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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4537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近人对神话系统的探索 对于我国古代神话的不同系统，近人已开始了探索。茅盾于1929年在《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中将中国神话分为北中南三部，然所存都是片断而不成体系。其中南部保存得最少，北部次之，中部最多。南部神话唯盘古氏的故事保存着；中部有《楚辞》，最富神话意味；北方则因原有的神话遭历史化和哲学化，以至所剩无几。茅盾划分的标准是地域，由于不同地域的神话发生的先后不同，实际很难称得上是独立的神话体系。如中部之《楚辞》，尽管具有浓厚的楚文化特征，但它的神话却是具有兼容性的，有许多其他文化的因子，是文化大融合的结果。这种按地域的划分如不给予一定的时限，将会陷入混乱。 顾颉刚先生提出了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他说：“中国古代留传下来的神话中，有两个重要的大系统：一个是昆仑神话系统；一个是蓬莱神话系统。昆仑神话发源于西部高原地区，它那神奇瑰丽的故事，流传到东方以后，又跟苍莽窈冥的大海这一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在燕、吴、齐、越沿海地区形成了蓬莱神话系统。”这种划分依然以地域为主，但又注重了神的活动地域，即是将流传的地域与神话所描绘的中心地域结合起来考察，这一论点的提出立刻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实际上这种划分只包括了古神话的部分内容。昆仑神话大抵只能说明《山海经》的体系，蓬莱神话是后起的神仙故事，跟古神话的性质有所不同，关于伏羲女娲的故事，也进不了这系统之中。  茅盾提出北、中、南三部，恰恰忽略了东、西两部，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顾颉刚主要论述东西两方，即西部的昆仑与东方的蓬莱，同样可见出局限性。而最根本一点，他们没有注意到，神话是一定集团群体产物，它的产生与一定的群相联系着。只有确定部族集团，才能弄清神话体系。 由部落发展为民族 由部落发展成民族，这是民族形成的一般理论。恩格斯曾这样指出： 在统一的汉民族形成以前，中国古代已形成了活跃于不同区域的民族团体，它们是由部落联盟发展来的。正是这些处在不同区域的各个民族文化的会合，才逐渐形成汉民族文化的主流。  已经形成民族的集团并非立刻就消除了内部的氏族结构，氏族组织还在发挥自己的作用。希腊的民族最初就具有这一特点。恩格斯指出：“在荷马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在大多数场合已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Kleine Volkerschaften）；在这种小民族内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着它们的独立性。”据此我们可以理解夏商统一以前的古代民族集团的性质。如黄帝所统帅的华夏族主干中包容着各个小的氏族群体。《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度四方，教熊罴貔貅䝙虎，以与炎帝战于孤泉之野”，所谓熊罴貔貅䝙虎，实为六种猛兽为图腾的氏族群体，它们虽然有着自己独立的信仰，但行将归入华夏族的阵营。这种包容小氏族于其中的集团，虽然可称之为“小民族”，但还是民族的前身，处于部落向民族的过渡阶段，我们称之为部落。在部族时期，人们重视血统联盟，相信大家都是起源于一个神，这个集体有一个神的谱系。一旦进入民族时期，血统联盟就会逐渐破坏。“血统联盟在这里，也和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整个民族的生活制度的基础；而随着人口数目的增加和民族的继续发展，这种联盟愈来愈被人们忘却了。这种情形首先表现在整个民族上面。共同的世系愈来愈不认为是实际的血统亲属关系；关于这一方面的记忆愈来愈淡薄了，余下来的仅仅是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方言”。民族的形成意味着交流的加剧，它将破坏部族期带有血缘色彩的信仰系统，加速文化融合的进程。部族集团的神话是基本独立的，而民族的神话都是交融复合的。因而我们将以部族集团来确定原始社会神话的不同体系。 集团的部族及相互联系 对于远古的氏族集团，近代学者曾进行过许多探索。著名的有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陈梦家的“虞夏商三系本为一系说”，徐炳昶的“三集团说”。三家中，徐炳昶的学说得响应者最众，后人多承袭，或略有损益，而其说之主干卒不可动摇。  三集团为华夏、东夷、苗蛮三部族的合称。人们或益之以北狄，或益之以百越，均不过支脉而已，形成汉民族的主干是前三者，形成中国神话格调的也是来自于前三者传说。 华夏集团最初的两大部族为炎帝、黄帝所执掌，本居住于陕西，后东移进入山西、河南境内。传炎、黄本兄弟，为少典娶于有蟜氏而生。有蟜氏即蛇氏族，《说文》：“蟜，虫也。”又《山海经·海外南经》：“虫为蛇，蛇号为鱼。”它是后来获得广泛崇拜的龙的前身之一。夏、周都是华夏集团的后继者，华夏文化因而四面扩散开去。 东夷集团的分布面宽，山东北部以至于东北地区，河南东南部、安徽中部，东至于海的广大区域都是早期东夷集团的活动区域，它们势力的扩张是由东向西挺进的。东夷人的主神为帝俊，后演为喾，帝舜。尧也是东夷族首领。东夷人崇拜鸟，商人是其后裔。 苗蛮居于南方，其祖欢头为颛顼之子，故苗蛮认颛顼高阳氏为远祖，近祖则为祝融氏，苗蛮起初也是崇鸟的，后曾受到一定程度的华夏氏集团的影响。至春秋时楚国的崛起，苗蛮才得以发扬光大。 三集团间有过不曾间断的冲突。东夷蚩尤部曾与炎黄发生过尖锐的冲突，苗蛮亦为虞舜所惩治，其间你来我往，不一而足。至春秋战国，三集团演为秦、楚、齐鲁三大文化团体，秦为夷人之后，却再崛起于西方，而东方本部已为华夏文化代表之齐鲁所覆盖，楚则自称蛮夷在南部中国日趋强大，并问鼎中原。至此，三集团已渐成融合之势，一个新的民族——汉族已呼之欲出。 三集团是汉民族的前身，而三集团的神话的融汇而诞生的新神话便构成了汉民族神话的核心内容。 汉民族的神话是一个整体，它有自身的内部结构，不能分裂为互不相干的部分。 谢林说过：“一个民族，只有当它能从自己的神话上判断自身的民族时，方能成其为民族。民族神话产生的时期，当然不可能是在民族已经出现之后，也不可能是在民族尚未形成、还是人类大集体之中不为人所知的成分的时候；民族神话的产生必须是在民族形成之前的过渡阶段，也就是快要独立和形成之际。”炎帝黄帝，帝俊帝喾，颛顼祝融，这三大集团的部族首领逐渐被神化后，成了三个集团分别崇拜的上帝和祖先，便宣告了民族形成这一天的到来。 这三大团体势力的消长是中国原始社会后期以至于秦汉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它们相互间有冲突，更多的是融合。所谓五帝故事，记载的是各部间先后轮掌盟主的史实，这是中国历史上早期社会组织形式。 中国古代神话就是在三大神话系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华民族核心神话是龙凤合一的神话，五帝的神话，创世神话与皇天后土的神话。它们自春秋以来不断发展完成于秦汉，跟汉民族的成长历程同步。 龙凤神话之构成 关于龙凤神话，它的演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作为最早的神话形态，图腾神话主要阐述氏族的由来，并因此而形成了自己的保护神和特有的禁忌。氏族间因信奉的图腾不同而相互区别开来。当氏族形成部落，由部落而成为联盟集团，图腾于是分化发展，逐渐趋向于崇拜某一个影响较大部落的图腾，其他氏族的图腾或演为一般吉祥物，或失去其地位而为人忘却。图腾物没有因为氏族社会的消失而终结，当民族形成，它同样成为一个民族的标志，在它身上，凝聚着深厚的民族感情。龙凤图腾最初在氏族林立的时代产生，经过冲突联系，最后结合在一起，成了标志化的中华民族的象征。 一般说来，华夏族以龙为图腾，夷族以凤鸟为图腾，苗蛮集团及楚族也是以鸟为图腾的。由于三集团势力的消长，它们的活动不主于一地，于是龙凤之迹遍于神州大地。 夏商奴隶制社会时期，氏族社会遗痕颇深，民族间的征服往往表现在图腾物上。华夏所到之处，总是把龙引到那里。华夏族的大本营在西部。《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鲧……家于西羌。”而西羌又是龙部落的故乡，甲骨文有“龙来氏羌＂(《缀合》)之说，华夏族是携带着巨龙向四处挺进的。禹势力向东南浸染，杀了防风氏，便改变了这一带古老的信奉凤鸟的习俗。越地古俗是崇拜鸟的，也就是说这里是鸟集团的领地。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曾出土有“双凤朝阳”象牙雕刻和“双头鸟”纹骨匕柄雕刻，说明了这一文化的鸟图腾特征，而“越文化有很大的因素渊源于河姆渡文化”，越人之崇鸟曾为一些学者所详述。自禹南侵，便剥夺了这一带的凤崇拜的权力，尽管不可能一刀切地立刻改变这种状态，但从整体上看，越已归于龙蛇部族。据姜彬《吴越民间信仰民俗》一书所载，当今吴越地区对蛇的遗俗和信仰还很多，如太仓、苏州一带多蛇王庙。金华地区以蛇为“客神”，看见家蛇，绝对不能打，还要度诚地膜拜。吴越之地还有召蛇祭蛇的习俗，并有形形色色的关于蛇的禁忌。这种蛇崇拜的原由之关键的一点是禹侵入吴越之地后，带来了龙蛇崇拜之俗，并以神话肯定了自己是越人祖先的地位，使龙的势力扩散开去。  等到殷商崛起，凤又独领风骚。甲骨文有“及龙方”、“伐龙方”的记载，对龙族有灭之后快的感觉。此时的龙由于长期积习，似已不能再为夏族独专，它部分地成为吉祥的象征或神圣之物，故其图案可入钟鼎祭具。 周代建立了领主制封建社会，从总体上已不再把图腾物看得很重。它改变了小邦林立的状况，倘还助长图腾崇拜旧习，势必产生离心倾向。周统治对传统的改造的一大特点就是把原先带有氏族标志迹象的图腾旧习汰去，而代之以吉祥物信仰。于是，原先众多的图腾物全成灵物，它们不是被视为自己的祖先，而是能给人带来福惠的吉祥神物。这样做的目的是化解民族积怨，调合民族矛盾，促进民族融合。周代的玉佩龙凤合为一体，这是用心良苦的，是为了说明夷夏本为一家。《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从这些主张看，周统治确实是为民族团结作出了努力的。 由于地域间文化差异很大，图腾遗念不可能立刻消失，又，周统治在行动上并没有象他们所说的那样去友好的对待周边各族。“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这样的颂歌无疑露出了周统治以中国老大自居，而对其他民族行欺凌的面目。同样，其他民族也感受到了这种压迫，并激起了强烈的反抗之情。至春秋时强大起来的楚民族的反抗情绪最为强烈。他们在行为上是以武力吞并江汉诸姬姓小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则是表现出强烈的尊凤贱龙倾向。今所见楚文学与艺术均贯彻这种精神。如《楚辞》中凤是至美至善的神鸟；而龙除了作驾车驾船的营生便是凶物的化身，二者的地位有天壤之别。今出土的楚刺绣品，上有龙凤相斗的图案，这些图案多数是凤胜龙败，只有少数势均力敌。龙凤关系在楚文化中具有明显的民族关系意味，它反映着夏族与楚族的矛盾。郭沫若《卜辞通纂》：“殷人南方无劲敌，盖世与周为寇仇之'南夷’，在殷则殷之同盟也。”苗蛮与东夷因信奉图腾近而有亲缘关系，而与夏、周则是敌对关系。尽管周是原来龙族的成员，但属下却是广泛的凤集团的信奉者，这就注定了必定是龙凤的合一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 楚与中原的冲突是龙凤冲突的最后一场博斗，到秦王统一中国，这场冲突已告结束。在这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下，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汉代的统一，标志着汉民族的统一，标志着汉民族的正式形成，龙凤始以吉祥和平的图案友好地相处在一起，成了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象征。 文章来源：《史林》 1996年第0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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