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诗歌,是中国文学中最重要的一种文体。甚至有人说,中国文学史,几乎就是诗歌的历史。 您能想象到,在某个时期,作诗竟然是犯法的事情。而这个时代,竟然处于文化发展繁荣昌盛的北宋时期。 葛立方《韵语阳秋》中,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韵语阳秋》卷五中,写道:
政和(1111年-1118年)是宋徽宗的年号,这一年朝廷发布了一个奇怪的敕令,无论士大夫还是平民百姓,谁敢传授或者学习诗赋,抓到了打一百杖。 《水浒传》中,武松被发配时,管营要给他的最高惩罚就是一百“杀威棒”。武松尚且难以承受,何况普通文弱的诗人呢。于是,胆小的人都不敢作诗了。 张舜民作诗《感时事戏作》云::
小时候废寝忘食地学习,没想到老了以后不敢作诗了。文人的这些习气呀,一纸诏书全给去除掉。 饮酒的时候,任凭你有李白杜甫之才也只能投笔不言,接应第一句:少年辛苦校虫鱼。 九泉之下,就算班固和扬雄,也要老老实实地避开(典出蔺相如,引车避开廉颇)不去惹麻烦,接应第二句:晚岁雕虫耻壮夫。 只有一个如同少陵野老般顽钝的老头,还在悄悄地吟诗撚须(卢延让诗云:吟安一个字,撚断数茎须)。 既然作诗这么危险,为什么张舜民还敢作诗呢? 二、知法犯法的宋徽宗既然朝廷下旨“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那为什么还有人知法犯法呢? 因为这个敕令并没有严格执行。而且有一个人知法犯法,朝廷拿他没有什么办法,这个命令自然就执行不下去了。 在《避暑录话》中,叶梦得说道,这个知法犯法的人就是下令的宋徽宗赵佶。
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来得不知道是不是晚一些,总之宋徽宗很高兴。于是门下侍郎吴居厚作诗三首进献。宋徽宗很开心,也唱和回赐。从此皇帝经常有诗作传出,这件事就很难执行了。 到了宣和年间,于是作诗又重新流行起来。 有人问当年领修敕令的丞相何执中(1044年-1117年,字伯通),当年这里这么一条禁令,如今怎么执行呢? 何执中无言以对,只好敷衍说,当年的禁令不是指作诗,而是指不要作律赋、省题诗,为了不危害大家学习经术。 何执中的话背后,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能不太理解。其实背后隐藏了北宋后期的一件大事,即苏东坡等人因此受到迫害的“元佑d争”。 三、科举中的诗赋取舍这件事,还要先从王安石说起。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到:
王安石当年进士及第,考的是诗赋。但是王安石自己,并不认可这种选才的方法。所以在熙宁四年(宋神宗1071年)他执政后,就在科举去掉了诗赋的考试。 诗赋取士从唐高宗开始,已经执行了四百年,王安石变法的决心可见一斑。但是新法与旧法渐渐形成了两派人,因此这个科举取士也摇摆不定。 宋神宗驾崩后哲宗才十岁,太皇太后高氏摄政,起用司马光等人恢复旧法排斥新法。于是在元祐五年(1090年),科举中又恢复了诗赋:
拥护旧法的侍御史刘挚上疏说,现在有些文人竟然连律诗律赋都不会做,只懂得背诵和解释经书。这有点像现代人学诗,会背,会解释,但是不会作诗。 于是,朝廷下旨在科举中恢复科举取士。 高太后去世第二年,宋哲宗改元“绍圣”。不久,章惇、蔡卞当国,恢复新法排斥旧法。他们把苏轼等人贬谪,并且认为诗赋是苏东坡为首的“元祐学术” ,于是又把诗赋从科举中取缔了。
到了宋徽宗即位后,御史李彦章上疏说诗为元祐学术 ,结果不但科举中去除诗赋,连平日里作诗都成了禁忌:
有不会作诗的大臣上疏说,作诗是“元祐学术”,不应该鼓励。御史李彦章借机上疏请求禁止作诗。 原先进士及第后,朝廷要办闻喜宴,皇帝会作诗赐给新进士。到了政和五年,何文缜为状元的那一次科举,就不再赐诗了。 何执中(字伯通)也借此上疏,于是颁布了这个可笑的政令: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 结束语关于诗赋取士的取舍,最早是王安石从自己的认识出发决定的。他认为诗赋选才,并不符合社会实际需求。 到了后期,诗赋取士的取舍,更像新旧两派争斗的结果。 以苏轼、司马光为领袖的“元祐学术”派中,出现了很多影响巨大的文人。彼之所长,我之所短,所以新法一派必然进行打击。以至于连这些人的文集、刻版都要“悉行焚毁”。 不过,宋徽宗本人不善治国却喜欢文艺。颁布法令禁止作诗这个神操作,自己都执行不下去,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约束能力了。 注1:叶梦得之所以称宋徽宗为太上皇,是因为宋徽宗后来禅位给宋钦宗。 注2:科举中诗赋,是律诗和律赋,对于文体形式要求严格。何执中后来解释说,禁令不是指作诗,而是指科举中不要需要律赋、省题诗(即试贴诗,历朝历代多为五言排律)。 @老街味道 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 王安石的《咏梅》原来也抄自古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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