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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阿乙的《春天》(《收获》2013年第1期)，耳边回响着流行歌曲《春天里》。“春天”，一个生机勃勃的名字，一位充满盼望的少女，她死在人生的春天。她的死亡就像涂志强的死亡一样具有内在的必然性。自杀是偶然的，但蕴藏在自杀背后的逻辑是必然的。春天与世界的隔膜而荒诞的关系，是“现代”文明的副作用的体现。 毕飞宇的《大雨如注》(《人民文学》2013年第3期)、鲁敏的《小流放》涉及当下的教育制度，二者有不同的侧重。毕飞宇更看重全球化时代风暴(“大雨”)对个体的裹挟，鲁敏实写近年来盛行的父母为独生子女升学而过的“陪读”生活。教育是当下的热点话题，且蕴含着民族的未来。作者的良苦用心和隐忧从文本中传递出来。 尤凤伟的《中山装》(《十月》2013年第3期)以将军儿子回故里赠送遗物为主线，展示了当代社会欲望的复杂性；老家的养子想要一件“中山装”的小插曲，映射出上流社会与底层社会的“断裂”与对峙，平常然而意味深长的篇名将当下与历史勾连起来。李佩甫的《寂寞许由》(《鸭绿江》2013年第8期)以挂职副市长的视野呈现广阔的新官场“现形记”。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旅程》是大家早已熟悉的一个文本，现在经过修订再次在《作家》上发表，这是电子产品日新月异的升级时代的写作尝试，比那些改头换面的重复性经验写作更可靠。他的《上帝选中的摄影师》(《新世纪周刊》2013年第11期)虽是短篇，但其历史纵深度并不亚于某些长篇，作者将叙事直接对准摄影家和照片背后的历史。桑塔格有一篇具有原创性的论文《论摄影》，告诉我们摄影艺术的真相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现在我们已经普遍接受历史是叙事的结论，文本将叙事之刀插入历史腹地，探讨摄影是“记录”历史还是“创造”历史，个人与历史的复杂关系等诸多问题。这部短篇堪称薛忆沩创作史上的标志性作品，是叙事的极度精简与历史容积最大化的探询，首尾呼应的结构也值得称道。 东君《我能跟你谈谈吗》(《十月》2013年第1期)让我想起蔡东的短篇《往生》，临终关怀这个敏感的题材是青年一代对身处的老龄化社会的思索与回应。无独有偶，张怡微的《试验》(《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6期)也以独特的方式处理老人的内心经验。《往生》用诗意的语言实写已退休的儿媳伺候家公的艰难；《我能跟你谈谈吗》针对老人的身体疾病与精神困苦探讨生与死，教授与农民、北京与故乡的人物和空间设置让小说的时空容积几何倍增，这是叙事的魔术。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曾轻描淡写地谈到一个伟大的写作常识——“要让一个人物真实，必须同时平凡地和诗意地想。”蔡东的《净尘山》(《当代》2013年第6期)践行了这个原则。她在平凡处打探诗意，当大家无谓地感喟都市生活的雷同，她却在日常生活的表皮下勘探内部的结核。对于多次减肥失败的女主人公来说，那一身堆积的肉就是她的噩梦；而对于只有两件衬衣的男同学，出租屋就是他的牢笼。臃肿肥胖的肉身正是都市欲望的象征，狭窄的出租屋是都市的现实，这就是时代给我们每人一个量身定做的牢笼，“净尘山”只是一个遥远的想象。 李敬泽的《赵氏孤儿》(《花城》2013年第5期)写得随心所欲，既有小说的气象，也有随笔的思想，以历史的酒杯浇当下的块垒。张惠雯的《醉意》(《人民文学》2013年第3期)延续了她一直以来的写作风格，像榨汁机一样不厌其烦地从细微褶皱处榨出人生的滋味，纵使浅淡处，也能引起我们的一个激灵。《作家》2013年第1期刊出叶弥的《亲人》、金仁顺的《僧舞》和戴来的《前线，前线》、朱文颖的《性·动词》，这组情爱题材的小说颇能显示“70后”女作家的写作变化。魏微、金仁顺、戴来这几年发表作品不多，我将这看成她们的休整期，她们是以静制动，抵抗习惯性写作。我对这种姿态充满敬意，同时对她们的再度出发充满期待。 贾平凹的《倒流河》(《人民文学》2013年第2期)、艾伟的《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上海文学》2013年第7期)、朱日亮的《鹊巢》(《人民文学》2013年第11期)、甫跃辉的《朝着雪山去》(《收获》2013年第4期)、文珍的《录音笔记》(《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4期)、付秀莹的《醉太平》(《芒种》2013年第7期)等作品均可圈可点，以不同的视角窥探时代的痛点。 非虚构写作： 还原生活，还原历史 非虚构成为这几年的文学热点不是偶然的：一是因为小说虚构的乏力，越来越多的写作沦为空洞的能指，切断了与现实的精神血脉；二是数字化时代，高速度的传播方式让我们随时接受现实生活中目不暇接的故事。非虚构写作既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盛的报告文学直面现实的勇气，同时又告别了报告文学宏大叙事的美学指向，回复到与肉身息息相关的当下追问。非虚构写作以亲切的个人视角还原生活、还原历史。 《父亲的奥德赛》(《花城》2013年第4期)是林岗第一次追溯父亲的足迹，讲述家族鲜为人知的故事。在显赫的高官身份背后，林若的婚姻、家庭伦常烙着革命时代的印迹和悖谬。这类回忆文字很容易滥情，学者林岗以非常冷静克制且带点自嘲的笔调，从一个大的历史视野呈现父亲波澜起伏的一生，“奥德赛”既是出发，也是回归。革命家林若的一生折射出现代性追求的曲折与复杂。文本的叙述方式显示了当代学者对20世纪革命史的深沉反思。 毕飞宇在自传性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花城》2013年第4期)中清晰地回顾了自己的童年，他的成长伴随着时代不断开放的轨迹和生活的气息。从这种回忆中我们既看到了历史的脚印，也看到了个人命运的某种必然性。“堂吉诃德”这位异域的精神祖先在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的徒子徒孙，这是无上的荣耀。难得的是作家没有美化田园牧歌，始终如一的叙事态度大概也是非虚构写作的困难所在。 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人民文学》2013年第8期)在杂志的卷首语中被称为“历史非虚构”，这个命名显示出编辑内心的纠结。阿来以文学的方式讲述了瞻对清代两百年的历史。关于这次写作，他说：“是因为察觉到这部地方史正是整个川属藏族地区，几百上千年历史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样本。”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曾经引起巨大的关注，他是以文学的方式叙述历史，写出了历史河流上升腾的热乎乎的生活气息；阿来则将历史的灵魂注入文学写作中，使“瞻对”的历史得以复活，民族精神藉此飞翔。 石舒清在《黄河文学》上的系列日记是灵魂的打坐，散发出掩卷静思的安宁气息，是对我们躁动心灵很好的抚慰。 王手的《温州小店生意经》(《作家》2013年9月号)、陈离的《田田上学记》(《小说界》2013年5期)等作品细致入微地记载了河流及其浪花，是我们了解时代精神很好的个案。 2013年就在这絮絮叨叨的清盘中过去了。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也期待想象的双翼直上重霄。文学除了辨析时代印痕之外，还应该有更高更远的指向和维度，这一维度曾拥有多个名字，譬如：超越性，神性，未来性，等等。 申霞艳，文学评论家，现居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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