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芦士文老师 《光明日报》1996年3月23日刊登 一张汇款单 记得上中学时，我是在远离村子的城市里读书。生活费和书费是靠助学金和假期勤工俭学挣来的钱支付的。每月何曾收到家中的汇款？可是也有一次例外，我竟然收到十元钱的汇款。十元钱，在五十年代不是个小数目，尤其对一个学生来说。 那是1956年，我在张家口一中念高中，享受着人民助学金。可是有一个月助学金不能按时发下来，交饭费的日子已经迫在眉睫。当时我暗暗着急的时候，一位同学告诉我，传达室有我的汇款。 一时间，我又惊又喜，竟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务农的父母和朋友经济都很困难，会是谁寄给我款呢？ 当我小心翼翼接过那张汇款单，映入眼帘的是我曾经熟悉的字迹，芦士文老师的亲笔。霎时，脑海中浮现出芦老师亲切的笑容。我激动地读完了汇款单上的附言。芦老师说，虽然家庭经济窘迫，但一定要把高中阶段的学习坚持下去，要勇于在逆境中磨练自己；要不怕困难，自立而胜。芦老师刚工作，经济上也很拮据，可是他还记着他教过的学生一个交不起学费的农村孩子。 初中时，我们离开熟悉的村庄来到陌生的宣化市第二中学读书时。心里忐忑不安，生怕城里人看不起我们，又很想家，心神不定。芦老师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对我们格外亲切。他常到宿舍看望我们，有时还讲几个风趣幽默的故事，逗得大家嘎嘎直笑。每逢星期日，就陪我们逛街，教打乒乓球，或到他宿舍听收音机，看杂志。我们与芦老师在一起无拘无束，甚至兴高采烈，很快就适应了中学的学习与生活。 芦老师善于激励学生。他把平时爱好文学的十几位同学：我、何廼强、刘庆源、余永刚等组织起来，成立小组，练习写作。我特爱听他给小组讲国内外名著、文艺史、写作课。芦老师爱笑，讲到高兴处，往往爱轻轻拍拍我们的光头，嘴角颤动一下，笑一笑，说一声：好极了。 他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他领小组同学去农村，去工厂，去部队，说是去“体验生活”。返校后就让写文章。记得有一次“体验”回来，分析一个同学的一篇习作时，大家意见分歧，争得不可开交。临结束前，芦老师轻轻一笑，高喊一声：“好极了”，就散场了。 一年夏天，我回到乡下帮助父亲料理农务。母亲去世，家中的光景更加困苦。返校后，我心情沉重。芦老师发现后，找我谈心，开导我，鼓励我，并教我自学的方法。很快，我将落下的功课补了上来。当我月考取得好成绩时，芦老师叫我到办公室，当着不少老师的面，庄重地表扬了我：“你行，真行！你能自学，会自学，将来一定有所作为！”母亲去世后，我第一次高兴地笑了。 初三时，我的成绩已经在年级和学校拔尖，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到张家口一中念高中。在高中三年艰苦的学习生活中，我始终记得芦老师寄来的那张汇款单和“自立而胜”这四个大字，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开始爱上教师这个激励人奋进的职业。 芦老师在1957年由于给某领导提意见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我当了中学教师。芦老师“自立而胜”的谆谆教导勉励我在工作中自学，在自学中提高，在提高中敬业。在1960年困难时期，我教高中俄语，每天睡得很晚，自学完了北京外语学院的本科俄语教材。教学中取得了好成果。1963年我教的学生于德启以俄语98.5分的高分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77年后，我教的学生每年都以优良的物理成绩考入名牌大学。 1981年2月的一天，我和芦老师在我家会面了。师生畅叙阔别，感慨今昔，都感谢党的“拨乱反正”政策。芦老师又登上讲台，他又开始笑了，由衷地笑了。 补充： 芦老师以高尚的品德，戴着“右派分子”帽子，遣送回乡，监督劳动改造时，乡党支部书记志愿把小他16岁的女儿嫁给芦老师。 芦老师1979年，落实政策回到宣化二中，接替卢念郭老师，担任两个班的语文教学工作，教学成绩突出，深受师生欢迎，后来担任了宣化区民盟的负责人。在张宣地区很有名气。 芦老师平时身强体胖，平时很少感冒，1994年在宣化区委统战部组织的体检中，查出患了贲门癌！ 在张家口附属医院住院期间，我经常去看望。鼓励老师和疾病斗争。芦老师很乐观，笑眯眯地让我放心，他会好起来。后来，出院后，回到宣化，休养。 1995年，突然病重，住进宣化医院，我因公外出，委托我侄女曹启明去宣化医院看望芦老师，后来医治无效，去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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