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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子坊（注1）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因为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在争议中发展出来的创意园区，同时又是一个石库门建筑老里弄改造的范本。
至今还保留着的泰康菜场还能让周边居民知道曾经的泰康路马路菜场。
查了1947年老地图，发觉那个瓶盖厂居然一直活到被艺术家辟为工作室，地图下面特别的广告栏说明瓶盖头还是当时热销商品，忽然又想起原来老城隍庙有一家店专卖各种瓶盖头，瓶塞头，曾经有过专门报道说这是一家接地气的商铺，如今呢？ 那怕不是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居民也都知道泰康路原来就是一个马路菜场，这是一个打浦桥附近甚至于延伸到永嘉路周边居民都会来买菜的马路菜场。而周边的小弄堂里则是那些里弄加工厂，有些小工厂的历史居然可以追溯到47年前，而到了1998年9月区政府实施马路集市入室后，把泰康路的路面进行重新铺设，这段路才稍微有点干净。
这是最早的陈逸飞工作室。 最早应该是著名艺术家陈逸飞看中了弄堂里面这点逐步废弃的弄堂工厂，于是租来作为工作室。这也是上海本土的艺术家们第一次知道工作室这个概念，随着陈逸飞圈内的知晓度扩散，众多苦于没有一个宽大的创作空间的艺术家们开始喜欢在这里开辟自己的工作室。于是这里有了尔冬强等艺术家的工作室，来自美国的陶艺家杰米也开设陶艺工作室，让大家知道原来老外也喜欢玩泥巴，居然还可以将此作为一个教学内容收费。当然香港的著名陶艺家郑祎也在泰康路220弄弄堂口二楼直接开设“乐天陶艺馆”，进行国际陶艺界的交流。
然后商人们也开始嗅到其中的商机，因为有不少老外喜欢逛这样氛围的小弄堂，走进这样的弄堂看看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方式也不用畏缩不前，于是小型的咖啡店以及符合西方人的餐饮小店逐步在弄堂里推出。而一些有独立创意的又有商业头脑的自由职业者也开始在里面设店铺。
2004年时的田子坊还有居民需要倒马桶解决没有卫生设备的问题。
2004年居民还可以有闲心坐在自家门前读报。
那时的泰康路还是传统的、市井的。
2004年的沿街店面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时期是田子坊最有意思的阶段，因为一边可以看到居民们在自家门口剥毛豆，另一边居民拎着马桶照样穿行在弄堂里，而金眼碧发的老外则兴致勃勃地挑选着艺术品或喝着咖啡，两者并无违和感，画面极为和谐。 但是当赚钱效应开始蔓延时，租客越来越多，弄堂里石库门建筑开始吃香了，租金在慢慢的提高，于是开始有居民开始投诉商铺扰民，同时又在期盼自己家被看中早点租出去。 试想一下当一个需要倒马桶的石库门建筑的灶披间可以获得每月2W租金时，谁能不动心？拿了租金到别处租一间再也不用倒马桶的新房子，还可以省出一部分钱来养老，何乐不为？ 于是一头有人反对如此将居民住宅改为非居民住宅的属性，另一头则在为逐步繁荣的市场欣喜，于是作为试点地区，当时的卢湾区有关部门在田子坊地区签发一些许可证，让出租方和租客都可以安心操作。
马路对面的琉璃工房也开始兴旺起来。
整理照片才知道后面的大酒店原来那时就有了，我还当新的建筑拍了环绕一圈。 
2006年新新里动迁到了最后阶段。
拆除老弄堂新新里后建造起来的日月光也和田子坊相互带动了人气的提升。 市场开始越来越繁荣，上海的田子坊成为了上海旅游指南上的一张响亮的名片，它开始向西面几条弄堂拓展。当然随着房租越来越高，原来的艺术家们反而开始撤离了，显然商业气氛冲淡了原来的艺术氛围。原来的低租金、大空间的工作室已经不可能长期留存。有人诟病：创意园区成为了创意房地产。 当然这也引发了石库门建筑保护的另一种模式，也就是在原有建筑的形式中通过入住的商户和居民共存的状态下逐步改变用途，而不是像新天地一样靠开发商大资金推动下改变功能。这种模式几乎不存在大拆大建，建筑的形式不会有很大的改动，房屋的所有权还是掌握在原房东手中，有关部门的投入也远远低于土地征收的成本，当然也少了土地财政那块肥肉。
当然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出现，旅游业被打击后蔓延到了田子坊这些基本上靠旅游业兴旺的区域，2020年初这些地方为防止人员聚集而封闭，然后逐步开放后也是因为国外游客稀少，里面的商户开始撑不住了，他们的房东显然不会因为疫情给予房租的减免，原有的高租金一下子击垮了不少商户，部分商户直接关门歇业。最近随着游客增多，才稍稍缓过劲来，当然国外的疫情没有结束，大陆也就不会是铁板一块，疫情的防控时松时紧，全面恢复还有待时日。
按原来的设想，田子坊将要和思南公馆汇合，形成一个更大的旅游文化圈。 那么田子坊是否就可以长期存在下去？还是仅仅作为一时的试点？这也是在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注1：“田子坊”其名其实是画家黄永玉几年前给泰康路210弄，这条旧弄堂起的雅号。据史载，“田子方”是中国古代的画家，取其谐音，用意自不言而喻。使得曾经的街道小厂，巷子废弃的仓库，石库门里弄的平常人家，抹上了“苏荷”（SOHO）的色彩、多了艺术气息熏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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