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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的“中国”，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涵盖了“中央之城”、 “都城”、“京师”、“国之中心”、“天下之中心”等多重地理涵义，更有着“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涵义。  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国”两字的证据是见于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 雄踞北方的契丹统治阶层，在建立辽（契丹）朝后，沿袭鲜卑人附会自己为“炎黄子孙”而自称 “中国”的观念, 一直以“中国”自居。 契丹人自称“中国”，但同时也称北宋为“中国”； 在自称“中国”之初，并没有言及“正统”，直到辽圣宗后期，才萌生自称“中国正统”的思想意识。  辽朝疆域图 简而言之，契丹人“中国观”，具有“辽宋同为中国”、“华夷懂礼即同为中国”以及“正统”与“非正统” 都是“中国”等特点。 这种“中国观”, 实际上是一种“多元一体”的“中国观”, 对后世的金、元等王朝，给予了重要的影响。 1. 契丹与“炎黄子孙” 在契丹建国之初，他们就受其先祖鲜卑人的影响，不仅有了“中国”观念，还以“炎黄子孙”自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据《辽史·世表》记载： 契丹先祖出于东胡，“（冒顿单于）以兵袭东胡，灭之。余众保鲜卑山，因号鲜卑”； 鲜卑后为“慕容皝（十六国前燕开国君主，西晋辽东公慕容廆第三子）所灭，众散为宇文氏， 或为库莫奚，或为契丹”。 无论是东胡还是其分支鲜卑，都有其以“炎黄子孙”自诩的历史记载。 《晋书》认为，慕容鲜卑“其先有熊氏（黄帝）之苗裔，世居北夷，号曰东胡”； 《十六国春秋·前燕录》的记载更为具体，“昔高辛氏（帝喾，黄帝后裔，五帝之一）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邑于紫蒙之野，世居辽左，号曰东胡。” 《周书·文帝纪上》称，控制西魏政权的宇文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  宣化辽墓壁画 一直以鲜卑后裔自居的契丹人，自然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 辽朝史官耶律俨在修《辽史》时，依据契丹源于东胡和鲜卑的说法，认为契丹为轩辕（黄帝）之后； 元朝史官编撰的《辽史》则认为，契丹是从宇文鲜卑直接发展而来，因为采纳了“炎帝之后”的说法，认为契丹出于“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 因此，契丹人以“炎黄子孙”自居的行为，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凭空“生成”的。 在辽朝的文献史料中，能经常看到其“以中国自居”的记录。语言学家们从契丹文字的角度，取得了新的进展： 即实（《契丹小字字源举隅》作者，契丹文字专家）认为，1930年出土的《辽道宗哀册》篆盖上的契丹小字“契丹”二字，翻译过来即为“大中”。“契丹国”就是“大中国” 的意思。 刘凤翥（《契丹小字研究》作者，契丹文字专家）认为，契丹小字中“契丹”的原义是“中央”。 刘凤翥在自己成果的基础上，就“契丹”和“辽”两种国号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认为： 在983—1066年间，即“契丹”国时期，契丹文字记录的国号是“大中央契丹辽国”，契丹放在辽之前； 在1066—1125年间，即“辽”朝时期，契丹文字记录的国号是“大中央辽契丹国”， 辽放在契丹之前。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将“辽”放在“契丹”前，还是放在“契丹”后，前面均冠有“大中央”一词，“中央”可视为国号“中国”的“中”。 因为历史上“中国”，同样有“中央之国”、“天下之中”的意思。如《盐铁论· 轻重》就称，“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也就是说，“大中央”就是“大中国”。 最终他得出结论：辽朝的国号有三个，分别是中、契丹和辽。 所以，契丹人在建国之初，不仅以“炎黄子孙”自居，还自称“中国”之人。 2. 辽宋皆为“中国” 有趣的是，在契丹人自称“中国”的同时，他们也将北宋称为“中国”。 史料中记载，辽朝初年一直称北宋为“中国”；哪怕辽兴宗明确以“中国”自居，仍然称北宋为“中国”。 就以辽兴宗时期为例： 重熙十三年（1044），辽兴宗欲伐西夏，遣使告宋书称“元昊负中国当诛”，辽金史专家宋德金认为，这里的“中国”指北宋，而非契丹。 重熙十七年（1048），宋人韩综出使契丹，“辽主问其家世，综言父亿在先朝已尝持礼来，辽主喜曰：'与中国通好久，父子继奉使，宜酌我。’”这里所说的“中国”，也是指北宋。 辽兴宗的继任者辽道宗（《天龙八部》里的耶律洪基），是一个明确称辽为中国的皇帝。但他在自称“中国”的同时，也称宋朝为“中国”。 辽道宗曾向北宋使臣“求仁皇帝御容”。当北宋派人将宋仁宗画像送到辽朝时，辽道宗“盛仪卫亲出迎，一见惊肃，再拜，语其下曰：'真圣主也，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捧盖，为一都虞候耳。’” 辽道宗在这里所说的“中国”，无疑是指北宋。 契丹人除了将辽宋两朝并称“中国”外，还表现在“南北朝”的称呼上。辽宋交往之初，就已经有了“南朝”和“北朝”的称呼。到了辽圣宗与宋签订“澶渊之盟”时，正式确定下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八记载，“契丹主闻真宗崩，集蕃汉大臣，举哀号恸”，契丹主谓其妻萧氏曰：“汝可致书大宋皇太后，使汝名传中国。” 《契丹国志》卷七在记载此事时则说， 契丹主谓后曰：“汝可先贻书与南朝太后，备述妯娌之媛，人使往来，名传南朝。” 《续资治通鉴长编》所用的“中国”，在《契丹国志》中变成了“南朝，说明契丹人常常将“南朝”和“中国”混用。 或许在契丹人看来，“南朝”是“中国”的“南朝”，“北朝”是“中国”的“北朝”，“南朝”和“北朝”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契丹服饰图 另外，契丹人还袭用“中原”即“中国”的观点，承认自己与北宋都在“中国”之内。一般认为，幽云地区多在中原政权管辖范围之内，属于中原，属于中国。史书记载： 契丹“陷中国平、营二州。石晋有国，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赂之。….其振武丰州，旧在胡中，而中国置吏领之，寻亦陷”，“契丹遂入中国”。 契丹人虽然没有全部占有“中国”（中原）地区，但也算进入“中国”地区。《辽史》说，辽“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国”，就是这个意思。 3. 契丹人与“华夷” 契丹人认为，“夷人”懂礼即可入“中国”，汉人懂礼亦可入“中国”，“华夷懂礼”皆可入中国。 辽朝初期，契丹人对“中国”、“四夷”的文化意义认识不足，并没有意识到“蕃”或“夷”有什么不好。因此，他们一度心甘情愿地称自己为“蕃”或“夷”。 后来，契丹“颇取中国典章礼义”，“治国建官，一同中夏”，“改服中国衣冠”， “饮食服玩之盛， 尽习汉风”，迅速跻身汉文化序列。此时他们才意识到，原来“蕃”、“ 夷”等词汇，带有低于汉人甚至被视为禽兽等的贬义。 辽圣宗泰和初年，萧和尚“使宋贺正，将宴，典仪者告，班节度使下。和尚曰：班次如此，是不以大国之使相礼。且以锦服为贶，如待蕃部。若果如是，吾不预宴。” 萧和尚极力反对北宋像对待“蕃部”一样，以低于北宋之礼对待辽朝使者。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蕃”是低于汉人一等甚至几等的人。 至于辽朝境内深知汉文化“蕃”、“夷”涵义的汉人，在与北宋交往过程中，更是极力反对称契丹人为“蕃”，为“夷”。辽朝汉臣刘辉，在得知欧阳修修撰《新五代史》 时将契丹列入《四夷附录》的做法十分不满。他特意上书： 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 接受“汉化”的契丹人认为，契丹人已经与汉人“同风”，契丹文化与汉文化更渐趋一致。“夷”文化根本不比“华”低下，应该同等看待。 4. 契丹人的“正统观” 按照“五德终始”学说，隋朝标榜自己继承北周“木德”以“火德”为运，即承认北朝为“中国正统”。 不过，他们在承认北朝为“正统”的同时，不否认南朝为“中国”。这种“中国”与“正统”并非完全一致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 契丹人在自称“中国”之初，并没有“正统”的观念。直到辽圣宗后期，他们开始以“中国正统”自居，并沿用“五德终始”学说，将北宋列入“非正统”之闰位，不承认其“正统”地位。 辽圣宗初年，辽与宋签订“澶渊之盟”，只是要求取得与北宋对等地位，主张与对方互称“南朝”、“北朝”，并未取得高于宋朝的政治地位，双方仍以“兄弟之国”相称，辽圣宗还要称宋真宗为兄。  澶渊之盟 等到了太平元年（1021）七月，辽圣宗“遣骨里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表明他开始以“中国正统”自居了。 契丹统治者主张继承后晋为“中国正统”，实际上是按“五德终始”学说，将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列入所谓的“非正统” 的“闰位”，不承认后汉、后周和北宋政权为“中国正统”。 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辽朝大臣萧蕴、杜防等使宋与北宋馆伴使程琳等争论使者坐次时就说道：“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卿，可乎？” 由此可见，此时的契丹人不仅不将宋辽“兄弟之国”的规定放在眼里，还以“大国”自居，轻视“老大哥”北宋了。辽兴宗即位以后，正统意识进一步增强，意欲高于北宋的愿望与日俱增。 重熙七年（1038），辽兴宗“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 ，利用契丹人从后晋手中得到的这枚假传国玺，为契丹人承后晋为“中国正统”大造声势。  契丹武士复原图 随着时间的推移，契丹人的“正统”观念，在宋辽“增币交涉”时，表现得更加突出。据北宋《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庆历二年（1042），两国讨论增加岁币之时，辽兴宗提出，宋人向辽交纳岁币，“须于誓书中加一'献’字乃可”。宋人富弼回答，“'献’字乃下奉上之辞，非可施于敌国。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乎？”辽兴宗丝毫不客气：“南朝以厚币遗我，是惧我也，'献’字何惜？” 后来辽兴宗又建议，将“'献’改为“纳”，富弼不仅不同意，回国后提议朝廷不要答应辽朝的“无理”要求。不过，宋仁宗并未听从富弼的意见，“许称'纳’字”。 而《辽史》上的记载，则与前面“有所出入”： ....刘六符与耶律仁先等使宋，定进“贡”名，宋难之，刘六符曰：“本朝兵强将勇，海内共知，人人愿从事于宋。若恣其俘获以饱所欲，与'进贡’字孰多？况大兵驻燕，万一南进，何以御之！顾小节，忘大患，悔将何及！”宋乃从之，岁币称“贡”。 契丹人极为过分地向北宋提出用“贡”字，而且北宋也同意了。 无论是 “贡”还是“献”和“纳”，都反映了出了辽朝意欲凌驾于北宋之上，并以“中国正统”自居的心态，甚至想做对方的宗主国了。 不过，北宋与辽两位“大兄弟”，先后被崛起的女真力量先后灭亡。据史书记载，辽灭亡后，契丹族裔仍有数百万之众。 那么问题来了：百万契丹人哪里去了？史学界有三种推测： 他们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经过漫长的历史，他们先后融入到蒙古以及女真诸部。 西辽灭亡后，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总而言之，“契丹”民族尽管消逝在时间的长河中，但依旧是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注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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