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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波——一种本末倒置的匠才写作 近日细读了《山花》2010年5月下半月刊的品牌栏目“诗人面对面”之“马永波”，包括了一个访谈——《答广东诗人杨勇问》和“代表作（6首）”、“新作（6首）”。 马永波的大名因该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如雷贯耳的了，因为在各大报刊杂志不陌生于这个名字。可我就是想不起来哪怕把半首他的让我喜欢的诗歌，所以，他其实也不在我的喜欢的阅读关注之内。然而，《山花》的这个栏目我倒是必读的。因而拿着这期杂志，就先从他的访谈开始了我的阅读。漫漫而粗浅地阅读下去，竟然发现他的一些观点和我对诗歌的理解或感悟那么惊人的一致。比如“呈本真状态的事物都是诗，我的命运就便是记录下经过我身边的事物。”“诗歌不就是一种觉悟嘛，诗歌绝不是什么表现自我，也绝对不是什么再现现实，这两者都是荒谬的、无聊的，没有价值的。诗歌仅仅是觉悟后的自然流露，是拈花微笑的刹那光影而已。”“叙述与抒情不矛盾，甚至是难以彻底区分的。我用叙述来叙述不可叙述的东西，用叙述来抒情。”“我的诗歌无论长短，都是气息贯通的，自然而然的，和大自然中的自在之物一样，不像人工制品。对于我来说，没有所谓诗学上的难题，有的只是生活上的难题。觉悟到什么，就写下什么，很简单，一点都不难。诗歌就像我的呼吸一样自然和轻松，几乎不会让自己觉察到自己在呼吸……”“我没有任何的诗歌理想，我倒是有信仰方面的急迫诉求。”等等。在我看来，能说出这些话来的人，他就是一个得道的诗人了。然而，让我不解和纳闷的是，这么得道的诗人，为什么我就不喜欢他的哪怕一首小诗呢？问题到底在哪儿？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又再次硬着头皮认真细读了他的“代表作（6首）”和“新作（6首）”。真的还是喜欢不起来，总觉得和生命（身体）很隔、作态，读着累人而不是诗的愉悦。感觉稍好一些的是那首《亡灵之年——献给少女刘丹》，但我也并不能从心里自发的喜欢，就我个人的阅读范围和对诗歌的见解来看，这首诗放在整个中国来看，也是非常的一般化的东西，仅相当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于坚诗歌的模仿或翻版，比如著名的《尚义街六号》，那样的语感、那样的不成熟的语言和话语方式。 那么，既然马永波的诗观竟这么与我一致，而诗歌却在我的眼里却有着那么大的反差这么大的天远之别呢？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无奈我有硬着头皮再去反复的研读他的访谈，终于发现了端倪：“现在的诗人文化视野太窄，里面没啥东西。”原来他是把诗当成了文化的载体了，目的在文化而不在诗。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诗歌观念，这样观念的诗写者，不但人会活得很匠气，诗必定也会写得很匠气，一种“学人之诗”的匠才写作、观念文化的扭曲写作。这样的写作，就如病梅盆栽、强迫的女人包小脚，伤好了不疼了，但它却不是“本真的呈现”和“自然而然”了，而是“病态的呈现”和“文化的扭曲”了，是一种语言的暴力。这样的写作，不要妄说“自然而然”、“本真呈现”，不把人写疯写死就已经是大幸了。其实质就是给一些哲学的或文艺的思想（主要是西方现在哲学和文艺思潮方面的）穿上一件中国当下的形式外衣（所谓感悟或中国经验）罢了，和诗本身毫无关系。这样的“诗歌”，看到的只有思想和技术（比如其所谓的“深度意象”等），毫无诗性（诗味）可言。难怪才需要“感悟”。感悟到了什么呢？不过是“他的”思想或者观念而已。我敢肯定，这样的诗歌也不是我们这样普通的也需要诗歌滋润心灵的普通人（读者）所需要的，除非想去寻找诗歌技巧想当诗人的人才会不讲趣味地去啃它。其实诗根本不是什么感悟问题，也是“感悟”不出来的，它只是早已存在那里，等待着诗人去发现和记录罢了。所以，所谓“感悟到什么，就写什么”正是他的又一个破绽之一，而且也是这种本末倒置的诗歌观念所导致的致命伤。 既然马诗人能说出上面那么多看似很内行的道理来，而诗歌却写得竟是如此的文化，这充分说明了他的聪明才智，但却唯独缺乏了诗人的那个“别才”。这大概就是写诗需要天才的原因之所在吧。诗关别才，非关聪明。你可以著作等身，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唯独你就是写不出活生生的诗歌来。大概匠人也是天生的吧，有天生的匠才，不一定有天生的诗才。这大概也是这类人想改也改不了的根源之所在吧。写诗，我赞成于坚说的，是要讲一点天才的。无论你是多高的学者，没有这个“别才”，你写死也顶齐天只能是个诗匠而已。关于匠才与诗才的区别，从他对于坚的一句批评即可见出分野：“于坚的'拒绝隐喻’是缺乏常识的说法。”他的这个批评只是一个学者或者匠才从语言的修辞技术或功能上所看到的，他看不到于坚的是从一个诗人对诗的感觉的方式上来说这话的，他看不到、看不懂这些。 我始终赞成郭沫若的一个观点：一切都是自然流露，公诸于平民而任由自取的。耳提面命决不能使一个普通的读者从内心里去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的。权威推介、评论炒作、甚至行政命令，对于诗歌而言，在时间的长河中都将是无效的。 2010/6/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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