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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病了。 今天，是我出院以后的第二天。 住院期间，因为隔壁床的那位老人，我没有休息好，但是我丝毫不怪她。 一辈子到现在，住院的经历不少，但任何一次都没有这次来得震撼，让我历久弥新地回味。  入院那天在中午，一个双人病房，住进来前我以为会比较安静。刚进病房时，对着两张床的电视亮着，放着电视剧，时不时切换一下频道。隔壁床拉着帘子。我以为病人在看电视，就没有去打招呼。反正平时也不看电视，我也无所谓在演什么，只是觉得声音有点大。 过了一会儿，我去洗手间的时候，经过隔壁床，发现病人是个老太太。灰黄的一张脸，半张着嘴，戴着几乎全套的生命体征监测设备，脸上的褶皱在眉间显得尤为厚重。她正在睡觉。电视遥控器在护工手里。 下午，老人醒了，她开始和护工讲话，声音颤抖而尖利，讲得像本地话，又像嘉兴话。我这个嘉兴“移三代”只能勉强听懂：“阿姨唉，我疼。”护工的回答堪称逻辑严密，滴水不漏，“我只负责你的吃喝拉撒睡，你的疼不归我管。” 老人给老伴儿打电话，给孩子打电话。可惜的是，老人的话，家里人也几乎听不懂。作为旁观者，我只能听到电话这一头和那一头的声音在交替，但是我知道两头都没有交互。 到最后，护工接过电话说：“她就是吵，没有什么大事儿。爷爷您放心。”转过头，挂了电话，护工对着老太太说“你搞，你就是搞，有什么用。” 半夜里，老太太在叫疼。睡在行军床上的阿姨以比老太太声音高5成的分贝大叫，“你只会搞，搞什么搞！”我看看手机，凌晨3点。  到了早晨，接诊护工带我做检查，路上他告诉我这个老太太来了三周了。重度肝硬化、重度骨质疏松，有点老年痴呆。 回到病房，老太太白天的一觉刚醒，护工在絮叨：“你晚上不好好睡觉，你看，把我的头发都熬白了不少！”老太太颤颤的发声中我隐约听到了几个字：“哪能……迭嫩……凶！”（怎么，那么，凶），语气中有哀怨。 我看护士奔进奔出忙碌，也不敢打扰。假装到护士台借支笔，搭讪问道：“我隔壁床的那个老太太骨质疏松有用什么药伐啦？” 年轻的护士正是给我办入院的那个，算是熟悉了，她叹口气，“没什么可以用的，就补补钙吧。” 我说，“她的肌肉明显松弛，尤其她的嗓音就是因为声带松弛导致的说话不清晰。现在临床上她除了需要缓解疼痛，是不是还需要一些言语治疗？她一个大活人没法和人沟通，她太痛苦了！” 接着，我忍不住还追问了一句，“护工说老太太痴呆，进院时做过MMSE的筛查吗？” 护士垂下漂亮的睫毛，呐呐地说：“那这个……得跟医生说吧。”  我放下笔，看着自己一身病号服只好摇摇头起身。继续挂着吊瓶，拖着吊瓶移动架子漫步走廊。整整一层楼，几乎全都是老年人。多一半不能下床。平时除了医护、难得来的家属、电视以及手机短视频里的声音，几乎听不到老年人的聊天。脑海中浮现出李劼人《同情》里的内科和外科病房场景之不同。忍不住唏嘘了一下。 回到病房，老太太和我对视一眼，笑了一下。我心中一动。她未必像护工说的那样“已经晚期了，没用了。”未必像护士说的“有点痴呆。”她只是不会讲普通话，只是不会写字，沟通障碍罢了！ 最近听说了银龄计划，不知道这个计划能不能匹配到双减后的校外培训机构服务溢出。 老年人，或者应该在沟通上得到更多的帮助，或者应该在生活上得到更多的幸福感，或者应该有更多的理所应当的权利和尊严，包括有尊严的生活状态和有尊严的康复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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