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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的斗天斗地，怼风怼空气，基本上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有所了解。东林党人有多牛，看看东林党争的定义就知道了。何谓“东林党争”？东林党争，指明末东林党与其他政坛朋党派别之间的争斗。 这其他派别，就显示了东林党的强大，基本上就是谁上台，就不服谁；谁干事（不论好坏），就怼谁。在东林党之外，还有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东林党争几乎是东林党与全国朋党集团之争。东林党得势时期为明末崇祯帝时期，崇祯帝即位后大肆追捕阉党并任用东林党人。 东林党有着极强的道德标准，他们能找出社会上的问题，但是从未有找出解决的办法，美国学者对于东林党的评价是“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野时不服不忿，轮到他们掌权，就是两眼一抹黑，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内部倾轧，他们的道德标准呢，大部分不对内，严于律人，宽于待己，仗义多是屠狗辈，投降多是东林人。所以理所当然，加入满清大家庭的东林党人不在少数，所以清初的东林党争也十分厉害。 从清兵入关一开始，作为一个人数少，文化比较落后民族—满族，内部必然也有矛盾和斗争，再加上面对广大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人民的反抗，除一方面采取武装镇压的高压手段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尽量推行吸收、利用、限制广大汉族官绅士人共同合作的政策，以达到清朝统治中国的长治久安的目的。 清廷初期使用大量明末遗臣，因此清朝初年一直都还有明末党争的阴影，仍是“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 ，如顺治时期冯诠与陈名夏的北党与南党之争，冯诠原是依附魏忠贤的阉党，而陈名夏是东林党之后。陈名夏作为南党的首领，“所推毂南人甚众，取忌于北”。清初大量延用明朝旧宦，明末党争的弊端在清初政局立即反映。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浙江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纷纷上疏支持吴达。多尔衮最初未表态，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公开申斥龚鼎孳，并将李森先革职。孙之獬也被革职，永不叙用。第一个回合冯党胜，东林党败北。 这里首先得介绍下，双方的大佬，排面人物。冯铨，明万历进士，授检讨。天启五年（1625），谄事魏忠贤，以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不久即晋尚书，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次年因得罪崔呈秀而被罢免。崇祯初以谄事魏忠贤，赎徙为民。顺治元年（1644年）降清，令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次年，授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顺治十三年（1656年），加太保致仕，仍留备顾问。顺治十六年（1659年），改设内阁，命以原衔兼中和殿大学士。 陈名夏，明崇祯十六年（1643）杨廷鉴榜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复社名士。授翰林院修撰，官至户兵二科都给事中。陈名夏好诗文，曾在山东、河北等地游学。喜结天下名士，为诸生时已名重天下。北京城破前十天，陈名夏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上吊自杀未果。王姓山西秀才力荐名夏加入大顺政权，入弘文馆（翰林院）。福王继位时，因降李自成定入从贼案。顺治二年（1645），归顺清廷，以王文奎推荐，恢复原官，旋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累官秘书院大学士。以徇私植党，滥用匪人。 这两位的履历都不光鲜，冯铨热衷功名，在被赎徙为民后，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入关，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以书信召冯铨入朝，他接到书信就马上赶到。 陈名夏更是坐实了“清流”之名，又是建议救援京师，又是自杀，当然均是口号，都未成型，然后就是精彩的投机表演，数易其主，反复跳墙。陈名夏在政治上颇善投机，初到清廷就曾经大胆劝说多尔衮篡位，虽遭拒绝，却也因此受到多尔衮的青睐，被破格任命为吏部侍郎兼侍读学士。 有人说他是因“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此话而死，没错但也不全对，他是死于这句话的构陷，而不是死于他的政治主张。顺治十一年（1654）二月，福临一时兴起，甚至将明朝的朝服从内廷拿到了内院，向大臣们展示，众人都说好，而福临当时竟然没有反驳。于是陈名夏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向宁完我说：“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陈名夏何以会对宁完我说这几话，实在匪夷所思，仿佛他不知道宁完我与他嫌隙颇深，反而要自授其柄，自己找死一样。 不到一个月，顺治十三年（1656）三月初一，宁完我发难了，劾疏很长，列陈名夏行事叵测、结党营私、纵子行贿等多条罪款。顺治十一年（1654），以多尔衮追论谋逆，为宁完我所弹劾，与刘正宗共证陈名夏揽权市恩欺罔罪，被劾论死。 死了一个陈名夏，还有千万个“胡汉三”，清朝的东林党争并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并渐渐转化为南北党争，在康熙朝也掀起了一些风波。 直到康熙晚年，因皇太子再立再废，诸皇子各自立党，殆成敌国之势。康熙为此大伤脑筋，最后二十年间寝食不安，心身体力为之折磨消耗殆尽。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老臣王掞（江苏太仓人）眼见皇储久空，皇上忧伤，遂与御史陈嘉猷等八人上书，共同请求早立太子，王拔等几得重罪。康熙六十年（1721年），即康熙逝世的前一年，王掞揣想康熙之意，又同御史朱天保、柴谦等十三人力请复立废太子胤礽为皇太子。康熙大怒，责其沽名树党，祸几不测，王掞以年老免充军，仍命其子詹事王奕清与十三御史同赴西台效力。至此，南北党局稍结。 为什么清朝的东林党争，并未像明朝一样震动国本的激烈，反而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未对朝局和社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呢？康熙时，党争与满族权贵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康熙时期的朋党主要有鳌拜党、明珠党、索额图党、皇子党等。康熙帝深知党争之害，但鉴于满汉之间的矛盾，却也不加以整顿，他与满人贵族谈话总称汉人官员为“蛮子”，甚至骂道：“蛮子哪有一个好人！” 从这里就可见一斑，在清朝国事日渐崩坏之前，清政府中的汉大臣并未受到重用，并且往往没有掌握实权，当权者对汉大臣很不放心，重用汉臣更多的是一种口号、一种宣传、一种态度，而内心是鄙夷和不信任。实际权力还是在清贵族的手中，所以皇帝并不会加以整顿，反而是纵容，以让这种争斗起到牵制和制约清贵族的作用，一旦失去了作用，就会被轻而易举的清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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