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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房产，我和我哥对簿公堂 李庆曾 （续前） 八 我们李家原生家庭的亲情友爱，是从老一辈儿那里传承下来的。 听我妈妈说，我老爸在九一八事变后，随东北大学南迁先跑到北平，卢沟桥事变后又随东北大学跑到郑州。期间都是在我二姑的资助下，他才完成了学业。 1949年后，我四叔在苏北大丰县的一个监狱做医生，为了子女的前途，他把两个大闺女送到上海我姑姑家读书，而把中间的一男一女送到北京，在我家读书。正是由于他哥哥和姐姐的帮助，日后他的两个大闺女就成了上海人，而中间的这一男一女则成了北京人。 我们这辈儿兄弟姊妹的情谊也有许多可圈可点。 文革一开始，我爸就被遣送回原籍，全家都是靠二哥、大姐和二姐的微薄工资维持生活。 我在内蒙兵团期间多次住院，在回北京养病期间得到了二姐的资助。 二哥在香港投资失败后，多次得到了我们这些弟弟妹妹的支持，使他度过了许多生活上的难关。 进入老年后，我二姐的身体每况愈下，多次住院。由于我二姐夫早已去世，她工资较低，积蓄不多，除了需要自付一些医疗费外，陪床阿姨的费用更是惊人。所以她每次住院都得到了我们这些兄弟姊妹的经济支持。 我大姐小时十多日高烧不退，医生建议我妈放弃治疗，说即使活过来不疯也得傻。还是她命大，活过来没疯也没傻，只是烧坏了脑子，性格孤僻怪异。在外边经常和陌生人打架，在家与身边人做对更是常有的事情。她的一生都是在吵吵闹闹中度过的，弄得我们兄弟姊妹都不敢和她的事沾边，生怕惹出无端的是非。 但她在晚年失去生活能力，住进了养老院，每隔几周我们在北京的几个人必定约齐，往返百十里到养老院去探望她。 我们这些兄弟姊妹之间由于脾气性格的差异，自然也有远近之分。但只要一方有难，我们都会一视同仁鼎力协助。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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