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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语境中的“君子” “君子”一词在目前通用的《论语》文本中，出现过107次，仅次于“仁”109次的出现频率，是《论语》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君子”，按目前通常的解释为：“指人格高尚、道德品行兼好之人。”（百度百科）读《论语》，会发现很多时候，“君子”常和“小人”一词成对出现，如果将这里的君子全部解读为道德高尚之人，将小人解释为道德低下之人，则可能会对部分章节产生误读。典型者如孔子评价后期弟子樊须：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 木舟意译：学生樊迟问种庄稼的学问，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樊迟又问种菜的学问，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于是樊迟出去了。孔子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呀！在上位者喜好礼仪，民众没有一个敢不恭敬；上位者喜好道义，民众没有一个敢不服从；在上位者喜好守信，民众没有一个敢不用真诚相待。如果这样做，那么四面八方的民众就会背负着他们的子女来投奔，干嘛要去种庄稼呢？” 樊须，字迟，必孔子小三十六岁，是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所收的弟子。在其未拜孔子为师之前，已在季氏宰冉求处任职。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后，在冉求的努力下，被季孙肥（即季康子）召回鲁国。樊迟遂拜孔子为师，在《论语》中也曾向孔子三次问“仁”，还问“知”、“崇德、修业、辩惑”等。据说很有谋略，且具有勇武精神。在冉求帮助鲁国打退齐国进攻的战役中，曾立有大功，是季氏宰冉求的得力助手。对于这样的一个弟子，如果用道德低下的意思来解，显然不合适。其实，“君子”、“小人”在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是一个内涵在悄然变化的时代。 近日观看央视网推出的中国公开课（http://opencla.cctv.com/），其中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所讲的《纵谈中国古代前期史》，对这一问题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在孙立群教授的讲座中谈到，封建制、宗法制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封建制也称分封制，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宗族姻亲、功臣子弟、前朝遗民分封领地和相当的治权。如春秋时的鲁国就是周公的封地，而齐国是姜子牙的封地。分封制与宗法制互为表里，紧密结合，在家庭范围内为宗法制，在国家范围内为分封制。而君子、小人等词，最初就产生于宗法制。 “君”字上部为“尹”，表示治理的意思。下部为“口”，表示发号施令的意思。在中国古代，君本来是指最高统治者。在宗法制之下，正妻的第一个儿子称为嫡长子，第二个儿子称为次子，而妾所生的儿子统称为庶子。西周的宗法制是和分封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天子按嫡长子继承制世代相传，是“大宗”，其他不能继承王位的庶子、次子也是王族，分封为诸侯，他们是从属“大宗”的“小”。这些诸侯也是按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世代相传，非嫡长子则由诸侯分封为卿大夫。诸侯对于这些卿大夫来说，又是“大宗”，依次类推。也就是说大宗的嫡长子称为君，诸侯之君叫国君，大夫之君叫家君，而君子，在最初其实就是指君之子。后泛指大宗里面的男性。但这一宗法制度，其实到了春秋时期已有改变，特别是到了战国后期，秦统一中国之后，流行于西周的全国宗法制得到了极大的改变，除了我们所知的皇室是宗法制，皇帝按照嫡长子的制度代代相传外，原来的诸侯之国，已由原来的“分封”变为由国家任命的郡县“守、令”代替（所以易中天曾说过，秦之前的中国是封建制，秦之后其实是帝国制）。 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正处于宗法制悄然变化之际，而产生于宗法制下面的君子、小人等词，也在内涵上发生着改变。这一变化，在《论语》中都有体现。在《论语》中，君子一词其实有三种解读。一是原意，相对于庶民（小人），是贵族身份的象征，为位尊者；二是道德高尚的人，求仁的人，是德高者。这是孔子对该词涵义的扩充，意义重大；三是两者内涵兼而有之，由于很多对话已经不能具体考证具体的场景，用两种解释都可以翻译的通。 所以，上面孔子骂樊须为小人，并不是骂他道德败坏，而是说他像一个庶民（贱民），即志向不高，这和孔子开私学的教育目的是不相符的，故孔子不教。 正是《论语》一书，我们看到了君子一词的内涵演变，由原来纯粹的地位之称谓，逐渐向我们目前所指道德高尚（人的修养）转变。正是这一转变，对于构建国人人文精神有着莫大的意义，他用一个简单易懂的词语，向我们描述了人之修养的目的：学为君子，修为君子。 细读《论语》，孔子最多谈的一个词是“仁”（兹事体大，择另外撰文阐述，此只简要概括），在《论语》中，“仁”的本质其实有两点：爱和恕，其中“爱”是对内（自已）的要求，恕是对外（他人）的要求。而孔子所扩展的君子的涵义，其实相当于“仁”的全部内涵。君子也就是“求仁者”、“为仁者”。 关于这样的论述，在《论语》中可谓比比皆是，最有代表性的描述君子品格的，我认为是《宪问》篇中的一章。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第十四》 木舟意译：孔子说：“君子的道德有三项，而我还没有做到。追求仁爱的人不忧愁，追求智慧的人不迷惑，追求勇敢的人不畏惧。”子贡说：“这是老师在说他自己呀。” 在这章里，孔子表述了君子所应该具备的三个方面的品质，并且说自己还未曾达到。而子贡作为弟子，认为孔子已经达到了。关于这一句的翻译，翻遍目前手头所有的译注（朱熹、李泽厚、杨伯峻等），都将仁者、智者、勇者直接翻译，认为是已经达到“仁、智、勇”的人，我觉得有所欠妥。因为如果已经是达到者，那其实是一种“同词同义”，是用不着说的。从孔子自述中所言：“我无能焉”受启，所以在我的意译中，加上了“追求”二字。我认为，孔子这里所讲的，更是一种君子修习中的一个过程。 先看“不惑”，我觉得可以和孔子所说的“四十不惑”结合来看。所谓四十不惑，其实并不是说孔子到了四十岁不再迷惑，而是说在他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已经明确了自己所能与所不能，对于能做之事，力行坚持，所不能做之事（能力、机遇），则坚决舍弃，不再徒增烦恼。其实所有烦恼、迷惑的缘由，都是因为人们没有对自我有清晰的认识，因追求当下不可追求之事而不得，所以迷惑。这里的“智者不惑”，我觉得就是指在我们追求智慧、不断学习修身的过程中，其实追求的就是这种自知的一种状态。在《论语·颜渊》篇中有樊迟问知，孔子的回答就是“知人”，当然“知人”的前提就是“自知”。 “仁者不忧”，仁的本质是爱和恕，从自身出发，要有爱心，有爱心才可以心胸开阔。而恕，可以简单理解为站在别人角度着想，同理心，为对方着想，这样就不会陷入偏执和狭隘。在《孔子家语·在厄》里有这样的记载： 子路问于孔子曰：“君子无忧乎？” 子曰：“无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则乐其意；既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则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孔子家语·在厄》） 子路问孔子：“君子也有忧愁吗？” 孔子：“没有。君子在修身实践中，当他的事还没做成时，他会为自己做事的坚强意念感到高兴；当他的事做成了，他又会为自己经过努力而有所作为而感到高兴。所以君子的一生是快乐的一生，基本上没有哪天是忧愁的。而小人却恰好相反，当没有获得某一个他想要的东西时，他担心自己得不到；当他得到某件东西时，他又担心会不会失去。所以小人的一生是忧愁的一生，基本上没有哪天是快乐的。” 君子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有爱、有恕，对内对外不会患得患失，正是“未得之，则乐其意；既得之，又乐其治。”这样的过程，当然无忧。 第三，勇者不惧。《论语》中孔子是非常反对孔武有力、匹夫之勇的，推崇的是见义而为的勇。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第十七》 木舟意译：子路问道：“君子提倡勇敢吗？”孔子说：“君子以义为上，上位者如果勇敢而不讲道义就会祸乱国家，庶民如果勇敢而不讲道义就会成为强盗。” 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路是以“勇”而闻名的，所以子路问勇应该说是最能反映孔子对于勇的态度。孔子提倡勇敢，但不是提倡莽撞。提倡见义勇为，更强调见义智为。在追求勇的过程中，以是否“义”作为标准，当然不会畏惧。 其实关于“不忧不惧”，《论语》中还有一篇论述很典型。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第十二》 木舟意译：司马牛问怎么样才是君子。孔子回答说：“君子应该不忧不惧。”那么，“不忧不惧的人就是君子了吗？”（司马牛接着问），孔子进一步回答道：“凡事问心无愧，还有什么可以忧愁，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呢？” 其实孔子回答中的“内省不疚”，用我们当前语解释就是一种“坦然”，按照自己内心修养的标准，凡事自我反省，内心并不感到惭愧不安，即没有做有愧于心的事。这样当然就没有什么忧和惧了。我们常说“做事由己、成事在天”，努力于自己可以控制的地方，而坦然面对所面临的任何结果，对己何愧之有？对事何忧何惧？ 所以，我们在上一篇中多提到的“学为君子”，也可以说是学为追求仁、追求智、追求勇。在追求成为君子（仁者）的路上，我们才能不惑、不忧亦不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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