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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上的概念最低的标准就是一代人不卖，卖的话可能是下一代人的事情。现在很多所谓收藏家就是个商人，买来很快就卖了，这不能算收藏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上海长乐集团董事长李建忠算是上海最早的一批收藏家。在他古色古香的1872会所(由其所收藏的清朝的一所徽派民居改造)，其中有第一代“爱迪生”老唱机，有样式古朴大方的第一代西门子冰箱，还有明代的石狮子。他回忆说，拍卖前要参加预展，会约很多行家、朋友一起去看，大家一起交流字画的背景、艺术家要表达的意思，然后判断真伪。因为你记忆里有这样一段。到手的会自己慢慢把玩，不到手的会一直惦记着它。” 
不过，像李建忠这么有“古典范儿”的收藏，已很少见。现在他有不少身价不菲的朋友都在做收藏，“都是派手下的一个经理去参加拍卖，回来拿个清单看一眼是什么就收起来了。”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藏品品质很有问题，“东西是收了一屋子，就是用我的水准去看，觉得很多是有问题的。”
“1990年代很好的字画也就几十万，现在动不动就是千万，你还怎么买？”每一次社会财富结构的变化，以及艺术品价格的上涨，都会带来参与人群结构的变化。
在1990年代，活跃在中国收藏市场的，主要是港台商人。董国强说，江浙一带做实业的企业和很多做股票的人也是主要买家。从1997年到2002年，艺术品市场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价格和每年成交额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是这几年买家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内陆的买家逐渐取代海外的买家，成为主力。”
2003年“非典”之后，艺术品价格突然爆发，与买家的结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从2005年起，马未都感觉到自己在拍卖市场已经“玩不转、买不起了”。资本对于艺术品市场的影响在2009年形成一道不可逆转的分水岭。2009年保利春拍，刘益谦1.69亿拍得的《十八应真图卷》，直接把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带进“亿元”时代。高品质的收藏彻底地成为财富金字塔顶上的人才玩得起的游戏。“就像是鲨鱼和鲸鱼们在海面上把猎物分了，海鸥盘旋着下来拣点剩下的。”
《十八应真图卷》 2009保利春 成交价1.69亿就像刘益谦制造的一个又一个亿元天价一样，他注定会成为这个行业最有标志性、最有争议的人物。2011年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让刘益谦成为艺术品投资的代表人物。就在卖出两天之后，他花费8000多万拍到陈逸飞的代表作《踱步》，刘益谦的解释是，“今后的收藏会更倾向于古代和当代的作品。”
齐白石《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中国嘉德 2011年 成交价4.255亿“现在很难用一个简单的东西，来表达我是投资、投机还是收藏。”刘益谦说。富裕起来之后装点门面、投资投机获利、主动喜欢或者后来忍不住喜欢，都是这些企业家做收藏的动机。“基本上我们这代企业家，在文化上都是缺失的。”刘益谦说。成长中经历过“文革”，30年前从一穷二白开始起步，“这30年企业家的精力都放在企业的发展上面，说句不好听的，主要在逐利。
黄庭坚《砥柱铭》 北京保利 2010年，成交价4.368亿。自从1994年参加了嘉德的第一次拍卖之后，刘益谦就和艺术品市场结下不解之缘。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刘益谦积累的藏品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其中有多件国宝级的艺术珍品。仅2009、2010年，他在艺术品投资市场就砸下20亿元资金：2009年投入近13亿元，拍品囊括了拍卖成交额前十大艺术品中的四件，包括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吴彬的《十八应真图卷》等珍贵的艺术品；2010年，在拍场投入近七亿，其中以3.08亿拍得王羲之的草书《平安帖》。刘益谦的夫人王薇是油画市场最大的买家之一，曾有人戏称，“一旦王薇停止购买，价格立刻就会下降。”
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 2009年北京保利，成交价6171.2 万元在艺术品市场像刘益谦这样的大买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他和刘益谦背景相似，以做股票起家，涉及很多投资领域。郑为人低调，很少露面，主要委托上海天衡拍卖公司老板陈郁帮忙竞拍。新疆广汇集团也是大买家，主要收藏从1900年到1990年代的10位重要的近现代画家的作品。但从2010年开始，刘益谦也感觉到市场里面“下手狠的越来越多”。马未都曾经说过，“中国乃至华人圈子里最一流的富豪都不做收藏，做收藏的都是二流的。”他讲了1996年的一件往事：李嘉诚在马未都的家里看中了一副明代的、用象牙做的象棋，市价四万，马未都主动打了六折，李嘉诚依旧砍价。“最后我说可以送给您，但是价格不能再低了。他才买走了。”另外一位华人首富郭台铭，和李嘉诚一样零零碎碎地买过一些艺术品。“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没兴趣。”而在国外，做收藏的都是一流的富豪。马未都第一次在美国西雅图博物馆见到比尔盖茨的继母时大吃一惊，“金发碧眼，一口流利的中文，70年代在台湾学的中文，是中国陶瓷方面的专家。”西雅图博物馆因为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出色。
上海震旦博物馆总经理赖任辰认为，这些国外企业家从小就看博物馆、美术馆长大的，本来就有这个素养。而且国外有很完整的艺术品交易机制，上中下游的机制也是完整的，得到的信息比较全面。“所以当一个有钱人要做这件事情，很快就有专家来协助他。”赖任辰说，在中国，“企业家就算要收藏其实也是很孤单的。”
“从这个角度看，有时候我反而佩服大陆的企业家，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愿意做这么大的投入，是很不容易的。”赖任辰说，对于大陆收藏界的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看是正常的，只不过他们速度太快了，很多东西根本来不及想。”震旦博物馆由台湾震旦集团董事长陈永泰开设，他是台湾顶级收藏家，在玉器、佛像、陶俑的收藏上颇有建树，曾两度担任台湾顶级的藏家组织“清雅集”主席。成立于1992年的“清雅集”几乎汇聚了台湾收藏界的顶级藏家，这些人同时都是台湾最大的企业集团领导人，据称可抵“半个台湾”。“中国的大收藏家主要在港台地区，尤其是台湾地区，他们很有中国传统文人收藏的风范。”董国强说，“台湾马志林收藏的瓷器、林百里收藏的字画、曹兴诚收藏的青铜器杂件，都是世界顶级的。他举例说明什么是“世界顶级”：“林百里收藏的古代书画是什么样的水平？除去台湾故宫、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全世界应该是不超过五家博物馆能超过他。他收藏的张大千作品肯定是全世界第一，傅抱石也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徐其明认为，时间、机会决定了中国大收藏家可能很难做出来。“现在好一点的艺术品都要5000万以上，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包括徐在内，目前已经成型的这些大陆藏家，都是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做收藏。台湾的大收藏家们基本都是从1970年代开始收藏，“那时候他们都敢花500万去买件东西。”赖任辰介绍，陈永泰的收藏已延续40年，现在偶尔参加拍卖都是查漏补缺，“没有收藏家的藏品全是靠拍卖来的。都是细水长流、日积月累形成的。”
除了收藏规模，“台湾收藏家对收藏的认识，对自己藏品的认识，甚至对美术史、艺术史的认识，都研究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或者说他们自己就是专家。”董国强说，中国大陆虽然现在已有一些收藏规模和水准不错的藏家，“但从这一点来讲，大陆的藏家还很欠缺。”
2012年4月初，林百里以新台币8亿元天价标下一只手掌大小的北宋汝窑小瓷盘“天青釉葵花洗”
2012年的苏富比春拍上，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以2.0786亿港元成交，较拍卖前估值底价高逾三倍。徐其明看到这个新闻，立刻就知道这件珍品一定是港台的藏家买了。大陆的瓷器藏家比较了解清三代的东西，港台的藏家才肯出这么高的价格，“因为他们了解，他们有底气。”
徐其明回忆起早年参与国际拍卖市场时与台湾收藏家的一些往事，“如果他们手里有类似的东西，一般会让着我。他们觉得大陆好不容易有个做收藏的。拍卖完了后会过来跟我握手，恭喜我。”徐其明和港台的很多大收藏家后来都成了朋友，成为那个圈子里十分少见的大陆人。“我们现在的拍卖是剑拔弩张、你死我活，想的都是——你资产比我少，凭什么跟我争？没有想过这个藏品对我有多重要，会不会增光添彩？我们的心态跟港台的收藏家完全不一样。”
“如果硬要说两岸收藏家为什么不一样，我认为可能是时代背景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赖任辰说。“所以台湾的整个文化氛围，是可以让有心的企业家去理解这些文化的东西。”但也有一些收藏注定只能在大陆，台湾的收藏家永远也做不到。1990年代，退出书画收藏后的李建忠，因为生意中室内装修业务常用到古代建筑构件，接触了古民居。从那时起，他在江浙、安徽、山西等地一口气买下200余套明清时期的古宅，所有的梁柱榫卯甚至砖头瓦片都按编号整理，运回上海的仓库。后来，100多套经过清洗、修复、还原的老宅，将会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上海浦西江边，延绵2.5公里。它们与浦东洋气十足的摩天大厦遥相呼应。版权声明： 本文转载自网络，旨在传播收藏资讯，不作商业用途。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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