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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对汉人到底有多好?为何灭亡时有些人宁死都不投降明朝呢?

2021-12-02  茂林之家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朝文社》(原《我们爱历史》)为头条号签约群媒体

字数:2349,阅读时间:约6分钟


历史提问

元朝对汉人到底有多好?为何灭亡时有些人宁死都不投降明朝呢?

答:在历经了“元亡明兴”的惨烈元末农民战争后,初建的明王朝境内,也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群体:元朝遗民。而“元朝遗民”的构成也十分奇特,其绝大多数人,都是当时的汉族儒生文士。

在很多历史爱好者的印象里,“大元朝”对待当时的儒生文士,可以说是颇多刻薄。就以古代儒生们的“上升通道”科举制度来说。科举在元朝,曾经被长期停废,后来虽然恢复了科举,但录取却极不公正,广大汉族儒生不但“录取率低”,且即使金榜题名,也在官场上被边缘化。在“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的元朝“官场规矩”下,大量的要害职务被各级贵族及其子弟把持。而在民间野史里,更流传着元代“九儒十丐”的说法……

但是,哪怕明朝开国后,众多元朝贵族重臣们都纷纷改换门庭,摇身变成“明朝大臣”时,反而是许多当年受尽元朝排挤的文人儒生们,依然保持着对元朝的“死忠”。清代《元八百遗民诗咏》里,就记录了八百零五位“元朝遗民”,其中大多数都是文人儒生。

而且这些“遗民”对于元朝的忠诚度,真不是一般的高。比如可以看看他们的作品,元末明初的诗人戴良,明朝立国后就归隐山林,写了一票怀念元朝的诗,那对元朝“衰年不自禁”的怀念,“安得愁中满意斟”的咏叹,几乎句句是泪。元末进士蔡子英更是离乡背井,跑进茫茫大漠寻找北逃的北元皇室。元末明初的大诗人郭钰,甚至做梦都盼着“大元”打回来,写诗哀叹“白发遗民真可哀,途穷尤望北兵来”……

虽然总的来说,“元朝遗民”的数量并不多,但他们对元王朝的怀念之情,也让后世多少人唏嘘不已,好些人更疑惑“难道元朝对他们太好”?而真实的原因,却不止一个。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这其中的很多元朝遗民,对于“君臣大义”的坚守。虽然在整个元朝年间,文臣一直都被边缘化。但元朝同时也是“程朱理学”的蓬勃发展期。比如后半辈子甘愿隐居山林,还写了一堆“怀念元朝”名诗的戴良,他的恩师柳贯等人都是程朱理学大儒,另一位恩师余阙更为元朝死节,在这一类遗民心中,元朝就是他们心中的“正统朝廷”,当然要拼死捍卫。

另一个原因是,元朝对待文人儒士,虽然各种排挤打压,却也“有好的一面”。首先是“儒户”制度,将儒生们单独编户,免除各种差役。而且虽然元朝不重视科举,却也完善了儒家的祭祀典礼,更在各地广设学校,还大力鼓励私学与民间社学。所以,元代的儒生虽然仕途黯淡,却也在这九十多年里,享受了不少好处,好些人也因此分外怀念元朝。

也正因如此,一直到明朝年间,还有不少文士写文感慨,怀念元朝年间“税轻”“宽仁”的景象,叫好些历史票友有了“元朝统治还不错”的印象。那么,遗民们怀念元朝,真的是因为“元朝对他们好”?其实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利益问题。

最能代表这一原因的,就是明初文学家苏伯衡的《送楼生用章赴国学序》。苏伯衡在文章里感慨说:元代的文人虽然仕途无望,但元朝待士却很“宽仁”,明初的文人呢?倒是做官的机会多,但入仕之后,就要接受朝廷严厉的苛查。这,也恰是明初时很多“遗民”不愿入仕的原因。

但这样的哀叹,真能证明“元朝好”?事实却恰恰相反,元朝的九十七年国祚里,高官职位往往被权贵垄断,甚至“省臣无一人通文墨者”,统治阶层成了一群酒囊饭袋,对贪污腐化也就极度纵容,于是末期的元朝,也就以惊人的速度“腐”下去,在元朝做官也就成了件轻松的事儿,只要钱送得到位,有权在手尽管捞,以元朝民谣的说法,就是“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都啼天哭地”,然后,就是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

这样的教训,自然让明初统治者高度警觉,以明太祖朱元璋的话说,就是绝不能让明朝的吏治“蹈胡元之弊”。于是从明朝立国起,就对官员采取了极度严苛的监察制度,新任地方官要按照《授职到任须知》和《责任条例》,一板一眼做事,差了一件就要问责,每三年一次的考核更高度严格。贪污腐败更成为零容忍的事情,涉及六十贯钱就有生命危险,几桩“洪武大案”更动辄叫数万官员落马,不是杀头就是服苦役……

换句话说,元朝年间官场上的“小事儿”,放在明初时就成了有生命危险的大事儿。于是在明初年间,就出现了许多拒绝出仕的“元朝遗民”,这其中的原因,自然不止因为“忠诚度”。

更让不少遗民“怀念元朝”的,还有明初时的经济制度。为什么很多“遗民”“文臣”都在感慨“元朝税轻”?因为元朝立国后,完整保留了江南地区的地主经济,那些江南大地主们享有各种特权,结果就是“大家收粟,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盖藏”。这才有了“元朝税轻”的景象。可“税轻”的背后,却是千千万万自耕农和佃农的苦难,他们承担着高额的赋税与差役,各地“民大病”。正是这“税轻”的好日子,最终造成元朝崩溃。

这样的教训,也让明王朝警醒,于是明朝立国后,对于曾经享有特权的东南豪强地主,进行了极其严厉的限制和打压,同时明初自耕农和佃农的身份也有所提升,甚至元朝时常见的“地主以佃农代役”的现象,到了明初也必须“出米一石,资其费用”。鼓励垦荒的政策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也限制了大地主的特权。这一切,也自然得到了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催生了不少“遗民”。

但是,从宏观角度看,这些被“遗民”们反复哀叹抨击的国策,确实动了不少“遗民”的利益,却造就了明初经济的起飞,开国一片残破的明朝,不到三十年时间,耕地就突破八百五十万顷,农业产值甩开宋元鼎盛时期两倍多,成为“宇内富庶”的洪武盛世。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就此开始,而“怀念故国”的“遗民”们,虽然数量不多,却也成了这个历史时期,特殊的历史注脚。

参考资料: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展龙《明初江南遗民的政治生态与命运沉浮》、罗云丹《明初士人研究》、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王彧《元代文化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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