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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18日，北京辟才胡同西口的一间民房内，一个年仅44岁的中年妇女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房子的男主人是一个清洁工，他叫刘振东。6年前，刘振东与一家印刷厂的一名女工结婚，虽然两人看似门当户对，但他看着妻子的日常举动有点奇怪，总觉得跟普通女子有所区别，但究竟哪里有区别，他也说不上来。 只是，让刘振东没有想到的是，此时此刻，刚刚44岁的妻子就因心脏病去世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妻子临终前对他说：“其实，我曾是大清皇妃。” 那么，一位曾经的皇妃为什么会沦落到嫁给清洁工呢？她的身上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这一切还要从1909年讲起。 
一、一生悲剧的开始 1909年，内务府主事额尔德特·端恭家里，一名女婴呱呱坠地，家里给她取了个乳名叫大秀，但后人通常称其为文绣。 虽然端恭只是一名正六品的小官，但是额尔德特家族，却是名副其实的满洲贵族，和爱新觉罗氏同属镶黄旗。 然而，1909年的大清，早已是病入膏肓风雨飘摇，等到文绣记事时，已是民国。也正因如此，文绣从小开始接触的就是新式教育，对“三从四德”之类的封建思想了解不多。 不过，由于和溥仪年纪相仿，加之家人的暗箱操作，她最终还是接到了入宫的“旨意”。1922年溥仪大婚，先后迎娶文绣和婉容，文绣要比婉容先一步入宫，但却因为婉容是皇后，她不得不跪迎婉容。可以说，文绣与溥仪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悲剧。 
后宫的生活冷清且孤独，文绣唯一的寄托就是每日的英语课。不过，如果能够一直这样安静地生活下去，在那个乱世又何尝不是一种奢侈。但是，就连这样的安宁，也没有持续多久。 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了紫禁城，浩浩荡荡的皇室成员，几经辗转来到了天津的日租界。如果说在紫禁城的生活是“距离产生美”，那么在租界“逼仄”的生活，就是让文绣与溥仪心生嫌隙的导火索。 溥仪带着皇后婉容与淑妃文绣，搬到了天津的一处公馆，自己与婉容同起同住，却将文绣冷落一旁，夫妻二人的关系已经是名存实亡，比起婉容，文绣更像是他们的室友。 
如果说个人生活，文绣还能靠其他事情调剂，但是溥仪和日本人的眉来眼去，却让她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丈夫的所作所为。 之前，溥仪就和日本人正式达成了协议，由日本人保护他和家人的安全。这期间，他和郑孝胥等亲日分子勾勾搭搭，谋划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实现“复辟”，重登帝位。 在天津居住的日子里，溥仪更是不停地和日本驻天津领事或日本驻华军队司令官进行接触，这让文绣痛心不已，屡屡向他谏言：“日本绝对不可轻信，郑孝胥之流的鬼话更是不能听，应该及时悬崖勒马，否则后患无穷。” 然而，随着文绣不停的劝说，溥仪反而对文绣产生了厌恶之情，此后每天都只和婉容在一起，逢年过节给予的赏赐，也只给婉容一个人，再也没有文绣的份了。当溥仪偶然间看到文绣时，也会对她冷眼相待，就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一样。 除了情感上荒芜，文绣的物质生活方面也出现了危机，由于缺钱，她常常要靠典当衣物来补贴生活。4年多以来，文绣在寂寞、痛苦和屈辱中度过。可以说此时的文绣正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所谓的皇室家庭已经容不下她了。 
二、后宫的“革命党” 既然，此时的宣统帝号已经废除，帝后身份的差距已然不存，文绣便想再给溥仪一次机会，也给自己最后一次争取平等的机会。 1931年8月25日中午，文绣在中堂吃饭时遭到了太监的怠慢，她借此机会大发脾气，明里骂太监，暗里指称溥仪。溥仪听懂了她的弦外之音，当即大发雷霆：“欺君之罪该死，朕将会赐你死罪！” 经历了这件事后，文绣对溥仪彻底心灰意冷，她在朦胧中产生了离开溥仪的念头。一场中国上下五千年绝无仅有的反抗——“淑妃革命”，此时在文绣的脑中翻腾。 正当此时，妹妹文珊过来陪文绣，请求溥仪允许文绣到外面散心，溥仪没有考虑过多，便答应了。结果，令人意外的是，在妹妹的陪同下，文绣乘坐专车直奔天津国民饭店37号房间，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在饭店这间房里，三位在业界享有盛名的律师早就在此等候。文绣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三封信函交给随行的太监，让他带给皇帝。三封信，两封是律师函，一封是妹妹文珊函。 
律师在信中控诉，文绣备受冷落而不能忍受，只得求法律救济，还曝光了文绣与溥仪在一起时的种种遭遇。 溥仪看完这些“诛心之言”后，差点没昏过去。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平时文弱的文绣竟做出如此大胆之举，这是200多年未有之事，也是清朝皇室所未承受过的奇耻大辱。 溥仪可不想成为第一个被妃子“休”了的皇帝，他赶紧召集满清的遗老遗少们开会讨论此事，但没有一个人能想出好办法。无奈之下，溥仪只得数次派人前往国民饭店和律师们“谈判”，要求文绣“回宫”，结果三名律师坚称，文绣女士拒绝见任何人。 事实上，文绣也想留有余地，给溥仪留点面子。她起初的想法不是离婚，而是“别居”，只需要溥仪每周驾临一两次，给她50万元的生活费即可。 可溥仪却认为文绣出走属大逆不道，他动用各种力量，对文绣的族兄施加各种压力，然而外柔内刚的文绣却始终没有就范，心灰意冷的她最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离婚的诉求。 
两人对簿公堂时，双方律师唇枪舌剑，最终达成了离婚协议。根据协议，溥仪将给文绣一次性生活补助55000元，即日起文绣与清室脱离关系。 离婚后第二天，溥仪在京、津、沪的报纸上发布消息：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制，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钦此！ 当时国内正流行“革命”一词，文绣这件事也因此被冠上了“革命”的称号，有人称之为“淑妃革命”、“刀妃革命”等，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京津地区各大报纸的头版都是《前清废帝家庭之变》之类，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着“妃子休皇帝”这一千古奇闻，而文绣和溥仪离婚的理由也让围观群众们啧啧称奇。 三、从皇妃到普通人 被“废为庶人”的文绣，离婚后直接返回了北平，将名字改回了汉名傅玉芳，并在北平市私立四存中小学找了一份国语教员的工作。 然而，文绣在北京当老师的事很快为好事者所知，并四处宣扬，一大批记者来到学校要采访她，不堪其扰的文绣只得选择了辞职，买了一栋小房子过起了隐居生活。 
七七事变后，没有生活来源的文绣为了生存糊过纸盒，卖过香烟，还曾前往工地当过运泥瓦砖的小工。 后来文绣在华北日报社找了一份校对员的工作，社长张明炜对自食其力的文绣十分的欣赏，将她介绍给了自己的姑表弟刘振东。 刘振东当时年过四旬，一直没能娶上媳妇，在李宗仁麾下担任少校军需官。两人见面后都觉得对方挺合适，经过5个多月的互相了解后，最终于1947年夏天举行了婚礼。 婚后第2年，刘振东就主动选择退伍经商，买下了8辆平板车，开了一间货运车行。后来，他被分配到西城区清洁队当了一名工人。夫妻两人虽然生活很清贫，但是仍然乐在其中。 可惜的是，1953年9月，文绣突然生了一场重病，临终之前将丈夫叫到身边说道：“其实，我曾是大清皇妃。”之后文绣将自己的经历断断续续地讲了一遍，说完就离世了，此时的她年仅44岁，没有留下一男半女。 刘振东家里穷，连口棺材都买不起，还是西城区清洁队的同志们帮他订购了一口4块木板拼成的薄棺材，将文绣安葬在了安定门外。 文绣，这个命运曲折的末代皇妃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参考资料：《清史稿》《末代皇妃：文绣传》 图片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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