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读过一本畅销小说，卡罗琳·帕克丝特（Carolyn Parkhurst）所著的《巴别塔之犬》（The Dogs of Babel），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死者露西的丈夫、语言学教授保罗·艾弗森，倾尽心力要让家里的爱犬开口说话，以解妻子突然坠树而亡之谜，因为当时在场的只有这只狗。艾弗森不仅因此中断了自己的所有教学和研究，甚至不惜与一个利用残忍手术，改造狗的脸颊和器官以使发音的非法地下团伙发生联系，差点遭受牵连而进监狱。这个久远的记忆，最近又被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所激活。他在《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中用到了一个名为《歌德对着留声机讲话》的短篇小说，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情节：普绍尔教授所制造的一个机械装置——歌德咽喉的模型——留声机，被置放在歌德的书房中，捕捉、收集并记录房主人生前所遗留的声音频率，再经过麦克风的放大，歌德的声音在房间中悠然响起（基特勒，1986/2017：65－77），宛若重生。 从语言学角度，语音不是声源的反映（希翁，2006/2013：92-93），但就声音而言，必然与声源有直接关联。依声音寻找声源，或循声源辨别声音，均属一种惯常。语言的产生或许来自互助合作之功（托马塞洛，2010/2018：7、42-80），语音的发出则不能不以生理器官——喉咙、声道、口、鼻腔等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以外的灵长类动物之所以没有语言，只能表达情绪性的叫声，除了不能以接收者为导向（托马塞洛，2010/2018：14）外，不清楚是否也与之发声器官的结构有关。有一点很清楚，无论是艾弗森还是普绍尔，他们所做或试图做的，正是在这方面着力，要通过改造器官而创造语音。恰恰因此，人与狗的界线被抹平，留声机赋予歌德一个新的身体。《巴别塔之犬》是悲剧，是关于现代人沟通、理解的悲剧；基特勒展示的是喜剧，是机械技术创造了新生。所有这一切，就都浓缩在了基特勒那个著名的论断中：“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境况”（基特勒，1986/2017：前言，1）。 依照米歇尔（W. J. T. Mitchell）和汉森（ Mark B. N. Hansen）的读解，“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境况”，所要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人的经验与理解的基本结构和准超验标准，是由媒介构成。在这两位学者看来，基特勒的思路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在这一方面是异曲同工。福柯认为，在特定历史时刻，知识能够成为知识，有赖于看得见、说得出之功，表明了实实在在的经验能够发生，赖于媒介在给定的时间、空间里的调节作用（米歇尔，汉森，2010/2019：导言，1）。于福柯而言，知识考古学之意，的确在于开掘知识构成的基础。按他自己的说法，知识考古不是历史，既不是观念史也不是科学史。知识考古学不是要述说“这些知识日益完善的历史”，而是揭示“其可能性状况的历史”，“显现的是在知识空间内那些产生了经验认识之各种形式的构型”。 可以肯定，如果说话语形式的构成以及对人的影响，也是基特勒所要探寻的，那么其落眼点是物质技术——“媒介”，从模拟的到后来数字的，重心是文化技艺（温斯洛普－扬，2011/2019：4），而不是米歇尔和汉森提及的福柯式“看得见”和“说得出”——经验的触及和表达。基特勒本人认可福柯是第一位知识考古学家，却不认可福柯式知识考古的“方式”——完全撇开了“媒介”。基特勒要处理的不是话语的构成，而是“关于话语渠道条件的话语”，因为“所有象征福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主体的不可言说的特质，都和传播物质性发生的变化有关联”，话语分析不仅须置于媒介技术基础之上，而且本来就是一种技术话语分析，籍此他将拉康、福柯以及德里达等思想家带入技术现实之中。这也正是普绍尔的“歌德喉咙”所体现出的意义。因此，无论基特勒本人如何避免自己的研究被称作“考古”（埃尔塞瑟，2017：76），但他本人以及目今开始流行的“媒介考古学”，显然主要与福柯知识考古的一脉有关。埃尔基·胡塔莫（Erkki Huhtamo）和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两位学者在他们所编的这本《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下面简称《媒介考古学》）中，提到媒介考古学取向所共享的相同兴趣和目标时，将福柯摆在了第一位，“对于许多媒介考古学家而言，米歇尔·福柯的作品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胡塔莫，帕里卡，2011/2018：导言，2），这是很有道理的，也为阅读该书设定了一个基点。我们就依此来看看其导言。
二
媒介考古学的“考古”
以“媒介考古学的考古”为名，导言的意图已彰显无遗：追踪“媒介考古学”的来龙去脉，为论文编选和全书构成提供依据。在两位作者看来，“媒介考古学”既非学科，也没有形成一般性共识，而是关于媒介研究的一种或一系列密切相关的路数（an approach-or a bundle of closely related approaches）。他们编纂该论文集，并没有打算要确立媒介考古学的某种正统，且为之划定一个固定的边界。相反，意在提供一个开放的论坛，引出多元的讨论。由此，也就确立了关于“媒介考古学之考古”的基本思路：既关注那些明确标以“媒介考古学”的成果，也包含那些没有类似的自我命名，但显然与之有共同兴趣和目标的研究者。于是，导言从媒介“考古”维度的发现——“媒介考古学”一语的最早使用开始，然后从媒介与文明、文化的研究、知识考古学和新历史主义的影响、齐林斯基的“变体学”、新电影史中的媒介考古，以及媒介考古学与艺术等几个方面（胡塔莫，帕里卡，2011/2018：1-15），呈现媒介考古学的“琳琅满目”，以及所已达到的广度和深度。 然而，恰也是这个“全景图”，使人生出疑惑。比如读完导言，对什么是“考古”仍然摸不着头脑，除了仅被告知是一种媒介研究的路数或者取向。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路数呢？整个导言从评估新媒介研究状况切入，在概括了其基本特色之后，指出目前一个共存的弊病：漠视历史，以为历史对于解决当代复杂的媒介文化并无裨益；而那些探讨媒介古今联系的，看上去是以历史为导向的研究和成果，却又没有方法和路径探索的自觉意识，常常把已有的“事实”当成了既成之事，忽视了事实考察者所处的时代和意识形态可能对之发生的作用。“媒介考古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在于能改变这一状况（胡塔莫，帕里卡，2011/2018：1）。总括此意，媒介考古学的价值就是可以为新媒介研究补上历史及其研究的路径。在这两位作者看来，五花八门的媒介考古学家的方法和研究兴趣，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了共同的交集。“媒介考古学家们认识到，目前受到广泛认可的当代媒介文化和媒介历史，往往只是选取其中某一部分进行叙述，而这一部分未必就是正确和相关的。出于疏忽或意识形态的偏见，还有许多内容被遗落。也正是因此，媒介考古学家构建出了关于媒介被压制、被忽视或被遗忘的另类历史”。“对于媒介文化和历史'标准化’叙述的不满”，成为了最为可能和明显的共同动力（胡塔莫，帕里卡，2011/2018：2）。这也就难怪，在导言第一部分媒介“考古”维度的发现中，被“发现”的几乎都是做历史研究的。 无论按其词义还是实际所为，“考古”总是与历史难解难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首先就是拿历史书写开刀的。然而，正如王德威（1969/1993：6）所说，福柯的“考掘学”是与传统的“历史、史料学”相对立，根本的是史观不同，以往史学均依赖于时间座标的延续性、叙述性，“考掘学”相反，是从空间座标出发，强调历史的断层性和物质性——就像考古学的遗址遗物一样，层层累累，错综零碎，需要不断挖掘和拼凑，由此重新思考“人为”知识和历史的构成。通过考古，确信知识并不是“默无声息地在人的周围和人的隐秘处游荡的”，事实上，是知识及其话语秩序发明和构思了人，让人的形象得以显露。若知识的根本基础和基本布局发生变更，人也就像沙滩上的那张脸，随后也将被抹去（福柯，1966/2016：392）。恰是在这一点，基特勒认为福柯的思考还不彻底，仍然停留在18世纪晚期由话语体制所刻画在沙滩上的人的形态。在他看来，一百年后，即到了19世纪晚期，人不仅是依靠打字、存储等模拟媒介而持存，而且会随着沙滩被压缩成硅片而消失（温斯洛普-扬，2011/2019：95）。在这样的语意脉络中，考古与历史不是相互补充的不同的历史书写方式，而是两种对待过去的不同态度：历史总是连贯统一的，考古是充满碎片的，是要“考”出历史的多重线性，要将主流历史放入更大的语境和关系网，打开被之遮蔽的各种可能性（齐林斯基，唐宏峰，2020：131、130）。媒介考古学“不是在新事物里寻找业已存在过的旧东西，而是在旧事物里去发现令人惊喜的新东西”。媒介考古学之所以关注“碎片”——错误、不完美、有污点、不完整的东西，意在从这种不完美中，体现出人之为人的特点。在科技环境中重新理解人的概念，是媒介考古学的最为紧要之处（埃尔塞瑟，2020：95）。考古学难免牵涉到历史，历史未必就是考古学；考古学针对历史是为了解放历史而不是还原历史，以历史本来具有的多种可能性，与主流的以发展和进步为线条的大写历史形成交锋，并质疑、挑战其背后的书写规则和权力。 “媒介考古学的考古”一文，强调媒介考古是对已有历史书写的不满，突出的是其内容：“只是选取其中某一部分进行叙述，而这一部分未必就是正确和相关的。出于疏忽或意识形态的偏见，还有许多内容被遗落”，要构建出“关于媒介被压制、被忽视或被遗忘的另类历史”。这样的概括不仅含糊，而且也使人费解。选取某些部分而不可能囊括全有，本就是历史书写的常态或者说常识，“媒介考古学”也是如此。莫非胡塔莫和帕里卡心目中的“媒介考古学”敢夸口说要写出“正确”的无所不包的历史？不仅如此，当“导言”将媒介考古与所谓的新电影史、新历史主义等等互为对接的时候，就说明这些研究早就在做着“构建出关于媒介被压制、被忽视或被遗忘的另类历史”的工作，而且这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几乎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将所有这些因其在“构建历史”，试图展现历史的新的层面，就一概套上“媒介考古学”帽子，既不能为我们理解这些研究增加了什么，也没能为我们理解媒介考古学推进了什么。更为严重的，依照这样的解释，就有可能把史观的不同，误解为材料的搜集和使用；把对历史书写规则的质疑，当成了历史书写的不全面；把历史性的问题，转化为构建另类历史的问题。在《媒介考古学》中，就有作者对这样的观点提出明确批评。埃里克·克塔滕贝格（Eric Kluitenberg）在其文章中指出，考古学有两种含义：从历史陈迹中挖掘物理对象和福柯提出的“知识考古学”。他本人是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为准绳，将其作为书写或消解媒介历史的一种“方法”。因此，他反对将福柯考古学过于泛化，否则可能会被归入在本质上更为传统的历史方法，失去了福柯意义上话语服从于某些规则实践这样的含义（克塔滕贝格，2011/2018：49）。埃尔塞瑟也申明，他是以“记忆与存储”视野来做考古，考察媒介技术的至关重要性（埃尔塞瑟，2011/2018：96）。所以，“对于媒介文化和历史'标准化’叙述的不满”，是否就是不同研究趋向考古学的“共同动力”，是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至少《媒介考古学》内部就不“共同”。同样，脱却其背后的意涵及预设，所谓历史“标准化”和“非标准化”之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媒介考古学作为一个新的“历史学模型”，它是要把过去当成考古学的“场域”，发掘大胆思维、古怪想法和美好希望的物质碎片，以构想一个可能的未来，不被困在这个已经准备、包装及设想好的状态之中（埃尔塞瑟，2017：78、79-80），而不是对已有历史的拾遗补缺，更不是着力于一个没有意识形态偏见的非标准化历史。从媒介考古学的理论思想资源以及不同的研究来看，如果说有一个共同动力，那应该是对于已有历史叙述构成规则和逻辑的质疑，是对于这样的书写所规定的人和社会的想象的质疑，实质上就是对现代性及其提供的进步承诺的质疑。 据说晚年的福柯对“考古学”一语有着反思和质疑，在他临终前的一个讲座中曾这样说道：“考古学也许不是最好的术语，它似乎仍肯定着原初的存在。我应该使用'无考古学’（anarchaeology）”（齐林斯基，唐宏峰，2020：126）。他自己甚至说，考古学视角下的历史，“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历史”。（汪民安，2016：XXⅥ）。齐林斯基也有类似的说法，最初他将福柯的考古学作为元方法，但很快就感觉不妥，在听到福柯的“无考古学”之前，就已经使用了“无考古学”。后仍觉得未能尽意，就又创造出“变体学”（variantology）一词（齐林斯基，2020：44），这不是想要破坏历史，不过打算创造出一些变体并整合进去（齐林斯基，唐宏峰，2020：125）。这显然让胡塔莫和帕里卡的既定思维受到了挑战，无法将齐林斯基纳入一个现成的“历史”格子里，用一个笼统的“反对一切”来打发（胡塔莫，帕里卡，2011/2018：10），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考古之“古”，不应该是指潜藏的尚未被人关注的最古元素或材料，而是无中生有，开发出的一个新底层或构成基础；考古之“考”，也不是表示有一个现成的根本的源头需要寻找，而是要从星星点点的痕迹中发现、构建一个新的“过去”。 当然，并不是说《媒介考古学》非得给出一个关于什么是媒介“考古学”的明晰界定，这变成强人所难，因为关于它究竟是什么，至今并无一个共识。在这个意义上，“媒介考古学的考古”一文就事论事，按照各自已有的研究成果，划分不同层面梳理分类，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研究的散乱，更期待也更需要编选者放出眼光、亮出观点，说清主旨，以利读者把捉其思考的路向和编选的原则。胡塔莫和帕里卡的“导言”，欠缺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明晰的交代。全书的各个部分没有一个通贯的逻辑，好像就是用一张“媒介考古学”的胶带纸，硬把它们粘在一起。为各种声音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并不意味着可以没有自己的设想，更不能成为没有设想的托辞。编者不按论文集编纂的一般做法，在导言中交代全书各个部分摆列的合理依据，而是改为在各个部分的前面以简介方式加以提示和介绍，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当编者声称说，该书“想要通过方法论上的指导和启示为媒介考古学研究奠定基础”（胡塔莫，帕里卡，2019：中译本序，2）时，不仅让人感到力不从心而且明显说大了，根本就谈不上有一个什么统一的方法论，更不必说“奠定基础”，充其量是众位作者各显所能的论文集锦，读者们也只能是根据自己的趣味各取所需罢了。不过，当胡塔莫他们欣欣然于将这种没有一套可供辨识的方法论和共同目标，高声称之为“媒介考古学”的特色时，也就是主动地为质疑、反对“媒介考古学”的人输送了弹药（埃尔塞瑟，2017：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