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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陷入一些感兴趣的史料之中，不能自拔。有一天，一位喜好收藏的人让我看一封信，陈忠实的信，让我鉴其真伪。恰好我在整理陈忠实的往来书信，对陈先生当年书信的笔迹以及用语习惯，都了然于胸，所以我打眼一看，就说：“真的。” 收藏者让我看的这封信，是用微信发来的。事后研读，发现此信有日期，没年份。为弄清年份，我就此信中提到的“群木”二字展开考证，草成《民间“群木文学社”考》一文。由对“群木文学社”的考证、研究思路出发，我来谈一谈我眼中和心中的贾平凹。也算一论。 “文革”结束后，大约在1979年，贾平凹挑头成立了一个民间的“群木文学社”，并任社长，陈忠实为副社长。社员有七八个人，皆当时西安地区较为活跃的文学青年。 贾平凹回忆：“记得40年前，当时我是20多岁，在西安有一帮人都是一些业余作者，都非常狂热，当时组成了一个文学团社，我给这个文学团社取名'群木文学社’。”（《64岁的贾平凹，把一辈子文学创作秘密都公开了》，中国作家网，2016年4月13日。下引此文不再注明出处）为什么叫“群木”？贾平凹说：“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一棵树长起来特别不容易，因为容易长歪长不高。一群树木一起往上长的时候，虽然拥挤，但是在拥挤之中都会往上长，容易长得高长得大。” 2016年，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贾平凹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从这一年往回看，看“群木”，看那一批曾经的“幼树”，真是身后寥落。虽然还有陈忠实这个比贾平凹年长十岁的关中汉子，还在与贾“互相拥挤”着比肩成长，成了大树，但在这一年的4月，风雨苍黄，终因老迈不支，轰然倒下，“群木”只余贾平凹一枝独秀。从“群木”的角度看，现在的贾平凹堪称“贾独秀”了。 从遥远的历史看去，一枝独秀的景象，很壮观，也很悲壮。  贾平凹 树大招风。 “独秀”的景象，必然招风。这个风，就是人们的关注和议论。 关注和议论，挡也挡不住。当然，这也是正常的现象。非常正常。 作为一个作家的“贾独秀”，不正是为了让人关注、让人议论吗？ 只要这棵树一直还矗立在文学的原野，进入文学史中，人们将一直议论下去。 远远看去，贾平凹无疑已是文学的一棵大树。树高几何？暂时不好说，但肯定是大。大了也一定有其高度。这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他的作品的数量，在当代作家中，恐怕无人企及。在西北大学贾平凹研究中心，眼前书架里那套耀眼的红色封面的《贾平凹文集珍藏版》，没有重复编入，收录的作品截止2009年底，就已是皇皇二十一卷，逾八百万字。产量惊人，“著作等身”已经不足以形容。这是一条“文学恐龙”。 树大根深。 根不深，则无以负其大。 贾平凹的文学吸纳胃口异乎常人。他有一个超级胃。古今，中外，传统、现代，文、史、哲，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论、评论，书、画、音乐，收藏，民间文学、神秘文化，怪、力、乱、神，七七八八，杂七杂八，一概吸纳，不是研究，不当专家，而是为我所用，用其所用。所以，他已有的文学景观，七彩斑斓，驳杂丰富，不好言说，不好概括，不好一语说破。 一般的树，一般的人，有吸纳的，也有排斥的。贾平凹不是这样。他万般皆敢食，看上去似乎只有吸纳，没有拒斥的。 长出来的树，与根有关，与吸纳有关，与营养有关，也复杂、扭曲、多姿多态。 但缺明晰。不单纯。不一目了然。不好言说。这成了贾平凹的一个特点。 一说是这个，他一定又不是这个。可能是那个，又不一定就是那个。 他的成长有一个特点，就是变化，且擅长于变化。 早年，《满月儿》时期，“群木”时期，他的作品，特点是清新。现在看来，是年轻的小清新，面貌也清晰，好把握。 《废都》时期，已经复杂化。 往后，追求丰富性，不提炼，不抽象，当然也不明晰，混混沌沌，也汤汤水水。 这种文学风貌的形成，写了什么，包括怎样写，也包括所谓的叙述，有些让人看不清。 人、文一致。人与文应是统一的。这是名言，也是至理。 日常做人，如贾平凹研究行家韩鲁华所说的，说什么事，对什么人，贾“都是是是是，对对对，好好好”，口不臧否人物，嘴不议论是非。当然，这都是表面上的。一定是表面上的，人面前的。 他心中一定有他的尺度，有他的好恶，一定有他的不满甚至愤怒，以及痛感。 2016年4月11日，贾平凹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主办的“春秋讲学”论坛，对学生的讲演中就说过：“痛感在选材的过程中是特别重要的，而在选材中能选择出这种具有痛感的题材，就需要你十分关注你所处的社会，了解它，深究它。” 他的很多作品，特别是后来的很多作品，就有这种“痛感”，以及对现实的批判，非常尖锐的批判。 但贾平凹做人，就外在形象看，特别是就外在表现看，非常圆润，无棱无角，无刺无扎。所以他的人生虽偶有挫折，小的失败，但总体上是顺风顺水。 贾有韬略，懂韬晦，很会做人。陈忠实会骂人，路遥也会骂文学，但贾平凹不会。贾平凹骂人，可能会在心里骂，不会当面骂出口，或者不会大声骂。贾平凹更不会骂文学，他敬文学为神，礼之，拜之，焚香叩头之。 贾平凹的人际关系处得好。几次重要场合，言语往来，恰到好处，彼此欢悦。贾平凹也不吝辞色，对记者，对身边人，关于细节，关于问对，津津乐道，天下欣闻。 这就牵涉到一个作家在一个时代的处世态度。非常重要。 一个时代非常看重这一点。文学史更是非常看重这一点。 一个人的人格，特别是作家的人格，历史最为看重；性格的其他方面，似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但处世态度常常占着“大头”。 （本文据2016年12月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艺评论基地“贾平凹与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发言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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