是透过他们从来没有在一起的爱情,让我发现这部作品其实蕴含着更深的关于捍卫生命尊严的力量对权力和爱情的启示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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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电视剧的题目别有深意。“延禧攻略”其实主要就是魏璎珞的攻略,但她攻的是什么“略”呢?这个历史上尸体一直没有腐烂的魏佳人,充满着艺术可以开掘想象的种种谜团。作品中的魏璎珞最后虽然坐到皇贵妃的位置上了,但并不是老谋深算、心计用尽、你死我活的宫廷争斗可以概括的,明显区别于《甄环传》中以权力为目的的甄环和《如懿传》中以害人为业的令贵妃。令贵妃害人的“心机”之所以不同于魏璎珞不被人害的“智慧”,是因为前者轻视生命的尊严,后者捍卫生命的尊严。

魏璎珞跑到皇宫里是为了遭受污辱残害的姐姐璎宁复仇,很容易写成一命还一命的落俗故事。因为“复仇”是一个太笼统的概念,也很容易理解为杀人偿命,多数观众可能就不会再对“璎珞的如此复仇”进行深究。璎珞让污辱残害姐姐的凶手得到惩罚,并不是以杀害凶手为目的,而是通过惩罚捍卫生命的尊严,这就是杀人凶手的母亲被“雷劈”的缘由所在。如果高贵妃是为了延续家族荣光而你死我活,娴皇后是为了爱情而你死我活,那么璎珞则是为了捍卫生命的尊严对抗你死我活。捍卫生命尊严的信念不仅是24年为姐姐讨一个公道,也会使璎珞为宫廷里所有生命的尊严讨一个公道。这个“公道”才是璎珞在宫廷里奋斗的目的,从而使“复仇”具有了其它宫斗剧所没有的捍卫生命尊严的含义:做刺绣宫女时为使同伴不受责罚挺身相护,受皇上误解时从不辩解伸冤,受高贵妃污辱时从不服软求饶,均使得围绕这一信念去生存的璎珞形象奕奕生辉。从一个刺绣的小宫女一步步挣扎过来,璎珞的心智不是用在与姐妹们争夺被皇上宠爱的权利上,而是用在对污辱生命尊严的行为的抗争上,这才是璎珞以自己的不屈的人格魅力逐渐吸引皇上的奥秘所在,这是包括娴皇后在内的嫔妃们难以理解的,甚至也是为人贤惠善良的富察皇后惊异而欣赏喜欢的。

多数观众会觉得一个小小宫女怎么敢如此忤逆皇上的意志却又能让皇上对她欲罢不能,是否不太真实?这是因为我们对“真实”的理解已经“文化”化了,当然就很难接受璎珞也把皇上当作一个不会草菅人命的“男人”去对待。宫廷中真的没有“人”出场而只有“尊卑”的关系吗?在受宠于皇上并且知道皇上真心喜欢自己后,不主动不谄媚,正是璎珞女性生命独立魅力表达的重要方面,也是其他嫔妃所缺少的方面。璎珞的“死鱼眼”确实谈不上好看,但璎珞的“不顺从”正是通过这样的“死鱼眼”来表达的。试想,生命的尊严和性格的倔强难道应该用富察皇后楚楚动人的眼神来表现?难道应该用娴皇后富有心机不动声色的眼神去表现?璎珞从里到外就是这样与周围的贵妃嫔妃们不一样的“不好看”,才区别于《甄环传》中的甄环以权力与私利为最高目的的艰难奋斗,也区别于《如懿传》中的令贵妃谋害众多皇子最后被乾隆毒死的剧情设计。所以魏璎珞的“攻略”,针对的是轻视生命尊严和人格魅力的传统权力和利益文化,并以此构成对呵护天下生民的乾隆致命的吸引力,这也才是乾隆对璎珞是审美而不是身体性的翻牌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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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传统伦理观念强调在“大义”面前人的爱情、亲情和友情都是可以靠后甚至放弃的,爱情、亲情和友情便都可以作为“小我”被牺牲,“舍生取义”这样的观念就很难被导演和观众去重新审视。当乾隆对璎珞说“朕是一国之君不可能有爱情”时,当《甄嬛传》中的甄不同程度地利用了友情和爱情走上上位时,《步步惊心》中的若曦却为了平衡友情、爱情、亲情的关系焦虑而死,放弃的是皇后的权力。继桐华小说改编剧的这种创意之后,《延禧攻略》在这个问题上又以对“义”的改造显示出新的创意,那就是:只有生命尊严的优先守卫,才是属于现代性的对“义”的独特理解,也才是在全球范围内唯一可以优先于爱情的“义”。果真如此,儒家以孝悌等级为规范的“义”和法家以权力统治为目的的“大义”,当代以个人利益为最高追求的“利就是义”,都可以理解为是无视生命和生命尊严的“义”,这样的“舍生取义”,就是应该被审视的。《延禧攻略》对“大利之义”的突破在于:只有生命的尊严被捍卫,爱情才不会爱的屈辱;只有人格的独立被尊重,爱情才不是身心的依附,一个生命随意被污辱被残害的世界,爱情只不过是生命的乞怜。所以在剧情发展中,璎珞对傅恒有情却很冷酷,以至海兰察也不能理解有权势的璎珞为什么一点点希望也不给傅恒,以至多数观众一直很难理解璎珞和傅恒为什么不能勇敢一点?傅恒和璎珞的感情,虽然源自璎珞错把傅恒当成害死姐姐凶手纠葛,但其实也与傅恒姐姐孝贤皇后的善良爱心有关。真相浮出水面的过程,便是璎珞不知不觉间对傅恒产生感情的过程:傅恒在璎珞怀疑误会他的过程中对璎珞爱的守护之坚定,是打动璎珞的主要原因。璎珞冷酷傅恒也没有被傅恒所放弃,突出地体现出真爱的坚定守护之性质。傅恒最后牺牲自己拯救璎珞的生命,更将爱的奉献性展示的令人涕下。而这样的爱情,均是以璎珞和傅恒的彼此尊重为前提的。傅恒对璎珞的尊重体现为他深深理解璎珞的冷酷是捍卫生命之尊严为人生第一要义,而璎珞对傅恒的尊重则体现为傅恒娶尔晴是皇上的权力意志所致的释然。因为她与傅恒的爱情,从头至尾都没有真正现实化过,又何以有现实化的“在一起”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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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这就涉及到什么是守护爱情的方法问题了。在《甄传》中,十七阿哥死了以后,甄与十七阿哥的爱情就是失败的,甄嬛是否有爱的思念,剧情也没有涉及。而在最近播放的电视剧《如懿传》中,如懿最后在心理上也离开了乾隆,宣布她与她的“少年郎”爱情的结束。如懿将爱情理解为花开花莲,以男女不能相思相守作为爱情的结束,使得影视的编导与老百姓忠诚不二、白头偕老的爱情观念并无区别,除了让人感伤唏嘘的共鸣,并不能给观众带来爱情问题上的启示。而《延禧攻略》中的璎珞与傅恒,几乎从未在一起真正谈过什么情说过什么爱,既不能像如懿与乾隆那样在杭州逛西湖,也谈不上哪怕仅有一次的短暂欢娱,但却能以“下辈子你能不能守护着我”的问询,给观众以持久的心灵震撼,其原因就在于:爱是心灵的陪伴而不是身体的相守,爱是身体听从心灵的召唤而不是只能靠身体带动心灵。爱如果定位在心灵的守护上,身体相拥与否就不是重要的了:如果能,那是身体的双双激越飞翔;如果不能,那是“春江花月夜”的彼此审美相望。身体是否双双在场,可以左右身心的舒适,但不能左右以心灵激荡为标志的爱情之美------后者正是爱情穿越身体生存需要之现实的显示,也是这部作品在爱情的方法上有所突破的关键所在。由于心灵可以尊重、规范和放纵身体,所以身体是否能结合并不能说明爱情的有和无。爱情可以让两个身体燃烧,爱情也可以让两个身体冰冷。如果以身体在一起为标志,姘妇被皇上打入冷宫,便可以说皇上不爱而姘妇也不能爱了,但如果以心灵陪伴为标志,不仅如懿被打入冷宫不能说她与皇上不再相爱了,而且傅恒的死亡也不能说璎珞就把傅恒彻底放下了:这才是璎珞最后对乾隆说我会以一生来回答你的言外之意:璎珞以心灵守护傅恒而以身体取悦皇上,说明爱的方式常常是身心分离的,也说明真爱是常常伴随现实的痛苦体验的。爱的性质是为对方着想,爱的符号是心灵触动,爱的方式是深藏的思念,爱的结果是相望之美,古今中外的爱情故事似乎都在验证这样的爱情至理,璎珞和傅恒遗憾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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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也是更重要的,能够在心灵深处守护死去的傅恒,璎珞必然在现实中也会守护着每一个活着的生命,最后就构成了权力呵护生命的审美图景,这一点,是《延禧攻略》最重要的“个体化理解”,也是该剧区别于国内其它宫斗剧对权力与生命关系认知的关键点。

   由于真爱本质上是有尊严的生命才能产生的,所以守护真爱也必然伴随着守护生命的不被摧残和伤害,这是璎珞最后成为皇贵妃让观众最有意味的阐释。璎珞与娴皇后的约法三章是剧情发展的核心:要和平相处可以,但紫禁城里的孩子一个都不能被伤害。不伤害自己的孩子是本能,不伤害所有的孩子却是新的文化。摄于与充满智慧的璎珞争斗是两败俱伤,心机深重的娴皇后不得不答应了,从此紫禁城太平了十年。由于璎珞呵护的是紫禁城内所有的孩子,而乾隆又呵护着璎珞,这就使得这十年具有了权力呵护生命的象征意味:和平是呵护生命的和平,而不是无视生命的稳定。权力的不稳定是由呵护生命淡化利益所导致,还是由摧残生命争夺利益所导致,由此就成为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活了87岁才辞世的乾隆,其权力稳定的奥妙,也由此获得了另一种艺术性的解答。 

在紫禁城里,璎珞对乾隆无爱却有欢,只在于璎珞是把生命尊严的捍卫放在也需要权力呵护的位置上,形成利用权力和追逐权力的根本区别,这大概才是璎珞的生命信念有别于他人的地方吧。璎珞历尽磨难终于坐上皇贵妃的位子,实在是呵护生命与摧残生命的权力斗争的胜利。在这之前,璎珞对伤害自己和富察皇后的高贵妃、娴皇后等以牙还牙,也可以理解为是在展示捍卫生命尊严的力量,并最终让娴贵妃忌惮这样的力量。而今乾隆呵护璎珞这样的皇贵妃,又焉能不是中国古代皇权呵护百姓生命比权力的稳定更重要之政治实践的胜利?尽管这胜利是艺术的创造,但真的仅仅只能是艺术之创造而不可能是未来中国的政治之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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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炫介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化哲学方向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原创》主编。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太原师范学院特聘教授。他30年来致力于否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涉及文学批评学、文艺学、美学、哲学,出版著作20部,编著17部,发表论文390余篇,学术随笔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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