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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虽山河破碎，战乱不断，京畿之域仍诗书不绝。今安次区所在地，当时被称为东安或安次县。县内有一村名信东庄，又称东庄，在一百五十余年间，先后出现信中立、信联芳、信书年三位以诗文享名的才士，今天却没有多少人能够记起。 据民国三年刘钟英、马钟琇等纂修的《安次县志》记载，信中立，字权之，号时斋，世居东庄，嘉庆六年（1801）拔贡生。他天资超迈，博学工诗，曾游学都门，师事《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昀，与大兴进士王廷绍友善。归里后，辟草堂数间，讲学其中，从游者甚众，对贫寒之士不收取任何费用。道光十四年（1834）卒，享年六十三岁。著有《东野草堂集》一卷。有三子，分别是启芳、联芳、庭芳，皆以文学名。 信中立的次子即信联芳，民国三年《安次县志》亦有传。传中记：信联芳，字古愚，号玉亭，道光五年（1825）拔贡、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他性孝友，出继给叔父为子，曾有礼让自己家产之举，为当时人所称赞。学问淹博，尤工于诗，与在刑部为官的同乡邵占鳌交谊深厚，时相唱和。其诗风格高古，不事雕琢，天籁自鸣，悠然意远。著有《退谷山房诗集》一卷，晚岁致力于理学，其《退谷家训》中多发挥义理，有裨学者。 道光乙酉科《各省选拔同年明经通谱》对信联芳亦有载录，据此载又知，其祖父名从实，父名中和，钦天监肄业，天文生，例封文林郎，本生父为信中立，另有胞叔信中行。他生于嘉庆二年（1797）十月二十七日，住城东东庄。娶妻杨氏、马氏，子名祥麟，业儒。 信书年出生稍晚，民国三年《安次县志》没有记载。在后来味古堂所刊信书年撰《石梁居士集》中载有一小传，内中记：信书年，字芸樵，世居东庄，是安次旧族。自幼丧父，母邵夫人，也早卒，继母阎夫人抚养他长大。十五岁时，开始笃志向学，他的外祖父邵占鳌对他十分器重，曾教给他作诗的方法。二十二岁时，考中秀才，随后潜心程朱义理之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中举人，三十四年（1908）以知县职赴任广东，深为两广盐运使蒋式芬所倚重，历官盐大使、潮州知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便解组归里，退耕课孙，不问世事。他性朴直厚重，义命自安，有古人风。常感时忧国，时形篇章，嗜酒慕陶渊明、白居易、苏轼的为人，案头始终置放这三人的诗集及杜诗，晚年以吟咏自适。1922年8月9日卒，享年六十岁，数月后葬于土儿台旁。著有《石梁居士集》《沧浪吟社草》，子毓泰也善写诗。 从此传的记载来看，信书年世居东庄，应为信中立、信联芳的后人，但与他们是什么关系，尚不能十分确定。因为传中记邵占鳌是他的外祖父，而民国三年《安次县志》记邵是信联芳的挚友，那么信联芳与邵占鳌应该是同辈，所以信书年就可能为信联芳的孙辈，是否即为信祥麟之子，尚有待考证。 信中立、信联芳、信书年三人的诗歌，现分别有《东野草堂集》《退谷山房诗集》《石梁居士集》存世，各一卷。前两种由味古堂刊刻于1916年，后一种在1923年又由味古堂将其与前两种合在一起刊刻推出。味古堂是清末民初著名文人、得胜口开明士绅马钟琇所开设的刻书坊，曾刻印过很多诗文书籍，东安“三信”的诗集就是其中的珍品。 信中立《东野草堂集》的卷前有马钟琇和大城刘钟英于1916年所题的诗五首，诗中赞“五世绵书种，真堪称世家”“雅什传双璧，风骚萃一门”，对其书香悠远的家风和他与信联芳的诗作表示嘉许，后即有录自《安次县志》的信中立小传，《退谷山房诗集》的卷前仅有同样录自《安次县志》的信联芳小传。 信书年《石梁居士集》的卷前有马钟琇撰于1923年的《序》，后有刘钟英、马钟琇、马鸿翱（亦得胜口人，马钟琇的叔祖父）三人的题诗四首，诗中称“多情信云父，才调本无双”“我羡石梁叟，骚坛昔主盟”，对信书年的品格和诗才给予颂扬。随后即有马钟琇所撰信书年《传》。 信中立《东野草堂集》收诗五十二首，信联芳《退谷山房詩集》收诗四十八首，信书年《石梁居士集》收诗四十三首。从内容来说，三部诗集的作品均多采自现实生活，能够在普通的一物、一景、一事中发现诗意，并借之进行情感寄寓和生动表现。三人的诗集中都有对常见花卉的吟咏，甚至还有同题之作，如信中立集中有《菊》《水仙》《杏花》《凤仙花》《海棠》，信联芳集中有《水仙》《咏菊》（四首），信书年集中有《橘》《寒梅》；另还有信中立的《蛩》《蝇》《秋蝉》、信联芳的《捕蚤》、信书年的《残蝉》等篇，将很难入诗的物象摄入，写得也别有新意。在信中立集中，已经开始有《荆轲》这样的咏史诗；至信联芳集中则较大增多，有《读史相国传》《张光禄》《阎典史》《介之推》等七八首；信书年的集中则有《闻警》《吊高丽烈士安重根》《春日大水》等时事诗更为厚重感人。 就风格而言，“三信”的诗均有古朴自然，清新明快的特色。相对而言，信中立的更为通俗畅达，如《柳丝》篇写：“袅袅垂丝栁，临风戏晚春。可怜徒自舞，不为系离人。”《菊》篇写：“ 最爱篱边菊，秋来始吐芳。风疏斜度影，月冷淡生香。抱节何妨晚，含贞敢爱霜。笑他桃李树，只是待春光。”信联芳之诗则更多一些慷慨激昂的英雄之气，如《读史相国传》篇写：“一木真将大厦扶，何须成败论前途。梅花岭上留余土，抵得山河万里图。”《春日杂兴》篇写：“处世何须问险夷，灵犀一点足支持。裹尸马革男儿事，不许逢人说数奇。”信书年的诗则更多些沉郁不平之色，如《残蝉》篇写：“黄叶夕阳晴，残蝉偶一鸣。秋风太萧瑟，吟咏亦无情。”《漫兴》篇写：“春波醉泛绿葡萄，乘兴狂吟托素毫。也拟园林摹退谷，何须花木继东皋，清风不用论钱买，明月方将举网捞。欲涤尘襟脱凡想，昂头天外海云高。” 从时间上来说，东安“三信”离我们并不远；从乡土气息来讲，他们也更易勾起我们的亲切之感。但是，我们的记忆似乎已把他们忘得很远，几乎很少有人能再记起他们那或精致或豪迈的诗篇。岁月的年轮永远在周而复始地运转，今天的我们只有站在前人的脚印前，才会更觉充实与自安，重拥起这些遗产，让文化更加灿烂。 （本文原刊于《廊坊日报》2021年12月4日第5版） 阅读链接 许振东‖清代京畿三位徙疆文人的视域转换与文学呈现 ——以纪昀、徐松、王树楠为对象（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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