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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提出“中国生命力美学”？  
隋唐开始中国汉民族常常不敌外族的侵略，揭示出汉民族文化什么样的生命异化？儒道文化压抑和淡化生命欲望逆反性的形成西门庆那样贪利和享乐的人生延续至今，又揭示出汉民族什么样的生命异化？中国思想界百多年来依附西方思想启蒙又返回儒道文化反思启蒙，这种依附时代选择经典的状况又揭示出中国知识分子什么样的生命异化？缪可罄一篇真情实感的好作文竟然导致她的跳楼自杀，与南宋精英崖山跳海自杀是否存在共同的生命异化？而其班主任的冷漠与鲁迅笔下一群麻木的看客又是否存在共同的生命异化？上述这些似乎并不相干的问题，在我看来其实均源自百年来中国美学界都忽略了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人生命力孱弱”之美学问题——这是造成中国知识界怎样努力都改变不了中国社会有气无力乱象丛生的症结。  一 也就是说，上述问题的答案其实就在我们从来不会审视的美学死角：儒道的“柔弱”美学。“柔弱”美学似乎是一种很中国的美，以温和中庸与退让低调构成了中国人的主流审美基因。但正是这种人们习以为常的“美”扼制了汉民族原生化的生命力，也阻碍了中国建立尊重而不是轻视生命力的现代性文明。由于生命力被儒道文明用“野蛮”“情欲”“怪力”这些轻视性的概念来排斥，并视为影响现实伦理秩序的因素，一代代“乖巧”“听话”“温顺”的人格延续，正是中华文明从殷商生机勃勃的创造走向晚清暮气沉沉的残喘之原因，因为这样的人格不可能反抗轻视生命的文化并且产生珍视生命的创造。当中国老百姓世世代代在温良中只能对不断被伤害被污辱的生命掬以同情时，不少中国学者不仅没有从这种柔弱美中去发现儒道美学的非现代性问题，反而还在为元代以降外民族一次次被中国温柔文化同化而自豪，自然就看不到外族入关丧失战斗力与“柔弱”的麻醉有关，也看不到鲁迅笔下的华老栓所代表的底层百姓成为麻木的看客，正是“柔弱”美学长期压制和扼杀生命力的结果，更发现不了“源远流长的柔弱文化”并不能代表现代中国人自信自豪的“以弱抗强”之文化。因为殷商文明的生命力崇拜直接造就了中国武术文化并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石，大唐文明给汉文明注入了非温顺性的豪放美，稀释了“柔弱”的僵化美学而成为世界审美文化的中心；当代毛泽东则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意念塑造大寨战天斗地和志愿军以弱抗强的精神，一改中国晚清以来的屈辱文化格局，均属于中国现代生命力美学的审美对象。但中国学者从未反思过中国人快乐享受追求与明末以降国人逐利享乐走向的内在关系，从未自省过儒道柔弱性文明与中国学人全盘西化的内在关系，更没有从生命捍卫自己独立尊严的力量走向自我创造的力量上——来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真正路径，当然就不可能发现中国美学现代性真正要解决的是“突破柔弱美”的问题，反而不是沉溺于“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这些知识和技术嫁接性问题，就是围绕儒道美学做牵强的现代意义阐释。 “柔弱”的生命对外力侵犯和权力伤害是回避的态度，只能向内来寻求自己的生命空间，这就是儒道为什么在中国会相互合作的原因。但荀子为什么会说人性本恶，道家为什么要人淡泊欲望，是因为没有超越现实的信仰，人只能内化为利益驱动的享受追求，而且除此之外就不知道追求什么。如果说古罗马的奢侈享受和晚明的宦官贪利均导致其灭亡的加速，西门庆的淫逸与当代中国贪官的享乐如此一辙均加速其死亡，那么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以快乐享受为人生追求，同样会产生回避风险、回避公正、回避真实、回避斗争的生命恐惧怯懦状态，滋生出鲁迅笔下的“看客一群”。这样的“一群”一方面会依赖权力、单位和群体，最大的恐惧是子君那样的自我独立奋斗，另一方面在遇到灾难时首先想到的是自保，甚至通过排斥他人来自保，“柔弱”的一群经由“胆小”成为“自私”的一群，最后变成人与人“冷漠”的一群。冷漠的群体只对“利益”和“享乐”有兴趣并以此为审美尺度，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变相趋动力。但变相趋动力会把快感当美感、把欲望当爱情、把自私当权利、把依附当稳定、把欺骗当正常而不会自省，在美学上便会产生“外强内弱”“外正内邪”的“内在孱弱人格”而具有审丑的含义。其表现体现在：当代网民会就“方方事件”划分为截然对立的“赞同派”和“反对派”，但两派的共同特点均为“强于抒情”“怯于实践”而没有方方的行动力量。即一个喜欢抒情性论争的群体一旦被剥夺其利益和享乐的权利，马上就会回到虚弱的生命状态，在“生命力美学”视角下，这就是典型的“生命力孱弱”构成的“弱民”之问题。而一个“弱民”之群体何以建成一个里外一致的“强大”国家？  二 以“柔弱”为美的生命异化美学延续至今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只能依附阐释中西方现有的思想经典，其思想人格和学术人格均是跪拜性的而从不警觉。其典型的体现就是：“生命力美学”尊重个体生命对世界的独特感受和体验，并从与文化的矛盾关系中去发现和提出问题，但中国现代学者无法靠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生命感受和思考提出自己的中国现代思想问题或理论问题，而总是习惯依赖中西方现有的思想理论看中国现实问题，这是“生命柔弱性——个体依附性——思想拿来性”的文化堕性思维所致，并使得百年中国文化现代化走的是一条非创造性和弱创造性路径。这在严复之于达尔文、王国维之于叔本华、胡适之于实用主义这批学人的思想中有着清晰的轨迹。而马克思当年如果依据人道主义思想看社会，或者依据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看世界，是不可能发现“劳动异化”问题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如果只是在阐释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怎么可能发现中国文化中的生命异化问题？又怎么可能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要害问题直接造成中国理论和思想的“弱创造”之问题：满足于对中西方现有理论的“学术阐释”而不会对中西方理论进行“批判改造”。理论的“弱创造”之所以是“生命力孱弱”之学术体现，是因为生命力是捍卫生命独立品格的力量，创造力是捍卫思想理论独立品格的力量，理论现实与生活现实的相辅相成，使得生命力是创造力的重要基础。因此“生命力美学”会审视《易经》的“避凶趋吉”和《道德经》的“低调人生”。如果“战斗”会导致“凶”，“安稳”会导致“吉”，那么被侵略被伤害的“安稳”是“凶”还是“吉”？与外来侵略伤害势力斗争捍卫生命尊严的牺牲是“凶”还是“吉”？——生命反抗侵略和伤害的力量是悲剧之美，生命在奴役中麻木安稳则是喜剧之丑；对中西方思想理论进行批判创造努力是理论之美，满足于延续传统经典做现代学术阐释则是理论之丑，这不是“凶吉”美学思维可以回答的。 这个问题也表现在我们如何看待屈原投江自杀与王国维沉湖自杀的内在关系上。为捍卫自己的文化、信仰和理想而自杀，比屈辱求全的犬儒生命当然更具有美学价值，但是其中隐含的“生命力孱弱”之问题，并没有被中国美学界做过深刻的理论追问。因为生命力之强大不仅表现在“以死抗争”捍卫自己的文化性尊严，更表现在对不可抗争的命运仍然在做抗争的努力上。我想这就是司马迁、鲁迅与屈原、王国维的区别所在。当屈原和王国维把文化理想实现的希望放在楚怀王和清王朝身上时，司马迁和鲁迅则不把自己的理想实现放在任何现实事物上，前者抗争的是特定的对象，特定的抗争对象如果接纳自己则不再抗争，后者则是无特定对象的抗争，因而永远不会放弃抗争；前者心中有一个理想的君王，因而不是思想文化创造意义上的抗争，后者的抗争对象是文化，因而是在建立一个全新的文化世界——试想想看哪一种生命的抗争力更强大并且连接着文化的创造力？只要我们看看自然界的树、草、鹿、牛均是独自在抵抗侵犯自己的力量，我们就会得到关于生命力之“本体”的启示：求生存欲望是动植物的本能，独自抵抗伤害自己的力量才是生命力。真正的生命力不会寄托任何外部力量，而是独自抵抗任何外部侵犯自己的力量。强大的生命力不是失望某种外部力量的自杀，而是也可以抵抗自己的自杀冲动从而做鲁迅那样的“绝望的抗争”。可是我们看一看，中国美学界什么时候在“生命力美学”上研究过司马迁和鲁迅了？又什么时候在“生命力之孱弱”的意义上研究过屈原和王国维的审美局限了？再联系当前的现实，如果小学生缪可罄从小接受的是中国作家司马迁和鲁迅独自坚持自己生命力量的教育，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老师的肯定和同学的支持上，并且也能抗争对自己的辱骂，她会不会自杀呢？  三 “中国生命力美学”不是“动物美学”和“情欲美学”，而是生命与轻视生命的文化发生矛盾关系独自消解这种矛盾的美学，动物本能和爱欲是生命复杂性的内容之一，但生命力是生命捍卫自己复杂性内容的保卫力量。“中国生命力美学”也不是笼统的“生命美学”，因为“生命”这个概念过于宽泛，活得长短的焦虑、趋利避害的愿望是文化引导出来的生命欲望，不是生命力美学的审美对象；生命的感觉、意志和情感需要捍卫，也已经不是一个“生命”就可以照顾到的问题。“生命力美学”也不是儒家的“刚正不阿”美学，因为“刚正”在于“无私”，而生命力尊重生命的“有私”并捍卫这样的“有私”，所以并不肯定笼统的忘我无私，反而要追问牺牲是否是在捍卫生命的有私性。生命力美学认为只有轻视“有私生命”的伦理才会导致“自私生命”而见死不救。不仅如此，“生命力美学”也不是道家的“文化性自然生命美学”，因为原生生命的复杂性不会文化性的设计“低调”和“谦卑”为自己的审美坐标，而是在低调和高调以及其它纬度之间跟着生命的自然感觉走向复杂，从而弥补道家轻视生命欲望和生命抗争之缺陷。在此意义上，“生命力美学”甚至会将自然性病毒的人化发展对人类生命的攻击看成各种生命之间的对等互动之力，从而突破“人的生命”之范畴。 “中国生命力美学”也不需要任何西方文化概念如“自由”“超越”“实践”“救赎”来规范，因为一旦用这些概念规范就属于这些概念本身的美学，所以“生命自由、生命实践、生命超越、生命救赎”均是概念组合问题模糊的提法。生命力不是指人的自由的超现实性，也不是指人的自由的政治性，因为这都是宗教和理性对生命的要求，而生命力美学则是理性对生命捍卫自己的力量之尊重，不需要理性来限定其价值方位。 所以“中国生命力美学”不是西方基督教美学，生命力不需要宗教之爱来“救赎”，而是裸露生命的原生之关爱即成为审美对象，这就是我们被动物世界也可以感动的原因。“中国生命力美学”不是叔本华的生命意志美学，因为生命力不是人与世界的本体，生命力也不限于永恒欲望，而是人的创造性本体展开的基础。“中国生命力美学”自然也不是尼采的权力意志美学，因为生命力不是追求对世界的强力统治，也不是颠覆理性上帝，而是在生命的自然复杂性与文化的人为规定性之间对等互动。“中国生命力美学”也不是西西弗斯式的荒诞美学。因为抗争失败命运的荒诞美在人的“抗争”本身，但“生命力美学”的价值在于生命并不依赖文化即可捍卫自己的尊严。“中国生命力美学”自然也不是西方后实践美学，因为后实践美学是西方文化籍感性生命对理性文化局限的超越之思，但中国尊重生命和生命力的理性文化还没有建立，哪来的后现代美学？ “中国生命力美学”会把细菌和病毒也看成可以捍卫自己生命的力量，并纠正人类文化几千年来轻视微生物生命的错误；会将兔子和小鹿看成也许某一天会对一直伤害他们的强势生命予以还击的生命力量，以改变人们它们天生就是被弱肉强食的对象之观念；会将麻木的祥林婶和华老栓们看成有一天可能会觉醒的生命力量，从而等待他们发出“历来如此就对吗”的真正呐喊和实践；当然同样会将最近的美国黑人暴动事件，看成任何一种生命均可以展示自己尊严的力量，并超越种族评判的眼光。更重要的是，“中国生命力美学”会将“中国文化”理解为生命力文化与轻视生命力文化互动的历史性结构，将文化的强于弱与一个民族每个人的生命力的强与弱联系起来，通过追问“中国人生命力强弱”之问题来发现中华民族在美学视角下存在的非现代性问题，这大概就是我提出建立“中国生命力美学”的基本缘由吧。 注：图源来源于网络，侵删。  吴 炫 吴炫介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化哲学方向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原创》主编。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太原师范学院特聘教授。他30年来致力于否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涉及文学批评学、文艺学、美学、哲学，出版著作20部，编著17部，发表论文390余篇，学术随笔200余篇。  识别二维码，关注吴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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