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永来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今年70岁，1968年，他从上海奔赴北大荒，度过了十余年的知青时光。
谢永来在北大荒
五十年前，他们还是一群有着共同志向的中学生。
一九六八年的夏天，那场全国范围的上山下乡运动还没有开始之前，他们便从不同的学校走到一起，争着抢着要求到最艰苦的农村，去奉献自己的一生。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自此开始大规模展开。而在四个月前， 30位上海知青已经乘同一列火车到达了黑龙江。谢永来采访了其中的24位，其中包括纪录片的第一位主人公：小胖。
小胖：“写血书很简单，纸很大。就拿男同志刮胡子的薄刀片，把手指划一刀。手挣开写，所以字蛮大的。写光了，一只不够了再挤一个。那时不觉得疼。十个手指都写过。坚决要到黑龙江去，爬也要爬到黑龙江，就这两句话。”
在小胖看来，自己一生中，没有什么比写血书更值得自豪的行为了。当时在“四个面向”的政策下，30位上海知青中的大部分都可以分配工作。但他们拒绝分配，不约而同的选择奔赴北大荒。
纪录片中写血书的小胖，原名汪咏芬，如今与大她十几岁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小胖曾经历过一次失败的知青婚姻，故事要从五十年前说起。
1968年8月21日，上午九点三十分，一辆绿皮专列，将小胖送到了北大荒，一个被称为八连的偏僻村庄。
小胖：“车子开到那里，老乡都出来欢迎我们。因为我们是第一批知识青年到那里去，很隆重的，那里的老战士、老乡很隆重地欢迎我们。尽管是八月份，我只看到山一座连着一座，真的是广阔天地。”
小胖记得，他们每天都要翻过几个山头才能从地里回到宿舍，北大荒劳动强度大，跟不上进度的小胖有时还偷偷地抹眼泪。不久后，着急证明自己的她就出了一次大事故。
小胖：“场院里秋收，我看这么忙，我就到场院里帮他们劳动去了。过大筛，麻袋扛在肩上，一级跳、二级跳上去，拿麻袋倒下去。没想到上面轰隆塌掉了，大筛（架子）塌了，我就摔下去了。这么宽的跳板就压在我两个腿上，我自己已经不知道了，自己吓昏了。别人把跳板抬走，把我人拉出来，拉出来两只脚就在晃，我想这下完了，这下完了。”
小胖没有想到，这是生活给她上的第一课，也是对她的第一次考验。
小胖：“一只脚就是不好，上厕所这只脚只能这样平的上下，旁边要两个人挡着我。这样有半年时间还没好。结果连长也急了，那时还没有探亲假，就派两个人陪我到上海来看。结果医生说你再晚回来，你这条腿就要锯掉了。”
尽管差点失去一条腿，小胖也没打过退堂鼓，看完病后她就返回北大荒，跟一个北京知青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在北大荒彻底安了家，这样的选择在当时并不多见。
小胖：“后来我调到营部，在营部成了家，营部也配了房子，在营部做老师。当时是准备在那里要扎根了。后来，人都走光了，爱人也回北京了，营部有的人説，小胖，办病退，帮你弄材料，我是上海知青，爱人是北京知青，当时是计划经济，上海出来的户口必须回到上海，北京的户口回北京，最后还是坐末班车，七九年也不知还是八0年最后一批回来。我回来时基本上没人了，只有唐徽明在那里了。”
1980年，随着知青大批返城，小胖也犹豫了，作为最后一批她还是返城了。
然而，返城后的小胖再度迎来生活的考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知青夫妻双方只能返回自己原户口所在城市，她与丈夫一个回了上海，一个回了北京。
小胖：回上海后，我们俩就分居了，一个北京，一个上海。我准备到北京去，因为他是独子，北方人比较看重，对调到北京去，因为那时上海进一个北京出一个。结果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对调的人，她也要到上海来，她是丰台肉联加工厂，杀猪的，当屠夫。我一听就吓了，杀猪。
回城后的小胖此时在上海五金交电公司做出纳，组织上还在培养她当工会主席。按政策，两地对调户口的双方，工作也必须同时对调。平时连杀鸡都不敢看的小胖，为了家庭的团聚，硬着头皮踏进了北京的肉联厂。
小胖：“一天要杀两千头猪，你说什么规模？天天坐小火车去上班，披着星星去，戴着月亮回来。所以我到了那里我就一直哭，我是实在不适应这种工作。就是一直哭，天天哭。你说在北京跟谁哭啊，只有跟自己爱人哭。”
曾经的两地分居，加之无法面对情绪不佳的妻子，丈夫提出分手，后来三年的努力，仍未能挽救这个家庭，小胖只好带着儿子，重新回到上海这个曾几次出走的家。
从北京回到上海的小胖住房也面临了严峻的困难。从北京回到上海，小胖带着孩子与父母兄妹近十口人挤在一间房间。
小胖：“住在爸爸妈妈这里，刚刚回来，兄妹都没有结婚，都住在一起。五姐妹，爸爸妈妈，再加上我儿子。一间房间，统客堂。住在一起，老的跟小的，三代人住在一起。”
严酷的现实迫使小胖无奈地做出人生又一次重大决定。她迅速选择了第二段婚姻。对方工作不错，人也忠厚，只是大了她十几岁。
小胖：“别人帮我介绍 ，就是现在这位老同志。他大我18岁，当时想比我大一点年纪也好，年纪大成熟了，对我的小孩 可以照顾一点，对我也能理解些。我觉得年纪大不是问题，尽管他家里有三个小孩，我能够用我的心换别人的心。'
第二位丈夫是客轮公司的大副，小胖觉得他人很忠厚，有住房工资也比较高，小胖成了他手心里的宝。在别人看来，小胖俨然像他的女儿。
小胖：“婚后生活，开始蛮好的，跟他一起出去走走，船上船员一看。步大副，你小汪这么年轻。跟他出去买东西，卖主说，叫你女儿看看好，不好调的。那时和他结婚，凭良心讲，我穿衣服不穿红衣服的，拉近距离，都穿黑衣服、灰衣服、蓝衣服。”
阳光似乎开始照到了小胖的身上，然而风云不测世事难料，仿佛是注定的考验，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来。他的儿子遭遇严重车祸，被抢救十五天后才清醒过来，自己又患上了结肠癌。面对磕磕碰碰的婚姻，她感到自己成了现代版的祥林嫂。
小胖：“我想我这辈子真的太苦了吧，太失败了吧，想不通了，人活着没什么意思了。这时就开始抑郁了，人就钻了牛角尖里。我想人心怎么换不来人心？我就想不通，想不通我就是哭，整天哭，晚上睡不着觉，24小时睡不着，安眠药四、五粒吃都没用。”
终于，她重重的瘫倒在地，像一缸打翻的颜料盒，此时的她已分不清青红皂白。经医生诊断，她患上了抑郁症。
小胖：“我基本上不大出去，有时在外面，我也是强作镇静，不会怎样，但是回到家里，我就喜欢把窗帘全部拉好，就是哭，甚至不想活，想一了百了，甚至想死。总有幻觉，好像别人在喊我。”
就在小胖一度想要自杀的时候，北京传来消息，她的前夫也遭遇车祸，被撞成了植物人，她不顾闲言碎语到北京探视前夫，从北京回来后，她竟出奇的平静了，释然了。
小胖：“认命了，我就想开了。命啊，命运安排的，就这么简单，就是命运安排的呀。这笔债我一定要还清，我才会好。”
如今回到上海的小胖积极治疗，走出了抑郁症。
当北大荒第一个寒冬到来的时候。八连知青中就出了一桩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事：生性天真活泼的金兆虎，平时大家都叫他老虎，突然毫无征兆的病倒了。
八连知青：“他肚子挺痛的，一天到晚喝水。我在连队里陪了三天三夜。”
“连队安排我到医院去陪他，在六十七团医院，在医院里他很急躁，一直叫啊。医生也查不出是什么毛病，给他打针，打一针以后，就没有声音了。”
“看他反应很迟钝了，我马上就去叫医生，医生再过来之后也没有什么措施。到后来才知道这针是不能打的，后来就这样走掉了。”
“因为当时实际上从来没有碰到过死亡，也没有想到他会死的。”
此时被推进太平间的老虎刚满十九岁离开上海才一百五十天，他的死迅速在知青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听说主治医生是地主出身，知青便认定这是蓄意谋害，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迅速集结到医院，眼看一场冲突就要爆发。八连知青：“我们乘卡车去，是非常气愤的。想要为他伸冤，为他报仇。”
老虎的父母匆匆赶来，和预料中悲痛欲绝、呼天号地的场面完全相反，老虎的父母显得异常冷静，他们的表态震惊了在场所有的人。
八连知青：“他的妈妈当时是广慈医院的护士，他的爸爸是房管所的，金家妈妈明确表态，阿哥没有走完的路，让阿弟接着走下去。金兆虎没有了，下面小的还是要把他送到黑龙江来，来继承他哥哥的事业。”
这样的生离死别不久就在激昂的口号声中，在日复一日艰辛的劳作中，被知青们慢慢淡忘。
她是纪录片《我是知青》中的第二位主人公——陈东胜。当年小胖忙着写血书的时候，比同龄人大两岁的陈东胜正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
当她听到有人问：为什么班干部不带头报名到农村去时，她毅然踏上了和小胖同一辆北上的列车，并到了同一个连队。
陈东胜办事风风火火，大家给她起名为“假小子”。到了北大荒，她被分配进了养猪班。
假小子：“到了养猪班以后，第一天我觉得蛮新鲜的，啰啰啰一叫猪都来了。但是过去两、三天以后，觉得到养猪班很可怕的，为啥？因为养猪班这个猪圈很大，没人管理，里面死猪很多。我用手去拉死猪时，我觉得摸到了僵尸，摸到了死人的手一样，就想：既然做了，就在养猪班把它干好。”
凭着与众不同的表现，假小子很快就成了知青楷模。然而，年复一年简单枯燥的劳动，使假小子的激情，随着对前途的迷茫无望而冷却下来。她决定嫁给一个河南的大学生，离开北大荒。
走的时候，假小子谁也没告别，她的离开在知青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当其它知青在犹豫是否回城的时候，假小子却在河南重新改名陈家英，开始打拼属于她的事业。
假小子坚持要去耐火材料厂子弟学校当老师。这所小学管理混乱，大部分学生都考不上中学，没有人看了不摇头的。但假小子却偏偏要去。
假小子：“因为是子弟学校，学校就在家属区里，学生放学以后，我叫他们吃完饭就到我家来，我为他们补功课，补作业。你想想看，那时候就像做家教一样，不收钱的。成绩上去了，校长开心，全厂家长都开心。”
自从我当了校长抓毕业班以后，我别的年级不教，我就教五年级、六年级，这样一来，升学率就是百分百。
就在假小子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她的丈夫病重需要治疗，52岁的她提前退休，一家人回到了上海。紧握住自己命运的假小子开始再度为生计奔波，她看准机会，办了嘉定第一个袋装奶站，解决了28个下岗妇女的就业问题。退休后，假小子一直忙于街道的公益活动。
谢永来说：“她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目标，而且呢说干就干，一般她想做的事往往也做成了。青少年这个系统，妇女系统，包括知青这个再创业这些部门都把她树立为典型，又成功了。”
正当假小子站在人生的舞台上风光无限的时候，她的又一次转身，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想象力。
当人们再一次见到假小子的时候，她已经皈依佛门，成为在家修行的居士。
她的一生中有了第三个名字：法名 华悦。
每天早上七点，请佛，上香，供水，做早课。六年多来风雨无阻，雷打不动。
这天是假小子组织的放生活动，佛友们自发捐了一万三千元。这样的活动每年要举办四次。
一周前他的丈夫。刚刚去世，她说：我如果早点懂得佛法，这辈子不会结婚。
她感到所有的一切已经放下，心里不断的在念叨阿弥陀佛。
从小学大队长，中学团支部书记到后来的“知心奶奶”，假小子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大护法居士。
假小子：“名也好，利也好，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一个人要在世界上活得有价值，并不是你索取了什么，真正使你觉得快乐的是你付出了。”
老蔫儿
为了反映知青们的不同生活，谢永来又将镜头对准了滞留北大荒二十年的老蔫儿。大家都叫他老蔫儿，因为他平时不声不响，不喜欢出头露面。
年轻时的老蔫儿
老蔫儿原名唐徵明，当年在八连，几个月里总会放上一次露天电影。有一次看完电影后，有人找到他，说连里的一营营长想找个上海知青做自己的女婿。
老蔫儿：“那时想不能回来了，在那里成家立业算了，因为上海知青在那里结婚的也有。 ”
年轻时的老蔫儿妻
老蔫儿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介绍给老蔫儿的女友是当地人，比老蔫儿小五岁，他爹还是一营营长。老蔫儿感到自己被一个大金蛋砸中了，更不明白这样的家庭怎么看上了自己。很快，老蔫儿就发现自己未来的妻子患有严重的癫痫病，䘔无法治愈。
女友坦诚相告，说不清是怜悯还是同情，老蔫儿决定与女友结婚。
老蔫儿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爸挨斗，我才13岁，我在外面玩，一帮人就来抓我，要剪我头发，把我吓得不得了，我就跑到家里，脸就不是颜色了，我妈看着我说你咋的啦？我说，妈妈你快帮我剪辫子，一帮人把我抓住，不剪发不革命了，晚上睡觉就开始抽。我爸就各地方打听哪能治我的病，医生就讲治不好了，脑神经吓坏了。“
尽管女朋友坦诚相告，老蔫儿也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然而两个人的结合并不顺利。
老蔫儿妻：“我们结婚第一年来到上海，我也不争气，到他家了那天晚上睡觉就发病了，他姐姐就不愿意了，就说他，你还找一个这样有毛病的人。”
老蔫儿妻子的癫痫发作时很突然，怀孕时，会随时倒在地上；上班走在河边，会一下子掉到河里；正炒着菜，突然就趴在油锅上，头发也烧着了。老蔫儿的婚礼没办酒，他就这样时时照顾着随时发病的妻子。
1979年，突然之间的知青返城风，猛烈地刮了起来。老蔫儿他环顾左右，发现一批又一批的知青离开了。原本生活平静的他，内心掀起了波涛。
老蔫儿：“这时大批返城，我跟她父亲提出来我要调回上海去，她父亲不同意，生怕回去以后就逃掉了。”
为了让妻子一家安心，远在黑龙江的老蔫儿，这一等又是十年。等到老丈人去世，等到孩子逐渐长大，等到又开了春，老蔫儿决定不再等了，坚决返回上海。
1989年7月，老蔫儿带着承诺，领着有病的妻子和九岁的儿子离开的时候，他在这块土地上，已经生活了整整21年。但以为就此熬出头的老蔫儿，却又遭遇了新的挑战。
由于回城晚，年龄大，老蔫儿回到上海后只能从事底层劳动。
老蔫儿：“我在上海一个人做临时工，做了一年十个月。斜土路蒙自路的面包店，还有徐家汇路局门路面店里帮别人洗碗，黄鱼车也踏过。”
老蔫儿：“当时住在我姐姐家，后来弟弟单位分房，分到唐家湾房子，我就住到那里去了。我在唐家湾住了25年。”
有时候妻子也埋怨他，留在农村过得也许还更好，但老蔫儿总说，“我们俩既然是要走一辈子的，你和我回到上海不是理所当然吗。”
回到上海后，妻子发病频率减少，老蔫儿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妻子。
后来，老蔫儿的房子动迁，分到两套新房子，加上每月的退休工资，老蔫儿夫妻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他带着妻子重回北大荒，也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知青聚会上。
包括谢永来、老蔫儿在内，从北大荒一同返城的夫妇不少，尽管他们中有人曾两地分居，但因为共同经历的青春，他们在艰难岁月中一直携手共行。
阿唐回城后就和大家失去了联系，他的一生看似简单却又很复杂。他没有结婚生子，从黑龙江回城后便已经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医院鉴定为重度二级精神病患者，在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安了家。今天的聚会，有一位知青没有出现在八连知青中，除了几位因病去世的，其余的全部返回到了上海生活，阿唐是唯一和大家失去联系的人。留在大家脑海里的，还是五十年前的那个阿唐。
寻找阿唐是知青们的一桩心事。此刻大家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今天这几位八连知青辗转打听找到了他五十年前居住的地方，得知阿唐被医院鉴定为重度二级精神病患者，已经在精神病院住了二十多年，每个人心头都为之一震。问：唐培康什么开始发病的？
阿唐弟：黑龙江回来。
问：发起来严重吗？
阿唐弟：严重的，以前我睡这里，我父亲在这里，他拿起一个凳子砸我父亲，我一把把他抱住，否则闯大祸了。与我父亲吵得厉害，拿刀，没我在，父亲被他打死了。
有一个疑惑，始终旋绕在大家心头。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阿堂变成今天这样，他们听到了不同的说法。
八连知青：“他与当地的地主很要好的，他保一个地主，写大字报，有两派观点。他很敢讲，很敢写，冲在前面。因为黑龙江斗批改比上海慢一拍，到了那里以后就把他当坏分子拉出来批斗。批斗以后他神经受刺激，受了刺激以后精神失常。”
这所医院是小胖患抑郁症期间常来的地方。但她怎么可能想到八连知青们苦苦寻觅的阿唐，就在这座医院的四楼已经住了八年。现在每周三次的探视，弟弟都会给阿唐带来好吃的。由于长期吃药，阿唐的牙齿已经全部掉光，撕咬咀嚼只能靠上下牙床。
四十多年后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眼前的这个人再也不是当年的那个阿唐了。
现在只要一提起知青年代，阿唐仍记忆犹新。
问：“你怎么报名的？”
阿唐：“我就写份决心书。”
问：“怎么写？”
阿唐：“最最坚决上山下乡。”
他是那样的坚定。尽管他在兵团十多年才赚了200多元。问：“兵团什么活比较苦？”
阿唐：“在团部运粮的时候。一卡车粮食装得高，乘车路不平，我震下来的，差点死掉。我坐在后面，坐在前面就死掉了，车子压过去，我坐在后面没死，手摔伤了。”
让大家牵肠挂肚的是，阿唐以后怎么办？阿唐还有明天吗？
阿唐：“希望，没什么大希望了。”他的神情那么落寞。
兵团已经重新改建为农场，老蔫儿看到老乡们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乡亲们都很热情，但谈起当年知青的情况，那些后生们全然陌生。
像这位分场党委书记才三十一岁，五十年前的事，他怎么能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