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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现在多肝病？为何李氏砭法八大理论把肝胆论作为重要的理论之一？除了情志因素影响以外，五运六气也是很关键的一点。从五运六气大周天来看，1924～1983年，属第七十八甲子，寒水湿土主事，故扶阳较多。1984年到现在第七十九甲子，就是风火之气当权了。风火之气盛行。“风者，厥阴木气之所化也，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人为肝。”肝气易盛（“气有余便是火”——朱丹溪语）肝血易亏是当前民病的大趋势，这是大的趋势。故治则多以舒肝为主。李氏砭法肝胆论，应运气天时而生，故当下疾病，十有六七与肝有关。且目前阴虚人较多，李氏砭法以疏通为要，治则多以生津，降火为主。与朱丹溪临床多有交集，按大司天理论，确实有共通之处。第67（1264-1324）甲子，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罗太无先生口授三法》，约成书于元泰定四年(1327)，由罗知悌口授、朱震亨述录而成。朱丹溪(1281~1358年)）。如何理解大司天的理论，可参看邢玉瑞先生的文章《六气大司天理论的形成与现代研究评述》，本文为节选。明末清初的费启泰著《救偏琐言》 , 提出了大运、小运的概念, 指出：“天以阴阳而运六气 。运有大小，小则逐岁而更 , 大则六十年而易。” (《治痘须知大运论 》)不过费氏所说的大运、小运 , 都是指三阴三阳六气 , 所谓“六气之运 , 本阴阳太乙而分, 时行物生, 寒暑代谢 ,在岁位也 。总持岁纪，充积其数，阴阳有大运也。必甲子一周而一气之大成始伏, 将来乃进, 自不规则于岁位而得满充积之数者，是则民病之改易，其应大运可知。”(《小叙》)即由于三阴三阳六气是运转不已的, 故也称为“运 ”。他并详细论述了大运与小运的关系 ,认为 “大可以覆小，小难以该大 ”(《小叙 》)，小运包括在大运之中，是大运的组成部分, 故就运气与疾病的关系而言，他强调以大运为本，以小运为末，同时又要注意疾病的实际情况以辨证治疗, 所谓“民病之应乎运气, 在大不在小, 不可抱小节，遗其本而专事其末也。”“总以大运为主，不以岁气纷更强合乎病, 又不设成见于胸 , 惟症为的。”(《治痘须知大运论》)。费氏还首先将运气变化与中医治则治法的沿革相联系, 认为历史上中医名家治疗法则的差异并不是因为他们各偏执一端, 而是各时代之大运使然。其云：“尝稽东垣一以保脾为主，河间一以滋阴为重, 子和一以荡涤为先, 皆能表表于世，总得挈领提纲，故得一本万殊之妙。不则当年岂无岁气，而各取其一耶 ? 至于痘症, 有独取于辛热，有得意于寒凉，有扼要于保元，是亦治痘之明手, 何不见有逐年之分别耶? 要知大运之使然, 非三氏之偏辟也。”(《治痘须知大运论 》)清代乾嘉间名医王朴庄则发展了费氏之说, 提出了大运气论, 据《世补斋医书· 文十六卷·六气大司天》记载：“王朴庄先生引《内经》七百二十气，凡三十岁而为一纪, 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 扩而大之, 以三百六十年为一大运, 六十年为一大气, 五运六气迭乘, 满三千六百年为一大周。” 陆懋修(九芝)禀承了王氏六气大司天的理论, 排列了自黄帝八年到清同治三年的干支纪年序列, 依厥阴、少阴、太阴、少阳、阳明、太阳六气先后之序, 分别标记各个甲子的司天、在泉之气, 并依此对医学史上重要的医学流派或医家的治法用药特点与其司天在泉之气的相符关系进行了具体的阐释, 认为“由是而知仲景之用青龙、白虎汤也, 以其所值为风火也；守真辟朱肱用温之误, 申明仲景用寒之治, 为三已效方, 三一承气也, 以其所值为燥火也；东垣以脾胃立论, 专事升阳者, 以其所值为寒湿也；丹溪以知柏治肾, 专事补阴者, 以其所值又为火燥也。明乎此, 而知古圣昔贤著书立说, 都是补偏救弊之人。”因此，他强调“欲明前人治法之非偏, 必先明六气司天之为病。”现代对六气大司天理论的研究, 基本上秉承陆懋修的研究思路而无出其右。早在上一世纪50 年代初, 章巨膺即对六气大司天理论推崇备至, 其在《重刊世补斋医书序》中, 首先提出小循环、大循环、最大循环的观点来论证六气大司天理论的科学性，其中一昼夜晨午昏霄为小循环, 春夏秋冬一周年为大循环, 六十年则为最大循环, “从一昼夜、一周时，借知时候不同, 气候攸异, 则六十年最大循环, 大气候之变换, 非臆说也, 可以明矣。”其次, 举历代学派所以不同, 或寒凉或温补, 都与六气大司天若合符节。因此, 他认为“岁运循环变迁, 影响于疾病治疗, 确凿有据, 非向壁虚构, 则其说未可废也。”李自然也承陆懋修之余绪, 尽管论文所列表中司天、在泉之排序让人不知所云, 但仍坚称历史上各家学派的立论, 非属门户之偏见, 而是符合当时客观的岁运特点, 与气象因素不无关系。杨威等进一步研究认为, 六气大司天理论丰富了中医的时间周期规律，并成为中医五运六气理论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在气候变迁规律、历代著名医家的学术见解与用药特点、六气大司天规律三者之间, 存在以“寒”、“温”倾向为标志的交替变化规律, 并具有一定的契合关系。师承授受的寒温用药变迁与经典效方的疗效差异，其原因亦可用六气司天规律加以阐释；六气大司天理论为中医学术流派与各家学术思想研究开启了新视角, 提供了新思路。蔡坤坐从广义伤寒的角度, 引历代医家治伤寒的经验, 剖析六气大司天的运化, 以证明不同的气化其疫病的气化是不同的, 其治疗用药当然也会不同。指出葛洪《肘后方》主要论述湿土之伤寒的证治, 陈延之《小品方》主要论述燥金之伤寒的证治, 深师《深师方》主要论述燥金之伤寒的证治, 姚法卫《集验方》主要论述风木之伤寒的证治, 韩祗和《伤寒微旨论》主要论述湿土之伤寒的证治, 刘完素主要论述的是燥金之伤寒的证治, 朱丹溪主要论述的是君火之伤寒的证治, 李东垣主要论述的是寒水之伤寒的证治, 张介宾主要论述寒湿之伤寒的证治, 余师愚主要论述的是湿燥之伤寒的证治等。并引历代医家治霍乱、外科疾病、儿科疾病的经验, 阐述其与历代司天气化的关系, 认为在不同的司天气化下, 所化生的霍乱、外科诸病、儿科诸病是不同的, 因此其证状、用药也不相同。蔡松穆通过对六气大司天疫病医案的分析, 也认为历代所发生之疫病证候, 亦是遵循运气大司天病候的规律。他还从六气大司天理论探讨不同医家对于消渴病的诊治, 认为赵养葵所治为太阳寒水司天的消渴病, 刘完素所治为阳明燥金司天之消渴病, 吴鞠通所治为少阳相火司天之消渴病, 清代潘楫所治为厥阴风木司天之消渴病, 黄元御所治为太阴湿土司天之消渴病, 孙思邈所治为少阴君火司天之消渴病，即六气大司天影响着不同历史时期医家对消渴病的诊治。现代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六气大司天理论的研究, 几乎都得出了肯定性结论, 综合各家所论, 可将历史上主要医家的学术观点与六气大司天的关系概括如下。 
另外, 也有学者研究了历史气候变迁与中医学术流派演变的关系, 认为寒温学派在中医历史上的交替发展、争鸣、自成体系, 无不和不断更替变迁的寒冷与温暖之历史气候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几千年历史气候的寒温变化, 是中医学中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产生的真正原因。如东汉末年气候的急剧变冷, 促成了《伤寒杂病论》成书。隋唐时期《伤寒论》流传不广, 是因为气候变暖, 流行温病。宋代《伤寒论》盛行, 也完全是气候寒冷, 伤寒病大量长期流行所致。从明清时期寒、温学派著书立说的年份与历史气候的记载相对照, 也无不说明了历史气候与寒温学派鼎盛的关系。杨威等研究也认为中医重要学术流派的“寒温”倾向变迁与气候环境的寒温变化规律具有一定的契合。如东汉末年气候的急剧变冷, 促成了《伤寒杂病论》成书。隋唐时期《伤寒论》流传不广, 是因为气候变暖, 流行温病。宋代《伤寒论》盛行, 也完全是气候寒冷, 伤寒病大量长期流行所致。从明清时期寒、温学派著书立说的年份与历史气候的记载相对照, 也无不说明了历史气候与寒温学派鼎盛的关系 。杨威等研究也认为中医重要学术流派的“寒温”倾向变迁与气候环境的寒温变化规律具有一定的契合。如伤寒学派之张仲景，生活于第二个气候寒冷期(公元初年～600), 偏于寒邪伤阳;刘完素、张元素处于第四个温暖期, 强调火热之害;明清时期处于第四寒冷期(1400～1900), 温补学派应时而生, 其间出现2个相对温暖期(1550～1600, 1720～1830), 温病大家生活其间，强调温热致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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