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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开 在传统“四大名著”中，《水浒传》是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最强烈的一部作品。 《三国演义》是英雄帮的肇始，而《水浒传》是“英雄+流氓”帮的集大成者，这两部作品都做于元末明初，酝酿于南宋。其成书后，对后世六百年中国的影响十分深远，以至于到了清代，形成了以”天地会“等为代表的江湖帮，造成了一股近乎可以颠覆朝廷的强大江湖力量。其核心的思想，就是“造反有理”，并依据《水浒传》的内容，设计了内外“八堂”的结构。加入天地会的手续十分繁琐，非常困难。其“入门诗”开头两句“桃园结义三炷香，有情有义是宋江”。“天地会”之后，到了清末民初，各种江湖帮会、青帮黑帮红帮袍哥党，琳琅满目，但这些黑社会组织，基本上都有一个祖师爷：水浒梁山。 学者钱大昕在《正俗》中说：“三教之外，还有一教”。说的就是“小说教”，可见《三国演义》、尤其是《水浒传》的影响之巨大。清末民初大学者梁启超先生学究古今，深通中西，对传统的小说（又称“旧小说”）的影响力，自然是深有所感。他在流亡日本期间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并为创刊写了一篇发刊辞：《论小说与民治之关系》，开宗明义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认为，《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 当代思想家、修行高人南怀瑾先生在一次讲座中，称“四大名著”改变了中国的文化，改编了中国人的人格。 “四大名著”是当代文化界、思想界一直剧烈争论的主战场，每过一二十年，必有新的推翻重建，而领子·袖子意见常常主导了文艺研究的风向。前二十多年，是奉旨推广“阶及斗争论”和“农民起义”调；“文格”结束后，文艺研究开始慢慢正常化，学者们重提“忠义对抗”论，回到了“李卓吾批评”、“金圣叹新刻”的那种“忠义”的主调。 三十多年来的《水浒传》研究，学术界的主调多盘桓于细枝末节，无甚客观。而民间学者、野生研究者，又津津乐道于108将的座次，排名，而落入琐屑的乐趣。 而近三十年来最有创建的学者王学泰先生，在他的开创性名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流民》中，提出了“流民社会”构成论，是极其独特的观点，具有深广的发掘空间。 而著名学者朱大可先生，在他的专著《流氓的盛宴》里，则把“流氓”这个词重新打磨，再度活用，认为“流氓”是两千年文化的一股潜流推动力量，《水浒传》是“流氓的盛宴”之一，而后世流氓，纷纷祖之、宗之。 以我看来，《水浒传》最独特，或说最伟大的贡献，是创造了“江湖世界”，正面对决“儒统世界”，把传统帝制中国这铁板一块王土江山，一分为二。 北宋末年，朝廷腐败，地方混乱，豪强掠夺，民生多艰。底层人民因为种种原因，而纷纷“脱序”成为流民。这些流民生存于艰苦的社会夹缝中，受尽鄙视和欺凌，为而寻找更好的生存方式，他们奔走于江湖之间，成为江湖社会中的一个秘密分子，好汉与好汉之间趣味相投，彼此仰慕，遂结为异姓弟兄。而水浒梁山最终因为好汉帮队伍的急剧扩大，而发明“英雄聚义”模式，在“江湖世界”中创建“兄弟帮”。 于此，传统中国文化的官/民二元对立，在《水浒》中正式成型：官方VS民间，正统世界VS江湖世界。“忠义”这个名目，不再被朝廷官吏所霸占，而成为流民好汉攻城略地的魔法。 在两部最具影响力的“英雄传奇”中，《三国演义》把叙事中心从北方向南方偏移，《水浒传》则推动叙事中心从官方向民间偏移。 《三国演义》独创性地把“正义”与“故乡”捆绑，而解脱了土地故乡的旧模式，让刘关张这异姓三兄弟，可以毫无负担地带着故乡去旅行。他们一生戎马，南北征战，为忠义而生，至死不返乡。对于他们来说，“正义”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 反之，曹操虽然统一北方，占领了中原，却因残酷诡诈，颠覆朝廷，杀害忠良，而丧失了合法性。曹操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具有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原乡，却被小说家贬为篡朝夺权的大黑帮。反而作为忠义代表的刘玄德，却带着忠义远走他乡，他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 《水浒传》则是把“正义”剥离“儒统”，从朝廷命官手中夺下“正义的权杖”，交给了占山为王的江湖好汉。这样，“义人”在哪里，“正义”就在哪里；“正义”在哪里，“正统”就在哪里。朝廷不是天生正统的，只要真正忠义，就是正统。 《水浒传》颠倒官方叙事中正/邪，好/坏，忠/奸视角。贩夫走卒之徒、打渔杀家之辈、摆摊卖唱者、小商小贩们、下层军官、普通小吏、或含冤受屈者，都成了“忠义水浒”的英雄。而原本正统的皇权儒统，则因失去了正义而成为腐败渊薮，贪官的沃土，坏蛋的世界。 这种颠覆，给予“造反者”巨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力量，他们不再是“乌合之众”，不再是“流氓土匪”，而是“替天行道”，“造反有理”的江湖人人敬仰的“好汉帮”。 在《水浒传》的巨大颠覆性语境里，朝廷命官变成奸诈小人，儒学之士成为伪君子。只有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水浒好汉们，才是顶天立地真英雄。 《水浒传》因此有效地颠覆了传统儒教伦理，把本来正统的官方，打成了危害百姓的恶势力；本让来奸恶的流寇摇身一变成了大英雄。 《水浒传》独创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一举偏离“讲史小说”着眼于帝王将相、只关注朝代更迭大历史叙事的模式，只选取北宋末年水泊梁山这个小世界，极度张扬地渲染铺叙那些从良民而变为流民，从细民而变成好汉的独特英雄故事，是典型的中世纪中国的“英雄史诗”。从而一改大历史背景的宏大叙事框架，变为个人生存的私人叙事模式。在这里，传统的“帝王将相”说书模式，才改变为个人英雄主义的传奇，而鲜活的人物个性、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型态，也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写。 《三国演义》里忽略的平民世界，所未描述的细民生存百态，在《水浒传》里得到了细致的展开。《水浒传》摒弃帝王将相的宏观历史地图，而在历史的角落，以放大镜般的视角，看见了局部细节的栩栩如生，看见了个人生命的蓬勃力量。不曾被认真看过，不曾被说书人讲过的底层小人物，他们也有人之为人的喜怒哀乐，也有人之为人的悲欢离合。他们生活状况，他们的情感世界，从未如此细致的被展现过，小民们的生命从未如此有价值。即便是“破落户”高俅，也有了一个完整的人生，让我们得知那个时代，一个幸运儿如何竟然是可以通过踢球这样的旁门左道，而一举升仙，从无耻小人变成朝廷命官的。 《三国演义》里，普通人的生活是隐形的，不被关注的。 《水浒传》里，个人跃出了历史地图册，成为世界的主角。 《水浒传》所开创的这幅江湖社会风情画卷，着眼于日常社会的具体细节，事无巨细地展现了北宋时期普通人的生活百态，让我们知道他们喝了什么酒，醉了什么态，吃了什么肉，走了什么路，打了什么虎，做了什么恶。那些挣扎在社会边缘、永远无法上升的底层人士，他们并非生而为贼，他们也曾为尊严的生存而努力，为此发明了独特的江湖生存逻辑，那就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水浒传》仿佛是选取了《三国演义》里的“桃园结义”，大尺度地扩充，不断地放大，而由一回变成了七十回。本来看不见的那些比蚂蚁、细菌还微小的普通人，有了生命，鲜活了起来。 “桃园结义”只有“刘关张”，只限于兄弟情深；水泊梁山，却聚集了108位结义兄弟！这是3的36倍，是天罡36+地煞72的秘密数字。 水泊梁山聚义堂，把“桃园结义”几十倍地放大，壮大成强力结盟的“江湖兄弟会”。这其中的最大秘密，就是异姓兄弟的紧密关系，超越了血族关系，在这个更高的系统中，类似阮氏兄弟这样的血亲，反而要退居为第二层级的关系。 这里的每一个英雄，都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地长起来的。他们每个人都曾有从正常生活而跌入深渊的奇幻人生：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行者武松打虎景阳冈，豹子头林冲风雪山神庙——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平事，血泪史，而最终被逼上梁山。他们每个人所体现出来的江湖漂泊、刀头上舔生活的丰富人生之流，汇聚成了水泊梁山波涛汹涌的巨泊大寨。 《水浒传》独创性地提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一举超越了“君权神授”的儒统概念。而变成了更高的合理性，颠覆了千年来的“名教”等级制度。“天道”不再被儒统所霸占，而是人人得以行正义，人人得以成英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王的高呼，在水泊梁山得到了悠然的回响。虽然水浒英雄不反皇帝，而只是打算“清君侧”，但是，他们却有着与朝廷分庭抗礼的精神，在一次又一次的野战中，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水浒传》创造了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江湖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生而是公平的，生命力旺盛的；这里的英雄们有趣好玩急公好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相比那个无望的腐朽政府，这是一个更值得的人世界。 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下，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们出生入死，豪情万丈。 在水泊梁山好汉的眼中，一个自命正统的朝廷，并不是天然永远合理的。如果皇帝昏庸、奸臣当道、贪官横行，那么“替天行道”的英雄们，就有理由起来推翻这个腐败的朝廷，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加正义的新世界。 在未来新世界里，好人帮的英雄们，都可以平等地生活，而坏人们全都会得到正义的惩处。 他们的人生信条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 他们信奉：有情有义皆兄弟，恩将仇报是混蛋。 他们信行：有肉一起吃，有酒一起喝；患难与共，生死与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至于奸邪和恶佞们，则可以喝其血啖其心，以至于手段残忍却不以为恶的怪异程度。在水浒梁山这个“兄弟会”中，帮规高于一切，组织利益高于一切，一切违背帮会利益的事情，都可以毫无顾忌地铲除，以助于吃人心、滥杀无辜，都不在话下。这种高于一切的“帮规”，也成了后世黑帮所心领神会的一种铁律，并因此衍生出一系列的新生流氓大亨。 提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为江湖人士正式立传，使得《水浒传》成为民间流传的英雄故事，经历代说书人之传播，成为后世各种江湖帮会所仰慕的最高理想，也变成了朝廷皇帝和政府官员眼中的洪水猛兽。 一部《水浒传》的刻印发行史，就是一部英雄史诗的被查禁、被焚烧史。 明崇祯十五年，《水浒传》被列入禁书之首；清顺治末年，江南才子金圣叹被清廷以“哭庙案”坐实死罪腰斩，以此震慑不服从的江南士子。金圣叹曾重新点评编纂刻印了，删100回《水浒传》为70回的《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施耐庵水浒传》。他只取水泊梁山英雄们上山造反的事迹，而删除了招安投降窝囊死去的狗尾。 虽然朝廷不喜，官吏恐惧，《水浒传》却屡禁不止，一直暗中流传。 《水浒传》还远传日本等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学输出的代表性作品。 2020年05月31日成稿于多伦多 2020年06月04日二稿于多伦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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