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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体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着多层次子系统的宏观系统，为了保持自身的相对稳态，它无时不刻地与外界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可以这样说，医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体系统，医学的任务就是要分门别类地收集和处理来自人体整体及各层次子系统的各种信息，以确定人体是否健康，患何种疾病及其程度，怎么治疗，治疗效果，病人预后等。 信息学上，把能携带信息的事物叫做信号，即信息载体。简单地说，临床上我们常见的各种体征和症状、各种检查项目都是携带人体各层次系统信息的信号。反映人体系统内外信息的信号可称之为医学变量（下称变量），如心率、血压等。 人体医学状态的任一变化，几乎最终都会引起全身所有变量的变化，只不过各变量变化程度有所差异而已。正如免疫学时兴时，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有免疫学上的变化；现今基因热方兴未艾，又几乎是所有的疾病都能发生基因学变化一样。医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二 反映人体状态的变量，可以是整体的，也可以是各级子系统的，属于整体系统的变量，常见的有发育、营养、体温、精神状态等。可以认为，人体内任一层次、任一部位的变化，最终都会反映在整体系统上来。正因为如此， 整体变量的变化有助于医生把握病人的整体情况，对判断病情、选择治疗、估计预后有很大帮助。另一方面，整体变量的特异性和定位性较差，是异病同证的重要原因。只有整体系统的某些变量与有关子系统的某些变量结合起来，才能较好地定义（诊断）人体系统处于某一医学状态（疾病）。此外，反映整体的变量常是容易定性而难以定量的，并且容易受病人的感受与表达和医生的心态与经验所影响。 人体的变量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是内在的。西医与中医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是西医能通过越来越多的技术（如影像学、化验、电图等）手段把人体内在的越来越多的变量变成可视的形态或可比较的数值指标，疾病诊断越来越精准。 整体变量多是外在的，子系统变量多是内在的，前者如精神、体温，后者如血糖、各种酶等。变量可以是生理性的，这类变量是人体客观存在的，只有当它们的变化超出正常范围时，才有临床意义。另一类变量是人体本身所没有的，如各种病原体、新生物等。此外，组织器官的形态结构、质地变化和组织、细胞、物质存在的部位与时间发生变化，也可看作是变量。 若按变化快慢，变量还可分为快变量和慢变量。按协同学观点，慢变量常是起主导作用的，即慢变量决定快变量。 如肝功能项中的总胆红素、谷丙转氨酶、白蛋白等，前两者是快变量， 后者是慢变量。急性肝炎时，前两者变化明显，而后者无明显变化，到出现重症肝病时，白蛋白才出现变化。当慢变量变化到能引起人们注意时，往往意味着人体系统已发生重大质变。 三 虽然中西医的共同点是研究和处理人体状态、变量及其所携带信息的，但在确定变量与获取医学信息的方式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 现代医学或西医的发展趋势是采用增加信息载体的数量、减少载体的信息量的方式来丰富疾病诊断，而目前的中医增加不了信息载体的数量而只能采用增加信息载体的信息量（大致相当于一人多角色模式）的方式来丰富疾病诊断。结果是一个走向精准，一个必然导致模糊。 现代医学变量与中医变量最主要的差异表现在变量（信息载体）的性质上。中医的变量往往既不完全是主观的，也不完全是客观的。如脏腑，说它是主观的吧，它有一些客观存在支持，说它是客观的吧，它又夹杂着一些主观成分，而且两者不易分别开来。诸如此类的还有经络、气血津液、三焦等。不少人把其称之为虚拟实体。西医的变量强调其客观性，大至人体的组织器官，小至分子，无不有其相对应的物质及形态，其量化性能好，重复性好。另一方面，正因为其客观，又经过统计处理，所以覆盖性好，质控标准容易建立，可比性强。 中医变量是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力的限制下，在传统的伦理氛围中，古代医家在有限的临床观察与粗浅的解剖、生理、病理知识之间，通过反复的顿悟、推演等而形成的。其最致命的缺点：一是需要经过特殊的认知模式（中医学教育体系）才能认识和体会，这个认知模式不能与现代科学的认知模式相兼容，相对独立于现代科学教育体系之外；二是古代医家思维大大超前于实践，而没有走理论和实践互动发展的良性道路，一直呈畸形发展态势，以致没给子孙后代留下太多的改正和发展空间。 为了更准确地、更多地从人体系统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中西医都采用了增加变量的方式，一是增加变量来源的层次和变量的集合数，二是增加变量的数量，不过在方法上有很大区别。 纵观中医学上的几个大的发展阶段（《内经》→《伤寒》→《瘟病学说》），《伤寒》比《内经》多了六经，《瘟病学说》又多了卫气营血、三焦，形成了脏腑论杂病、六经论伤寒、卫气营血和三焦论瘟病的局面。换句话说，增加一个变量集合，中医就发展一大步。实际上，脏腑、经络、六经、气血津液、卫气营血、三焦、筋骨、皮毛和肌肉、外加病邪等都是直接位于整体之下的同一个层次中的集合，具体辨证则是在这些集合的下一层次（子集）中展开的，如脏下面有心、肝、脾、肺、肾等五个子集，心子集中有心阳、心阴、心血、心气等有限几个元素，所以中医充其量算一个四级系统。从获得变量信息的手段来看，中医主要是靠望、闻、问、切。但总的说来，相关信息的获得和确定还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医生的经验。 西医的变量系统层次是整体之下有解剖系统、组织器官、细胞、细胞器、大分子（基因、蛋白、酶、受体等）、元素及离子等七级系统或大的层次。系统层次越低，其具有特殊结构的组分越丰富，例如大分子的种类何止千万，如西医中的蛋白集合，它含抗原、抗体、受体、脂蛋白、膜蛋白、球蛋白、组蛋白、酶蛋白等许多子集，其酶子集的种类和数量就极其繁多，远非中医任一变量集合可比。重要的是，西医正在不断地利用各种最新的物理、化学、生化、免疫、基因、计算机等先进方法来获得更多更新的变量信息，西医还通过病检、尸检、动物模型等手段取得用上述方法仍不能获得的变量信息。 目前，西医可诊断的疾病数目已经很多，将来还会继续增多，而且这种能力是无限的。此外，我们还可以根据结构和功能的关系和普遍联系的观点来预测有某些疾病存在。 到目前为止，现代医学信息载体里人体里的可检出的活性成分数以万计，且不断增加，但即使数量再多，也个个都是结构明确，功能基本明确，也有特定方法确定检出，通俗地说，在现代医学里，张三就是张三，李四就是李四，绝不含糊。反观中医，八纲、五脏六腑、卫气营血、三焦、病邪等加起来共几十个左右概念（注意不是实际物体或物质），这几十个左右概念要与成千上万个疾病（现代医学的一个病在中医里往往有多个证型）联系，还要与现代医学里的千万个具体物质（元素、蛋白、分子等）相联系，咋一看来，中医完全包容了现代医学，仔细一想问题就来了，这造成了中医的概念属性极其含糊混乱，就如一个人在这里是张三，在那里是李四，换个地方，他又成了王二麻子，更要命的是在一个地方他既可能是张三又可能是李四，他到底是谁，完全取决于辩证者的主观认定。 最后，在获得病人的各种变量所携带的信息后，中医通过各种辨证手段来处理这些信息，筛选出一些主要的变量信息进行组合，最终确定一个证型，这样就完成了一个辨证过程。显然，由于中医师采用变量信息时，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所以最终形成的医案也常具个案特色。对同一病人，张医生说是A证，李医生认定为B证是很常见的事，而西医仅仅在一些疑难病症上，诊断意见才有分歧。 西医的变量及其量化指标，无一不是经过统计学处理的，所以比较客观，有95%左右的可靠性。如拿一张肾功能不全的尿检报告单来，武汉的、北京的、上海的、国外的医生都会说是肾功能不全，绝不会有异议，但在肾功能不全的病因分析上，应该会有分歧，治疗上也会有差异。 反观中医。假如同一个病人分别找十个医生看病，就可能有十种辩证分型。没有统一、客观的辩证尺度是中医发展最大的障碍之一。 随着人们对疾病状态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现代医学关于某一疾病的具有诊断意义的变量信息越来越多，这样，人们就有可能对原有诊断标准的变量信息及其组合进行优化，淘汰或修改那些不便于操作的和不那么精准的诊断变量信息，如黄疸指数被淘汰，舒张压的正常上限由原来的95mmHg降低至90mmHg等。 可以预见，这个过程将会不断进行下去。另一方面，也因为诊断信息的层次及来源越来越丰富，所以不但有新的疾病从原有疾病中分离出来，有分型的疾病也越来越多。这样就使诊断越来越精确，相应的治疗也越来越具有针对性。西医在获得病人的初步变量信息后，往往是先有一个意向，再叫病人作一些检查，若凭检查结果还不能作出诊断，则须进一步地检查，有时这个过程需要反复进行多次，才有明确诊断。西医循序渐进的诊断过程与中医一次到位的辨证过程形成鲜明对照。 四 综上所述，若从发展与联系的观点来看，西医比中医具有明显的优势。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西医在扩大信息来源以及信息的接收、处理、优化方面具有更多的优势。若我们为了要保持中医特色和整体性而爱屋及乌，人为地与现代科技保持距离，这样势必给中医的发展带来莫大的危害。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中医主动地熔入现代科技的熔炉，精萃得到升华，糟粕得到剔除，中医学才有可能获得新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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