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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真的是刚需吗?

 郑捕头 2021-11-30


“你说,笑是刚需吗?”

最新一期《三联生活周刊》,李诞接受采访,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他没给出明确的答案,只是提出问题。

什么是刚需?就是受价格影响小的刚性需求。最典型的就是吃饭,其次还有居住,还有穿衣和出行。总之衣食住行都算是刚需,当然价格高低可以自行选择。

剩下的,还有什么东西是普通人绝对的刚性需求呢?从需求定律来说,物质需求之上要有精神需求,于是就有了各种文艺形式,音乐、绘画、舞蹈、戏剧。

这些精神层面的商品,当然可以成为一部分人的刚性需求,甚至奢侈品都可以算是极少部分人的刚需。但相对于衣食住行,它们不能算普遍意义上的刚需。

当然精神层面的追求成为更重要的需求,注定是一种趋势,这也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之一。而情绪上需要释放,脸上展现出笑容,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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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讲过故事的来源。差不多就是人类进化出简单的语言后,有一天肚子没那么饿了,围在山洞的篝火旁取暖,其中一个人就开始讲白天的见闻,前后的情节串起来,就成了故事。

一个人讲完后,其他人开始试着讲,一个个故事就出现了。听到这些故事之后大家的反应,可能是害怕,比如打猎的人遇到猛兽,见到闪电击中的山火。

但必定也有一些故事并不那么凶险,而且是听上去是很有趣的,能够让人一时间忘记捕猎和劳作的辛苦。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很多人的脸上应该会浮现出笑容。人类最早的笑话,就这样产生了。

有了文字之后,有些历史被记下来,有些故事被记下来,有些笑话也被记了下来。我们如今能看到不少古代笑话,或者精妙,或者粗俗,但可以肯定,它们当年肯定都逗笑过不少人。

而且能够看出,在不同的集子里,很多笑话还有略微不同的版本,可见不少笑话都是通过口头传播,那么多年里在不同的地方被讲起,带上了不同地域的色彩。

而且不难发现,很多笑话反映的就是老百姓的平常日子,甚至困苦日子。比如那个吃鱼的笑话。家里没菜下饭,父亲要求俩儿子看一眼墙上画的鱼,吃一口粗粮。小儿子突然揭发说:我哥哥多看了一眼。父亲恶狠狠地说:咸死他。

还有那个吃糠的笑话。一个人家里很穷,吃不上肉,顿顿吃糠。出门后别人问吃的什么,他不好意思说吃糠,就说吃的是狗肉。没过多会儿,那人一打饱嗝打出一团糠来。旁人问怎么回事,他说:这狗大概是吃糠的。

可以想想,古代什么人会热衷于讲此类笑话呢?富人应该愿意讲,作为对穷苦人的嘲笑。穷人应该也不忌讳,就算是苦中作乐,或者是一种自嘲。一个笑话讲后大家笑笑,吃糠咽菜也显得没那么难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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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联生活周刊》的访谈中,李诞说到集中营里还有人专门给大家讲笑话。这大概和古代穷苦人的苦中作乐同类,当然这种极端情况更加绝望和残酷。

也有点儿像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大家都爱看秀兰·邓波儿演的电影。既然改变不了什么,不如花小一些的成本,获取多一些的快乐。哪怕短暂的快乐过后,还要继续面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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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年我们的喜剧高峰,都出现在哪些阶段呢?

第一次,是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文革结束之后老百姓有很多话想说,相声演员恰逢其时,通过集中涌现的相声作品,替老百姓说出鞭挞旧时代、迎接新时代的心里话。从那时很多相声的表演片段来看,台下的观众都是那么喜欢笑,现在看甚至感觉有些夸张,但他们那时候就是应该放声大笑,因为大家已经太久没那样笑过了。

第二次,是九十年代。相声讽刺性的锋芒开始减退,以赵本山为代表的小品演员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的作品里没有当初相声那么多讽刺,就是以百姓的日常生活为依托,让观众不再那么苦大仇深,可以不带负担地轻松地笑出来。

第三次,是2005年到2015年左右。这十年的喜剧江湖,几乎都是郭德纲和德云社引领。电视相声走进死胡同,晚会小品也越来越受限制,郭德纲反其道而行之,从传统相声中挖掘素材,加入吸引年轻观众的元素,让相声显得既传统又新奇,逐渐成为喜剧新贵。而后随着他徒弟们的走红,德云社开始在喜剧界一家独大。

第四次,是近三四年脱口秀引领的新喜剧时代。相对于相声和小品,脱口秀是注重表达的。其实七八十年代的相声离时代也很近,也注重表达,但后来因受各种限制逐渐式微。郭德纲时代倒是把相声演得红红火火,但作品题材离时代却越来越远,火的是相声演员,而不是相声作品。

但对于很多观众来说,他们并不满足于看到台上演员本人就心满意足,他们需要在喜剧中找到共鸣,只有这样才能笑得更痛快,笑得发自内心。而脱口秀正好可以满足这部分需求,加上线上节目和几位演员的走红,脱口秀时代忽然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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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口秀兴起之后,年轻的喜剧人们也在趁着这样的喜剧氛围,做各种新喜剧形式的探索,比如即兴喜剧,比如漫才,还有Sketch也就是素描喜剧。

马东组织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正在进行,尽管它目前还并没像《脱口秀大会》那样引发破圈效应,但也展示出新喜剧的另一种可能。

这个节目的口号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这是一句宣言,也是一个提醒。也就是说,观众看《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的喜剧作品,就不能抱有过多的价值期待。

红缨枪反复祭出,人马座和土星都能出现在葬礼上,观众如果想从这些画面中找到表达和价值观,恐怕只能感到无力和痛苦。如此一来,只有“没心没肺”才能看出趣味,多愁善感只能徒增烦恼。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的大部分作品,大概也只能用好笑不好笑来评价。对于平时工作太累压力太大不想琢磨太多的年轻观众来说,红缨枪人马座土星能让他们大感意外而能笑出来也就行了。

而对于这些为数应该不少的观众来说,笑,如今也许真的已经成为一种刚需。

对这些人来说,相声里的三翻四抖太拖沓了,小品里的喜头悲尾太老套了。新观众需要更加短平快的喜剧,而不带任何套路任何负担的新喜剧,顺应了他们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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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样的新喜剧时代,是好还是不好呢?

既然传统喜剧逗不笑有着被逗笑刚需的新观众,那就让新喜剧和新喜剧人们试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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