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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文化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其过程是极为复杂的。从总体上看，它的形成与以下几个方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古越族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福建的土著居民是越族的一个分支，称为闽越人。对于闽越的内涵，有认为是族名，有认为是国名，也有认为即是族名也是国名。而对于闽越人的界定，目前也有许多看法，有代表的如：有认为闽和越不是同一民族，闽是福建的土著，越是由会稽南来的客族；有认为闽越是一个民族，而不是由闽和越两种文化合成；有认为闽越是古代越人的一支，主要分布在浙江南部和福建的大部分地区；有认为闽越是南方少数民族（总称“百越”）在秦汉时期的称呼；有认为闽越是战国初年败于楚国（于越族）的一部分王室贵胄和臣民，退入浙南及福建地区，与当地的土著人的结合。但无论闽越是由什么成分构成，其古越族成分是大家公认的。从时间上看，几乎可以认为闽越人是生活在春秋战国至汉武帝时代的福建土著先民。一般认为，闽越人体质强壮，身体较矮，面短，须发少，鼻型广，眼睛圆大，有双重眼睑。这与中原汉人还是不大一样的。闽越文化，即闽越人创造的文化。闽越文化的内容，只能从一些史籍的零星记载和考古发现中获得。虽然闽越文化在汉以后已逐渐融于来自北方的汉文化之中，但其特有的文化也对福建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还不同程度地被保存。闽越文化中的蛇崇拜，至今仍在某些区域存在着。闽越人以蛇为图腾，《说文解字》云：“闽，东南越，蛇种。从虫，门声”。这里的“蛇种”就是“蛇族”，即信仰蛇神的氏族。“闽”字的造字是从虫，门声。“虫”字通“蛇”解，即家门供奉蛇的氏族。闽越人以蛇为图腾，是因为祖先生活在湿温的丘陵山区，溪谷江河纵横交错，许多蛇类繁衍滋生，其中，对闽越人的生命和生产造成极大的威胁。《太平广记》引《宣室志》云：“泉州之南，有山焉，竣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测，周十余亩。中有蛟螭常为人患，人有误近，或牛马就而饮者，辄为吞食，泉人苦之有年矣”。因此人们在近山的岩石上画蛇形以祈求神灵的保护，并建庙供奉，希望能借助于祈祷来祈求好的结果。这种崇拜延续至今，到今天福建还有不少地方保留着蛇王庙，如闽西长汀县西门外的蛇王宫、长汀县平原里西边的蛇腾寺、福清和莆田等地的蛇王庙等。越人崇拜蛇在不少史书中都有记载，如《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等。一些在闽地出土的春秋末期的陶器，可发现有蛇形的印。福建冶山西北麓钱塘巷北省建行大楼工地，闽越遗址出土的板瓦内戮印有蛇的象形文字。 
闽越文化中的蛇崇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许多古书记载了蛇显灵的神异，如《八闽通志·祀庙·闽县》。第二，流传着许多与蛇有关的故事。这类故事大多讲蛇会给人带来幸福，故事中的蛇神不仅神力无边，还可成为扬善除恶的化身。有代表性的如《蛇郎君》等书。第三，一些崇蛇的习俗保留至今。有代表性的南平樟湖坂崇蛇习俗极为隆重，每年六月下旬村民四处捕蛇，至七月七日，组成浩浩荡荡的迎蛇队伍，旗幡拓展，鼓乐开道，几百人跟随蛇王菩萨舆驾，每人手里都拿着蛇，或挂在脖子上，或挎在肩上，最后将蛇送到蛇王庙前的闽江放生。平和县三平寺与漳浦交界一带的村民，一直把蛇尊为“侍者公”，把蛇当作“神明”加以顶礼膜拜。蛇与人同床共眠更是司空见惯。第四，一些区域至今还保存着一些与蛇有关的岩画。如位于漳浦大荟山的岩画中，有一岩画为一长游蛇形，上有四个圆窝穴。华安草仔山岩画有一长蛇代表母蛇，短者和半椭圆形代表幼蛇和蛇蛋。华安蕉林花岗石刻、诏安溪口村等岩画中，都发现有蛇的生活场景图案。第五，以蛇形装饰人体。闵越人“纹身”的习俗与蛇有关：“男女周年，即文其身，不然，则上世祖宗不认为子孙也”。高诱注《淮南子》、明代顾峤《海槎余录》、清施鸿保《闽杂记》、许叔重《说文》等均有较为详尽的记载。第六，有的地方长期保存有崇拜蛇的蛇王庙，有的地方至今还对蛇有敬畏心理。闽越文化对鬼神的崇拜，长期左右着福建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闽越人认为难以预测和把握的现象是鬼神在起作用，于是希望鬼神能保佑自己。史料中有些多闽越人崇鬼神的记载，如《史记·封禅书》等。据考古专家在武夷山城村闽越遗址考察，发现其北岗宗庙遗址旁坐落的一近长方形的坛，正是闽越人祭祀祖先以及“天神上帝百鬼”的祭坛。闽越人信鬼神重巫祝之风对福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建长期的鬼神崇拜之风盛行，巫祝大行其道。历史上许多典籍均有记载。如《宋史·地理志》称福建：“信鬼神祠，重浮屠之风”。《图经》称福建人“病者好巫”。《学记》称：“邑人贵巫尚鬼”。《闽书》称古田、闽清等县“笃于事鬼”。还有《福州府志》、《惠安县志》、《惠安局记》、《长泰县志》、《平和县志》、《武平县志》均有“病不服药而崇鬼”的记载。近人胡朴安在其《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闽人信鬼风俗记》中，对闽人崇鬼神重巫师的习俗有过生动的描述，他认为：“中国人迷信鬼神，崇拜偶像，各地皆有此风不足为奇。惟闽人佞鬼，想入非非，又出寻常意料之外者，其种种动作，皆是令人绝倒”。根据书中描述，闽人信鬼风俗如：（1）将神道分等级高级神道出门乘轿，中级以下则步行于街路之中；长爷以为下等阶段层，但闽人谄事长爷，因此闽人生子，往往拜长爷为干爷。（2）闽省赛会，神与神相遇时，低一级神要向高一级神请安、问候，神不能言语，借箱头言语。有时香头竟借神权发威报仇。（3）普度时，必沿门募集经费。虽至贫者，也要设法筹款。因有谚：“普度不出钱，瘟病在眼前。普度不出力，矮爷要来接”。（4）出海时，必有隆重仪式。如神道用乾坤袋拘捕疫鬼收入桶中，道中如有人触此桶，比于疫。（5）花会以鬼卜来定孤注。（6）有卖鬼卜为业者。闽人家家有神像，多或二十余尊少亦七八尊，皆供于厅堂。（7）闽人有病，必以打狡为最要之事。找狡者为赤身裤，辫发披乱，在病前自表其附身神道之尊号，向病家问讯。崇鬼神的习俗，一直延续下来。不少福建人认为“头上三尺有神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闽南有赎魂、引魄之风，有巫婆替病家叫魂，凡有病人，往往通过自诩能沟通神与人之间对话的乩（音积jī 扶乩，旧时迷信的人占卜问疑。 —编者注）脚来除病。还有通过巫婆寻找已逝亲人的“找神”、“观三姑”等风气。泉州市区道教文化研究会自1990年开始对泉州旧城厢的铺镜庙宇、祀神进行调查，编印的《泉州市区寺庙录》中，有各种寺庙600余座，祀神200余尊。在较为偏远的地区，崇鬼信神巫祝之风更盛，如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在《寿宁待志》中载：“俗信巫不信医，每病必召巫师迎神，邻人竟以锣鼓相助，谓之打尪（音汪 wānɡ 跛，脚瘸之意。 — 编者注），犹云驱崇”。至今，寿宁这种“召巫师迎神”的风俗仍然盛行。有的内容已经成为一个群体性祈福消灾仪式，其内容之复杂，形式之多样，已非原始早期的简单动作可比。闽越文化对福建艺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今天残存的闽越时期舞蹈的一些遗迹来看，舞姿丰富多彩。如华安仙字潭的五组石刻，有专家认为与舞蹈有关。第一组似为舞蹈者构成的群体场面，舞者大多平抬双臂，肘部微垂，两腿叉开蹲下。第二组左边是个舞蹈者，正在欢腾跃进，右边是三个舞人。第三组也是表现舞蹈，舞姿相类似，其中两名男性有尾饰，右侧是一个较小的舞人。第四组只有一个舞人，舞姿与上相同。第五组（之一）上是一名舞者和一个人的画像，下部也是一个舞者。五组（之二）为一个舞者。闽南最有代表性的舞蹈为“拍胸舞”，口唱民调，双手拍击自身即可起舞。拍胸人拍得兴起时，真是如疾如醉，得意忘形，观者无不为之感染。当地男子大多会跳，至少也会拍两下。“拍胸舞”种类繁多，主要有迎神赛会或喜庆节日举行“踩街”活动时的《踩街拍胸》，庆贺红动中自娱的《拍胸乐》，买一一套口饭吃的《乞丐拍胸》，喝酒时即兴起舞的《酒后拍胸》。据专家考察，《拍胸舞》源于闽越祭礼舞蹈，只是因早期“拍胸舞”大多出现在迎神赛会和丧仪表演中，这与闽越人的祭祀有关。演出者头饰的形状和制作方法，“是将一条红布与稻草混合编在一起，于前头铰出一条长长的、向上、向下、向前翘起，似蛇头一样的尖顶，且又必使所杂入的红布条恰好在蛇头中间露出，似蛇之吐信，其蛇形状更趋逼真”。这与闽越人崇拜蛇、以蛇为图腾的特点相吻合。流传于建阳一带的《求雨》，为村民祈天求雨时所跳的一种祭祀舞蹈。由四人用竹竿撑开三丈长土织青布，称为“青龙”；中间为舞蹈人员；后面仍是四人用竹竿撑开白土布，称为“白龙”。有专家认为，“这些舞蹈都可能是古闽越族人民的传世之作”。闽越文化对福建音乐的影响，可追溯到越人斗龙舟的习俗。据《越绝书》云，越王句（音勾 gōu）践于五月五日操练水师，后终于灭吴，所以五月五日的龙舟竞赛与此有关。越人之俗传入福建后，龙舟竞渡在福建长盛不衰。由此产生了龙舟竞渡时所唱的《龙船歌》、《献江歌》、《辞江歌》等。据专家考察，流传于闽江下游多县的《采莲歌》，并非下湖采莲，“采莲二字来自泉州市方言的筅尘（方言音为cǐng tún），意为拂去尘埃。当地民间借“采莲”以寄托驱邪除恶，保庇平安。采莲过程中除唱采莲歌外，并唱《唆罗连》。据考证，'唆罗连’的由来系舟船百越语中叫'须虑’……端午节原系古越族图腾祭祀的节日，除供大量祭品外，还划龙舟竞赛以娱神。比赛时，群呼“须虑来呀”，这就是'唆罗连’的由来”。闽越崇鬼神的习俗，除了对福建民风产生深远影响以外，对福建民间音乐也有影响。如流行于建瓯市每年五月初五的驱傩（音挪 nuó 旧指引神赛会。 — 编者注）行动，为闽越之遗风。正如明嘉靖年间（1522 - 1566）印的《建宁府志·社俗》载：“端午……城市有送神者，尤古之傩也”。其过程所唱舟歌之《歌头》、《歌尾》，雄壮有力。民文化中的习俗，至今过多或少还遗存于福建民间。虽经多种文化的融合、碰撞，闽越文化的鲜明特点逐渐褪去，但若认真考辨，还是可寻找其内在传承。如闽南古俗男婴到周岁时，要在男婴左额处留下头发，以便将来结小发髻，并在左耳挂上鸡心形银耳环，一直至结婚时，才能剃下头上的左髻辫及取下左耳环。此俗至民国而渐驰。有学者认为，由此“可以推知古闽越人之遗俗，如做十六岁亦属古闽越人'成丁礼’之遗留一样，穿耳钉而戴耳环”。
闽越人有悬棺葬的习俗，闽赣武夷山地区是悬棺葬的发源地，这种丧葬以亲缘为纽带，其习俗被长期保存，因为任何民族对葬式都是不会轻易改变的。福建武夷山一带闽越人的悬棺葬至少始于春秋战国时代，但这些悬棺并不是每具均有骨骸，有些空棺是为同族死者准备的，这是因为血缘氏族社会的族葬要将同族葬在一起。这种葬俗至今仍在某些地方流行。如武夷山脉松溪县花桥乡狮子崖险峻陡峭，其山崖裂隙中有深达100多米的：万棺洞，历代存放在那里的棺柩达百具，层层叠叠架在洞里，下层年代古远者已陆续腐朽，上层的棺柩则有些是当世放进的。
今闽南惠东尚有出嫁的新娘住娘家的习俗。即惠东妇女在婚后三天就要回娘家长住，只有逢年过节及农忙时才到夫家住几日，一年总共时间不过六七天，而这几天到夫家也是要天黑后才到，且头戴黑布下垂遮面，到熄灯后才取下头布。所以有的甚至结婚多年的夫妻互相还不认识。如有的女子与自己丈夫好一些或者多去夫家一两次，女伴就会讥笑她，或羞与之为伍。惠东妇女必须在娘家住到怀孕生孩子时，才能回到夫家安定住下。住娘家有两三年的，甚至还有十几二十年的。当地人称长住娘家的媳妇为“不欠债的”，称住夫家的为“欠债的”。虽然专家认为造成这种风俗的原因有多种，但都与闽越文化有关，或是闽越人的独特文化现象。虽然闽越人在汉代以后渐为中原人汉人所融合，但在某些地区因某些特殊历史原因及社会条件，某一民族消失了但其某一习俗仍可扎根于新的民族中，此俗当属此例。另有人认为当时汉武帝派兵攻入闽越地，闽越男人或被杀死，或被迁江淮，汉兵遂取闽越女为妻，因被迫而非出自愿，只好头巾罩面，而不愿让其认出真面目，甚至集体自杀以示不屈。因父母被杀，本身又被掳，“男死女不降”，长住娘家不入夫家，被迫进夫家也不肯亲近。如果“不忍不降”，就被姐妹同伴笑其无骨气。这是延续两千年长住娘家风俗之缘由。闽越文化的流播，使福建存有许多与闽越王有关的祠庙。据明代黄仲昭《八闽通志·祠庙》载，在福州府有代表性的如福州善溪冲济广应灵显孚佑王庙，祀闽越王郢第三子，世称白马三郎。福州府城南武烈英护镇闽王庙，祀闽越王无诸。福州福城南的闽越王祖庙，祀闽越王。此外，外地上有不少祠庙为闽越王的行祠。这些祀庙经历代维修加封，香火兴盛。《八闽通志》中还有不少关于兴建灵异的记载，如记“武烈拥护镇闽王庙”的历史时称：汉高祖五年（前202）时，封无诸为闽越王，即在此地立庙；汉武帝时，闽越国亡祀废。唐大中十年（856）始建祠；五代唐长兴元年（930）复追封为闽粤王（案：王审知已于925年去世，此记有误），宋因之，号显对武勇王，庙左右二王，相传为王二将，熙宁（1068 - 1077）中，民兵出戌熙河，二王观云端，大战获捷。政和（1111 -1117）间，复戌桂府，征蛮之际，二王复现，降大雹黄蜂以退蛮兵。宣和二年（1120）提刑俞向自建康领兵南下御敌，黄蜂数万随舟蔽江，居民认为神兵之助，大建新祠宅，建楹之日，有青红二小蛇蜿蜒几间多日。六年（1124），被封为镇闽王，二王左封灵应侯、右封显应侯，建炎四年（1130），王加封“武列”，灵应侯封为“广惠”，显应侯封为“嘉泽”。绍兴三十一年（1161），胶西之役，舟师祷告于神，战以克捷，王加封“英护”，夫人封“賛（音赞 zàn赞的繁体，旧时文体的一种，如“像賛”、“小賛”。 — 编者注）灵”，左侯加“协威”，右侯加“翊忠”。明代洪武十年（1377），布政使叶茂率僚佐祷雨祠下，即获嘉应，因具其灵迹达于中书，下礼官议，从神故封，称曰“汉闽越王之神”。由以上可知，此庙因多次显灵，故多次加封，甚至其左右二将也被加封。距今人考察，目前仍有许多与闽越王有关的庙宇，如据1990年亭记，在福州郊区主祀闽越王无诸及无诸三子白马三郎的庙宇就有23座。这几年还在陆续增加。凡供奉闽越王的宫庙，在正月初八的晚上要进行“闹宫”。这时各家各户将经过装点的素菜荤食端来拜祭大王，整个晚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还兼唱演戏，缅怀闽越王的丰功伟绩。正月初九将大王塑像抬上轿，请出宫，举行环乡游迎活动，游迎队伍人数多达数百人。他们每经过乡民家门，这家人便燃放鞭炮，表示欢迎、敬仰之情，同时祈盼大王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丰衣足食。这样游迎数日，遍及本乡及临而后回宫。经过多种文化的长期碰撞融合，闽越人逐渐和来自中原的汉人交融，但也有因特殊环境、特殊条件而多少保持了闽越人的特点，较有代表性的如疍（音但 dàn过去广东、广西、福建内河和沿海一带的水上居民。多以船为家，从事渔业运输业。— 编者注）民、高山族、畲（音赊shē我国少数民族名。 — 编者注）族。
先说疍民。疍民即水上居民，他们以舟为家，随处漂泊。疍民也称游艇子、白水郎、泊水、蜓、䗺蛋。福州疍民，被称为曲蹄、科题等。疍民的来源，有蛮夷互说、闽越说、汉族说等，考其各个方面，疍民与闽越文化关系密切，或就是闽越人的后代：第一，从图腾崇拜上看，疍民与闽越人有相同处，疍民与闽越人都以蛇为图腾，《峒溪纤志》称：“其人（指疍民）皆蛇种，故祭祀皆祭蛇神”。《兴宁县志》载：疍民“所奉蛋家宫肖神像旁为蛇，每五月五日享神而载之竟渡以为礼”。《天下郡利病书》引《潮州志》称：疍民“以南蛮为蛇种，观其疍家神官像可知”。《赤雅》称：“䗺人神宫，画蛇以祭，自云龙种”。第二，从生活习俗上看，疍民和闽越人都喜欢依水而居，习与水斗，善于用舟，有“文身断发”的习惯。《广东新语》称：“疍家昔称为龙户者，以其入水，辄绣面文身”。第三，从民间传说看，疍民为当时的闽越人，后汉人南迁，土著闽越人多被杀害，存于的便下海潜逃，在水中讨生活，不敢上岸，便成为疍民，而未逃走的妇女被汉人占为妻奴。每逢春节时，在水中讨生活的疍民上岸贺年讨斋时，岸上已成为汉人妇的闽越人，便把裹有金银的粿赠给亲人，并在粿的皮面上滇红为记。年代一久，亲疏难分，粿里便不再裹金银，但疍民春节上讨斋的习惯延续至今。再说高山族，高山族与闽越人的关系，主要从其蛇图腾与文身习俗中可以看出。在一些高山族中常以祖堂为首，挂设蛇相，祭祀时，即将于祖堂中央。所以有专家学者认为：“作为百越族后裔的高山族，保留蛇图腾崇拜的材料是最丰富的”。高山族的文身习俗也很普遍，“其文身以几何图形为主，也有人头状、蛇形纹等，这些都和蛇有关”。最后再说畲族。畲族与闽越人的关系，目前存在不同看法。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今天的畲族就是古闽越族的后裔，其原因是“闽越族在福建各地主人地位被替代，也不是同时发生的。例如，闽北、闽东是中原移民入闽的首达地区。汉武帝迁移闽越人以处江淮，应首指闽北、闽东地区的闽越人，故他们由统治地位转为少数民族的时间较早，三国时建安郡的门立是其标志。至于闽南、闽西的闽越人，则至唐初设郡才完成沦为少数民族地位。……转入少数民族的闽越族被称为'蛮僚’、'峒蛮’，而不再称为闽越人了。至宋代，普遍称之为'畲民’”。另一种观点认为福建畲族是外来的，并非由越族形成，其原因：“一、越族崇拜蛇鸟图腾与畲族崇拜'盘瓠’图腾不同；二、在闽东，畲族历史只能追溯到明代中叶，在漳浦、龙海一带也只能追溯到唐代前后，而这些地方都早有土著遗物— 石锛和印纹陶的发现……从器物纹饰看，它显然不属于畲族，故福建畲族是外来的，与土著居民 — 闽越长期居住在福建不同，应该严加区别”。
畲族居住地是否不会有蛇图腾？有学者考察了华安蛇形石刻的草仔山后指出：“蛇形石刻的草籽山附近有三畲尖山，以前是畲族的居住地，现在只有少数村庄，以前风尚是椎髻左衽，刀耕火种，欢喜山居，迁徙不定。
《龙溪县志》（乾隆版）记：'穷山之有蓝雷之族焉，不知所始，如蓝雷，无土著，随山迁徙而种谷，三年土瘠辄弃去，去则种竹偿之，无征税，无服役，以故俗呼之曰'客’，两家自为婚娶，朔望衣冠揖，然不读书，语言不通，不与世往来’。按畲民自称'山客’，闽南话'畲’与'蛇’同音。蛇形石刻是他们的祖先所刻。根据有关文献，一般图腾柱、图腾木片石块都是安置在村口，或山洞口，目的在于招呼同宗，警告外族或便于祭祀。这蛇形石刻正好设置与村口，呈135度仰角，百步以外一目了然。而这石刻大有使人入目和善的感觉。母蛇腹部粗大，正昂首照顾它的后代，蛇身和蛇蛋接触部分，肌肉有明显收缩感，表示正在抚摩里面有幼蛇颤动的蛇蛋，充分表现盼望子孙后代兴旺发达的美好愿望。母蛇腹上方则是蛋壳。上方的幼蛇，头特别大，身呈形，是幼蛇刚出生的特点。逼真活现，栩栩如生”。中原文化传入闽地的方式，主要以多次大量移民为主要途径。历史上中原移民进入闽地有代表性的如：东汉末年人口南迁。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设福建为冶县（今福州），属会稽郡。东汉时期，光武帝建武二年（26）在福州设“侯官都尉”，作为驻在福建地区的边防军指挥机构。到献帝建安年间，福建人口渐有增加，增设了南平、汉兴（今浦城）、建平（今建阳）、建安（今建瓴）4县，属会稽郡南部都尉，原冶县也于建安元年（196）改名侯官县。这时期，由于黄巾和董卓之乱，中原出现了人民南迁的第一次高潮，有大量中原人迁入闽北，导致闽北人口的增加和设县，除前述南平、汉兴、建平、建安4县外，还与三国吴永安三年（260）设昭武县（今昭武市）和将乐县。这时福建复设郡为建安郡，同属福建各县。西晋末年八姓入闽。晋惠帝时由于贾后乱政，发生了“八王之乱”，混战达16年之久，天灾连年不断，瘟疫流行，导致匈奴、羯族等入侵中原，永嘉四年（310）晋都洛阳为羯族首领刘濯攻陷，纵兵焚掠，官民及士大夫大量南逃，史称“永嘉南渡”，福建出现了中原人迁入的高潮。中原迁入者主要有林、黄、陈、郑、詹、邱、何、胡等8姓，这8姓多为中州的簪缨世胄，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在携眷南逃时，都带着自己的宗族、部曲、宾客等，大大增加了福建地方人口数字，使福建人口增加了1倍以上。唐代陈远光开发漳州。河南光州固始人陈政于唐总章二年（669）率府兵3600多人进入漳州，年仅13岁的陈光远也随父进漳，21岁时承袭父职，定居漳州。当时入闽居民有58姓7600人，均留住在福建漳州地区，并大力开发漳州，使漳州改变了昔日满目榛狉（音批 pī 野兽蠢动的样子。如“鹿豕狉狉”。 — 编者注）的荒凉状况，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迅速发展，因而陈远光被尊称为“开漳圣王”。唐末五代王审知治闽。唐僖宗光启元年（885），黄巢义军王绪占河南光州，光州固始人王审知与兄王潮、王审邽（音归guī 地名，在陕西省渭南县。 —编者注）带固始5000乡民从义军入闽。王审知因治闽业绩显著，被尊称为“开闽王”。北宋南迁。宋室南渡前后，北方百姓为避战乱，再次出现南迁浪潮，大批人扶老携幼入闽，致使福建人口激增。除了这几次大规模入闽外，在历朝历代，都有中原人士陆续入闽定居。这四次大移民和陆续进入的大量移民，都不同程度地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加快了福建的开发和进步。他们在新的自然地理环境中，适应自然地理条件谋生存发展，形成了“福佬人”和“客家人”大同小异的温暖习俗和谋生、发展的手段和途径。而原先的闽族人也渐渐为迁来的中原先进文化所融合而同化。此外，名士南下和闽人北游也或多或少地带来了中原文化。另，唐中期后，闽人开始中进士第，由此纷纷北上，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如力学开创者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等都在北方中原一带，不少闽人投其门下，深受影其响。他们返回闽地后大力传播理学，后被朱熹改造发扬为“闽学”。由于中原移民大量进入福建，所以闽方言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因此被学术界称为“语言的活化石”。这些“活化石”，对汉语古音的构拟，古籍的训释，汉语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闽方言中仍完整地保留着中古汉语的入声，当写旧体诗词分不清哪些字是仄声，用闽方言一读，音节短促不能拉长尾声的便是入声，入声属于仄声。再如词汇，许多古籍中可以看到的基本词汇，一直被闽方言继续沿用下来，只是读音发生变化而已。如“筷子”叫“箸”，“儿子”叫“囝（音检jiǎn）”，“蛋”叫“卵”，“锅”叫“鼎”，“夜晚”叫“冥”，“剪子”叫“铰”，“脱”叫“褪”，“晒”叫“暴”，“跑”叫“走”等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五大宗教在福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佛教在三国时期传入福建，至今已有近1800年的历史。福建佛教无论寺庙数和僧尼数，都居全国汉族地区前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可查到的有著作留下的高僧约百人，著作近350部。各种佛教宗派都不同程度地在福建传播过，影响最大、最为流行的是禅宗。唐代马祖道一禅师入建阳，是闽地禅宗的开端。福建寺院刻经历史悠久。
宋代福州东禅等觉寺所刻《崇宁藏》和开元寺所刻《毗卢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两部寺刻大藏经。福建僧教育兴盛，闻名遐迩的闽南佛学院历史悠久，在中国佛教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福建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庙有14座，约占全国汉族地区重点寺庙的10%，分别是：鼓山涌泉寺、怡山西禅寺（长庆寺）、金鸡山地藏寺、瑞峰林阳寺、闽侯雪峰崇圣寺、福清黄蘖山万福寺（黄蘖寺）、厦门南普陀寺、宁德支提山华藏寺、莆田南山广化寺、莆田梅峰光孝寺、莆田囊山慈寿寺、泉州开元寺、晋江龙山寺、漳州南山寺。道教传入福建的时间约在东汉时期。西汉时，浦城子期山、福州九仙山、南平衍仙山等都有道士在修炼。唐代是福建出现了坛庙和职业道士。福州著名的道士有：张林、符契元等人。福建道派繁多，唐宋元时期流行于福建的重要道派有十余种，从道教职能上看，宋代福建有炼养派和符箓派；明清主要为全真道和正一道。道教在福建的兴盛和发展，与闽越遗风有关。由于生存条件恶劣，早期闽越人普遍信巫好祀，这种媚鬼崇神恐妖的心理，不断被沿袭，福建的道教极具包容性，道教的福建的传播过程中，汲取了佛教、儒教和民间宗教（民间信仰）中的许多内容，是的道教理论混为一谈、寺观合融，在打蘸拜忏等表演活动中杂混。早期道教与台湾道教同源同流，福建南部移民入台湾开发，将家乡宫庙香火带入台湾，所供奉的神灵为两地共有。道教与名山有关，武夷山被称为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之中的第十六洞天，霍童山被称为其第一洞天，闽东的太姥山、闽南的清源山、福州的于山等，都与道教关系密切。福建现存著名的道观由福州的九仙观、裴仙宫、福清石竹山道观、泉州元妙观、武夷山桃源洞道观、莆田东岳观等。
天主教在元代传入福建泉州，是全国天主教最早传播的省份之一。公元1313年，泉州成立了刺桐教区，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个教区之一，负责包括杭州、扬州等通商口岸在内的东南教务。现存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的元代十字架墓碑石中，有5方是元代泉州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墓葬的遗物。天主教在福建的传播，一方面使不少士大夫受洗入教，另一方面也导致一些士大夫的反对和责难，使福建成为中西方文化冲撞的觞滥。1696年正式成立天主教福建教区，与此同时，创办了许多学校、修道院、医院、仁慈堂等，出版了许多中文书刊，其中大多为宗教类。福建天主教现有教堂400多座，全省教会划分为福州、厦门、闽东、闽北4个教区，教堂有福州泛船浦天主堂，长乐城关天主堂，厦门鼓浪屿天主堂，漳州东坂后天主堂、龙海岭东天主堂，福安城关天主堂、穆阳天主堂，宁都三德奥天主堂、城管天主堂，岚口天主堂，昭武东门天主堂，建瓴腊子坪天主堂，上杭城关天主堂等。基督教传入福建的时间大约在1840年前后。1842年2月，归正会传教士雅裨理率先到福建厦门传教，其后又8个差会进入福建传教，先后形成的宗派有14个，其中由西差会传入的有8个；由中国基督教徒自己创设后传入福建的有3个。1848年，门建立第一座新街礼拜堂，新中国成立前被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称为“中华第一堂”。基督教还创办了各类社会慈善机构，以此辅助传教。基督教创办了大量报刊，出版大量书籍，并促进了闽南白字话的产生。闽南白字话在中国拼音文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为创制汉语拼音、解决汉语拼音文字的同音词问题提供了借鉴和经验。基督教在福建开办了许多学校，以其创办的时间早、数量多、对平民敞开大门、种类多的特点在福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培养出一批有水平的学生。较有影响的基督教堂有福州花巷堂、铺前堂、天安堂、苍霞堂，福清城关堂、莆田城关堂，南平梅山堂，晋江安海金升堂，泉州南街礼拜堂、厦门三一堂、新区堂、新街堂等。伊斯兰教在唐代就传入了泉州，当时有不少阿拉波斯穆斯林商人进入泉州，以后又部分定居下来。宋代，许多海外来的穆斯林在当地娶妻生子，代代相传。穆斯林为了满足自己过宗教生活的需要，开始建造清真寺。元代时，泉州成为世界贸易大港，穆斯林在泉州有很大发展。福建穆斯林来源广泛，除了宋元时代从海上丝绸之路直接进入以外，还有由北方南下经商的，外省来福建任职的，受聘为阿訇、投亲、居官等种种原因从全国各地来的。福建保存了大量有关伊斯兰教传播的文字记录，如文献记资料、宗族家谱、石刻文字等，是研究中国穆斯林的第一手资料。目前保留的伊斯兰建筑，极具文物价值。具有代表性的有：泉州清净寺、福清清真寺、晋江陈埭（音带dài 土坝。）清真寺、邵武清真寺、厦门清真寺等。摩尼教施工员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宗教，在唐代武宗会昌年间由呼禄法师传入泉州，元代在泉州十分盛行。明代后，逐渐被其他宗教融合。元代在晋江建造的摩尼草庵是国内仅存的摩尼教遗址，庵中的摩尼光佛被首届世界摩尼教学术讨论会作为会徽图案。福建民间信仰也颇为兴盛，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天上圣母、临水夫人、保生大帝这三“神”。这三尊神的原型都是人，后被逐渐演化为神，赋予类人而又超人的“神”力，再借以护佑人们自身。民间信仰虽带有区域性，但其因有旺盛的生命力而持久不衰，对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妈祖，又称天妃、天后、天上圣母、娘妈。其真名为林默，小名默娘，故又称林默娘。宋建隆元年（960）农历三月二十三日诞生于莆田湄洲岛，宋太宗雍熙四年（987）九月初九逝世。因生前好行善济世，常在湄洲海面，凭着她一身好水性和一颗菩萨心，在乘船渡波上多次救护遇难渔民和商人。死后人们对她怀念感戴，继而立祠祭祀。这位地方性的民间神祗很受朝廷重视共有14次褒封。妈祖信仰的升转之路是福建民间信仰向外扩散的典型，也显示了宋代民间神明由巫到神的过程。从历史文献上记载看，妈祖最早的身份应为疍民群体中的巫灵者。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廖鹏飞《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将妈祖信仰从湄洲屿传至兴化湾畔并建庙于圣墩的是“渔者”。所谓“渔者”，很可能是疍民。另外，宋绍定二年（1229），莆田绅士丁伯桂在《（钱塘）顺济圣妃庙记》也说：“神，莆田湄洲林氏女，少能言人祸福，设庙祀之，号'通贤神女’，或曰'龙女’”。在古文献中，所谓“龙种”、“龙人”、“龙户”，皆为疍民的别称。宋人已意识到的妈祖与疍民的关系，在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撰《天妃庙记》也有分析：“（妈祖信仰）盖出南方好鬼之人，妄传其事。鲛入疍户，本无知识，辗转相思，造为灵迹以实之”。也就是说，疍民为俗鬼好巫的越人后裔，妈祖林氏因巫术灵验而被他们立庙为神，并从湄洲岛开始传播于邻近的大陆沿海，成为了地方保护神。宋徽宗诏封莆田林氏女为“湄洲神女”，后又赐“顺济”封号。两宋14次册封则使其受册封数量为全国“海神”之最，因此沿海各地的妈祖祠庙也纷纷建立，信仰圈子不断扩展。随着明代郑和与王景弘七次下西洋，历时近30年，涉沧溟10万余里，往还于太平洋、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前后到达30余国，每次都要对妈祖顶礼膜拜，修庙立碑，其后明清两季册封使更在所乘舟船中供奉神像，逐渐形成了封舟开航之前举行的隆重祀典，归航后相继著录天后仙灵应事，因袭定例。福建航海者的船所到之处，妈祖信仰也就随之在当地播扬。北方沿海也出现的一些妈祖庙，也是因为历代福建商人辗转江湖到内陆行商时，带过去的妈祖信仰。从这点看，内陆地区妈祖庙的分布往往也意味着福建商人的足迹所致。随着中国人的足迹传遍世界各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印尼、泰国等地，在巴西、加拿大、墨西哥等地的华人居留地，也有妈祖庙的踪迹。据《世界妈祖庙大全》统计，目前全世界已有妈祖庙近5000座，信众近2亿人。可见，自宋代后，妈祖文化在传播中形成了一个以妈祖信仰为核心的，具有显著地域特色的“妈祖信仰文化圈”，成为中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意在文化传播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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