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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忘怀的(同济)大学时代(作者:钱平雷)

2021-12-05  贺兰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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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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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语:
本文是选自2013年11月出版的拙作《幸福就在当下》里的一篇文章,因为我现在经常在《上海老底子》公众号投稿,它需要的就是发生在上海的往事。另外,同济大学校史馆章华明馆长也希望我们能够提供学校的往事,也许可以作为编制校史的参考资料。这一点我有亲身体会。我曾写过一篇《忆母校》的文章,登载在我的散文集《幸福相对论》中,该文回忆了我在小学、中学、大学度过的岁月。不料澄衷中学母校在120周年校庆编制校史《诚朴是尚》过程中,居然从我的文章中挖掘了许多素材。让我知道撰写散文还有这样的效用。

2013年5月22日上午上海市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在同济大学举行总结座谈会。按照通知是上午10:00举行,我因为到虹口办点事,所以9:00就到达同济大学了。会议地点在“中法中心”的会议室,就在1.29田径场的旁边。我们在校的时候该处是汽车队的所在地,与正校门处在同一水平线上,都挨着四平路。时间还早,于是我就沿着一条原来没有的干道,朝着我曾经住的宿舍——西南一楼方向向校园的纵深慢慢地走去。毕业后,来过母校几次,但基本上是坐车进校园的,大概是“相对论”的作用,感到校园变小了。但这次是步行,感到校园又变大了。毕竟离校43年了,年龄不饶人,从“中法中心”到西南一楼,慢吞吞地步行,还是要走上一段时间,但也引起了我回想起许多大学时代的往事。

▼昔日同济大学校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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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同济大学校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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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校门见毛主席塑像,据说因为同济有搞土木的专家,才能有悬臂挥手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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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图书馆只有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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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间天井中'种'入了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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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树立有国立同济大学字样的石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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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穿越樱花大道去西南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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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一楼遥遥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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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大学时代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甚至是决定了人的终身从事的事业方向。我这个人记忆力比较好,又喜欢怀旧。如果要写回忆大学时代的文章,应该说内容是很丰富的。我先后写过回忆高中、初中班级的回忆录,也写过小学、中学、大学合在一起的文章《忆母校》,就是没有单独写过有关大学班级的文章,其中原因很复杂,因为它要勾起那段令人不愉快的经历,尤其是绕不过“文革”这段特殊年代,使人至今难以简单地加以阐述的岁月。但那段历史又是客观存在的,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一直到现在还影响着自己的生活,如果避开对大学时代的回忆,同时也就屏蔽了自己对那些至今关系密切或者印象深刻的同学、老师和朋友们友情的抒发。大学时代是难以忘怀的,还是应该直面客观地对待过去的人和事。“兄弟一笑泯恩仇”,过去的不愉快就让它过去吧!把值得回忆和总结的人和事回顾一番,为自己的填补一段不能割断的历史空白还是需要的做的事情。

我是1964年考入同济大学铁路公路桥隧系(简称路桥系)的,分在桥梁与隧道专业。从一个中学生到大学生,其视野的扩张度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同济大学历史悠久和校园开阔使这个感觉更加明显。在学术上从中学学科大多数属于静态知识理论学习转入大学的动态思想方法熏陶是一个飞跃,学校里迎面走过的很可能就是一位著名的教授。使我们刚刚步入成年的学子有一种新鲜和兴奋的快感油然而生。同济是向全国招生的,我们班上海籍的同学不到1/3,其余都来自其他省市,所以带着各地方言口音的普通话是同学之间交流的语言。同济在外地的考分很高,有些同学的天资是很聪明的,一位其貌不扬,满口湖南口音的孙正有同学是我的同桌,上理论力学课时,他经常打着瞌睡,但下课做作业时,他只要翻阅一些教科书,就可以做习题了,学习很轻松。更多地是珍惜机会,艰苦学习,成绩优秀来自农村的同学,其中来自山东的李庆振同学最为典型。尤其有趣的是,中学时代学的何种外语,决定你大学继续学何种外语,于是在早自修时,俄语与英语的朗读声熙熙攘攘交混在一个教室里。以前在电影、杂志上看到地质队员拿着红白相间的花杆、排满E字的塔尺和看着望远镜似的水准仪,觉得何等“酷”。当上了测量课,也用起这些工具和仪器时,发现这是一项很细致而艰苦,并不是那么浪漫的专业。

▼陈从周教授(左)是我国首屈一指的园林权威。他与清华大学梁思成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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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学不同,上大学是有系有专业的,相同专业的师生有一种专业的向心力把他们凝聚在一起,高年级的学生对低年级的学弟妹影响也很大,自己的言行往往是他们模仿的对象。比我高三年同是桥隧专业的宋小才同学在校时,一直如同我的兄长关心着我,我总觉得在他身上有一种向上的力量影响着我,值得我学习,他们班的同学因为他的原因,我几乎都认识。他的同班同学王鹏就是我在中星集团时的董事长。一般说来,相同专业的学友将来踏上社会后,很可能就是同一行当用现在的语言就是同一圈子里的人,从同一学校出了的校友互相帮助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现象全世界都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大学的校庆和校友会能够如此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大学的社团活动与中学相比是上了一个台阶的。无论是文艺还是体育都达到半专业的水平。体育代表队的运动员普遍在二级运动员水平,个别达到一级运动员或更高。像篮球、足球、排球等球类校际比赛的观赏性都是中学时代不可比拟的,普遍达到全国乙级运动队的水准。进校不久,我曾跟着宋小才、杨伟君等高年级同学练长跑,并没有长跑基础的我,成绩提高很快,不久就成了同济大学田径队的一名跑步运动员。文艺团体也是,大、中学音乐水平是五线谱与简谱之间的差距。同济大学铜管乐团的乐手毕业后还有人改行当上职业乐手。当年歌唱家朱逢博就是从同济建筑系的学生改行成为歌剧演员的。因此可以说接受高等教育不仅仅是学到更多知识,同时在思想方法和其他素养培养等方面都得到了一次飞跃。

但当时“左”的思潮已经影响到大学生的生活,国家对外在反修防修,国内社会上在搞“四清”运动,刚进校就搞了一次“自觉革命”的运动,让师生深挖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源,结果大多数的同学都承认自己考大学的动机不纯。学习解放军搞形式主义,上下课、进食堂都要排队唱革命歌曲。必须由同学互相理发而不能进理发店,上课赤脚进课堂被认为保持贫下中农本色而受到赞扬。以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像进理发店正常的消费不能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这种现象才得到缓解。我们班有2个从农村知青考进来的同学分别担任团支部的书记和组织委员,在农村经历了“四清”运动,他们把农村里搞运动的那一套也搬进来了,我们在学校食堂里劳动给老师卖饭,那个支部书记硬说几个上海同学吃饭不交饭票,属于“四不清”,并且找他们分别谈话,说其他人已经交代,逼他们承认。当时班上的专职班主任是个刚留校的小青年,没有社会经验,被那2人牵着鼻子走。城市来的同学与农村来的同学被划分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阵营。因为选一位上海同学当体育委员被上纲到“夺权”的高度。后来因为发现那2个人在农村都有不符合入校条件的问题,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这就在单纯的同学关系中埋下了不团结的因素。

读了2年书,接近期末考试时,文革爆发了,考试也不考了。校内同学模仿北大“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也贴校、系领导甚至政治指导员那些“当权派”以及“反动学术权威”大字报,也算轰轰烈烈,没两天经举报被“发现”有些学生的大字报中有的字笔划不清,有反动口号埋伏其中,一夜间许多学生变成了“反革命”,学校主要领导还是革命多年懂得政治斗争的老干部,知道这样做与“上面”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很快就宣布这些学生属于“误笔”,不算“反革命”,但青年学生也因此受了惊吓,不敢妄动,文革运动在同济暂时偃旗息鼓。没几天上海市委派了以教育党委负责人陈琳瑚为首的工作组进同济,宣布校长兼党委书记王涛为“黑帮”。据陈琳瑚自己在批判王涛的大会上讲,其实王涛与他是几十年的老相识,20世纪30年代他们就在山东参加了革命。但根据政治需要,他俩成了批判和被批判的对立面。那些工作队员都是当时在工厂、农村搞“四清”工作队的队员,被匆匆改变身份成为“文革”工作队员进校。以后等到文革深入后,这个内幕才逐渐被揭开。同济大学原来是建工部的部属大学,原来的校长、党委书记被上海市委打成“反党集团”,上海市委很想自己委派校长、党委书记到同济,以便听他们的话。但因为行政属于建工部管辖,于是假意与建工部商量,请建工部派人,如果建工部说派不出人,上海市委将正中下怀。偏偏建工部不肯放弃,准备派一位副部长来同济担任校长,临时副部长生病来不了,于是急急忙忙把部长助理王涛派来同济就任,当时的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心存不满,早在文革前就借故整过王涛,王涛就借口生病休息,不管日常工作。文革来了,王不敢在家呆着就来领导运动,上海市委第一个派出工作组定“黑帮”就是到同济整王涛。以后有学生天真地到建工部了解王涛问题,建工部接待的人都婉言拒绝,不予理睬。这就是给我们青年学生上实实在在在身边的“政治斗争”的第一课,本来并不需要在大学里就懂得它的知识。

▼文革中能容纳3000一4000人开会的大礼堂最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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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政治斗争也不断地在同济校园里得到反映。不久工作队被指责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陈琳瑚为首的工作组也处于被批判的狼狈地位,不断检讨,但总也通不过,当时趾高气扬转变成威信扫地。文革中“翻烧饼”检讨和批判别人轮流的现象非常普遍。受极“左”的思潮的师生也没有让当权派王涛解脱,再把被认为亲上海市委的党委副书记朱晓初揪了出来。到北京等地大串连后,学生也分为“东方红兵团”和“红旗战斗团”所谓造反和保守两大派。不久,随着1967年“一月风暴”,由所谓以积极分子为主的保守组织就消失了,同济就剩下“东方红兵团”一个群众组织。我因为家中受到冲击,所以比较谨慎,开始也因为职员家庭出身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就跟着红卫兵同学下乡、下工厂劳动。等到批判“反动血统论”不讲究出身后,我就到了“同济东方红”的对外联络组,和来自不同系不同年级的其他联络组成员分别与其他高校、群众组织联络,一般不参与校内的“斗争”。其实在上海“一月风暴”后,徐景贤、王承龙等原市委机关里的造反派已经掌到了权,他们根本不再需要那些原来与他们一起夺权的伙伴,因为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人多势众,所以还不能完全撇开他们,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也很厉害。至于我们学生更是没有什么用处了,除了像陈敢峰等个别代表性人物,1967年5月后,其他人让他们回校“复课闹革命”了。但“红卫兵小将”也不是省油的灯,除了同济,大多数学校都有两派群众组织,从文斗到武斗,斗争不断,直到毕业。同济因为有陈敢峰这么一个通天人物,就与众不同,派来的工宣队没有实权,而是根据各系情况不同,主要是由原来文革前推行极左路线的老干部与红卫兵头头联手的系革委会掌权,而那些教师出身的老当权派则继续被革委会当作“清队对象”进行迫害。我所在的路桥系一位留校学生出身的原总支一位副书记被系里红卫兵头头和“结合”进去的女干部联手定为“漏网右派”重新被打倒。早期起来造反的学生此时让他们“复课闹革命”弃权回班上课,他们自然不愿意,这些学生中如果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有问题,他就要被定为“反动学生”,与“清队对象”一样关进“牛棚”。于是在校、系两级由工宣队、军宣队和革委会以及没有掌权的学生造反派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政治斗争格局。

在我们班,那个在当路桥系革委会主任的红卫兵头头极左思潮影响下 “复课闹革命”开始搞了一阵子,没多久,来上课的老教师被列入“清队对象”,被上纲为“破坏教改”。与他比较接近,想多学点知识的同学被说成走“白专”道路,同学们不再敢理直气壮地学习文化了。班上虽然也有工宣队进驻,但工宣队员都是厂里普通工人,对此也无可奈何。原来班团支部书记李广升同学显示了很高的政治素养,他是文革前就入党的预备党员,进校时的团支部书记、组织委员2人被查出有问题后,就由他担任团支书。他出身贫农家庭,父亲去世很早,随在民权县豫剧团里拉板胡的大哥生活,中学成绩优异。因为系里的政治格局,主要是他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所以他也算班上负责人之一。但他为人正直善良,对系、班头头过头的做法都采取抵制或者保留的看法,为此使他遭致报复。1970年毕业分配,像他这样情况的同学都可以分到非常理想的工作岗位,一般是发达地区的铁路局,但他却被分到宁夏吴忠县。一位从纺织厂来的女工宣队员陈丽敏师傅对系里如此对待李,心中十分不平,拉了一班来自纺织厂女工宣队员去找那个女干部论理,纺织女工们登门“上腔”,要求把李分到铁路局,女干部显得无奈,对她们的愤怒她还是买帐的,最后给了一个齐齐哈尔铁路局的名额。分在北京铁路局的范巧芝同学,还是李广升中学同学,她一直敬重爱慕着李,他俩终成眷属。李广升以后成了有几十万员工的北京铁路局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等这样地位的高级干部,说明了“好人有好报”的因果关系。班上张季平、王其兴等来自工农家庭也是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同学,他们也对“左”的做法保留了自己的看法。

▼'复课闹革命″期间,在北楼教室里学习政治文章比教科书时间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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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里呆的时间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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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下乡是经常的事情,老师们也往往与我们一起下乡。有一次下乡我与后来成为济南铁路局副局长的姜乃亮同学与四位老师挨着同住一家农户的稻草地铺上,老师们除了一位周老师成为教授外,另外,三位分别是睡在我左侧的是以后当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范立础教授,睡在我右侧的以后也是工程院院士的项海帆教授以及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张纪衡教授。由此可见同济大学桥梁专业的实力。他们都是同济老校长李国豪院士的得意门生或得力助手。最后一次下乡是在1969年的秋天,我们本应毕业了,但出于政治需要,把我们置于农村近一年,我班男同学住在两家农民家中,我因担任采购,与担任炊事员的李齐顺、杨妙生和会计的吕前进等同学住在靠近厨房的一家,李广升和史国定同学赴无锡搞教改回来后也与我们住在一起。时间一长,尤其是对系里推行的“左”的路线的不同看法,睡在两边的同学似乎变成了两派。拖了一年毕业了,毕业分配主要由系革委会女干部和另一男干部担任,是否紧跟他们与家庭出身是分配方案的主要依据。那两个当年不符合进校的知识青年因为出身好,又有社会经验,系里头头见他们怕三分,最理想的岗位先满足他俩。我们全班没有一个人分配在上海。班级同学之间的矛盾也没能化解,连一张毕业照都没拍就各奔前程了。

▼同济大学的桥梁专业师资实力雄厚,李国豪校长(左三)和项海帆院士(左二)、范立础(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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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海帆院士是李国豪校长最得意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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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自己的班级,原来联络组成员之间就没有利害冲突,除了参与班级活动外,许多业余时间大家仍旧凑在一起吹牛聊天。由于年级不同,高年级的同学陆续毕业离校赴外地工作,他们很牵记我们这帮还没毕业的学弟,除了平时通信,回沪聚会,瞿伟廉、刘念祖还寄来他们的工资让我们外出游玩外,彭杏林、朱锡甚至陪同他们的女友来与我们见面。我们也会去他们的家中探望他们年迈的父母。时间一长,我们大家的家庭成员之间也熟悉了。我们这帮非同班的学友中,有些人还有文艺才能,孙泰澧还在全校性演出中担任独唱。

我中学时代与我一起考上同济,以后与朱才忠、朱品棠同班的冯德涌,以及与我班蒋筱青一起进同济的高中同学沈福忠,也都是我大学时代的好朋友。

上海交大的张永前、董新华,上海师院的茆诗咏、张贝德、单慧莉,第二军医大学的徐元钊、蒋小龙等也因为走动成了我们熟悉的朋友。其中茆诗咏还与朱才忠谈起了恋爱,最后成为伉俪。受张贝德的外号叫“汤团”的“启发”,也给陈敖取了“馄饨”的绰号。张永前与我同龄,但他念了理科班,因此比我毕业早,他与我长得有几分相像,当他去成都工作后,我经常去看他的父母。以后等我去东北工作后,他母亲与我通了很长时间的信。董新华与我交往的时间最长,我们联络组成员都认识他,他与单慧莉还是中学里的同班同学。我们还因此认识了茆诗咏的大哥茆诗松教授,他是早年的留苏生,华东师范大学统计数学的专家,是我们心目中的楷模。徐元钊当年就书卷气十足,果然最终成为著名的肾脏内科权威。以上各位虽然不是同济学生,但也是我在大学时代认识他们的,有的还成了终生的朋友。因此,也在本文中写上一笔。

毕业到现在已有40多年了,由于是从同济毕业,受同济校园文化的影响使我打上了“同济”的烙印,我发现在社会中同济校友的工作思维方式往往很相近。同时我在不同工作单位也得到同济老校友的关照,包括孔斌、张福定、周贻锵、闵学良、张龙、李庆鸿、王鹏等都是不同时期帮助、关心或者培养、提携我的老学长。我被大家公认知识面较广的根源,也是我在同济图书馆里时,偶然听到不相识的高年级同学之间 “大学生不光要学习专业知识,还应该有一定的知识面”这么一句议论的话,认为有道理,于是趁着文革上课不正常,也没有作业的压力,看了大量过期的科普杂志,从中了解了许多其他专业的基础知识,为我日后搞由不同专业知识交叉形成新的边缘学科的研究和进行科普创作打下了基础。也养成了我一辈子喜欢博览群书的习惯。

40多年过去了,同济大学发生了可以说翻天覆地的变化,岂不说同济已经不光是四平路一处校舍了。安亭校区我也去过。比四平路本部要大好几倍,尽管四平路校区当年是全上海高校中占地面积最大地一所。即使是四平路校舍,也变得难以认辩,一是建筑增多增高,二是无论是建筑、绿化、操场、路桥建设标准是当年无法比拟的。有一次我陪外宾去同济讲学,遇到当年的老师张纪衡,他说“你怎么不来看我啊?”,我答道:“你是党委书记,我怎么敢去打扰您呢?”他批评我说:“师生之间的关系与地位变化有什么关系!”张老师的话点出了师生、同学之间永恒不变关系的实质,那是客观存在的,至于是否走动是另一码事。

我们大学同班同学大多数的下落是互相了解的,但彼此通信或走动是因人而异的。张天成、李庆振同学比较热情念旧,尽力与大家保持联系。李庆振曾在建设银行总行担任高管,他到上海、北京,总有过去的朋友请他赴宴,他总不忘向东道主提出要把大学的老师、同学一起邀来一聚。我回上海最早,我也尽地主之谊,只要同学来上海找我,我一定会接待他们,也包括李庆振邀请的他在上海非同学的朋友们。我平时与李广升、王其兴、张天成等同学还保持着联系。也与孔斌、张福定、张龙、李庆鸿、宋小才等学长们不时联系,互相致意。

▼五十年部分班级同学及其配偶在上海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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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联络组的那批学友,开始毕业后一段时间,亲如兄弟,彼此保持着联系,随着社会的变迁,各人情况背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观念也不尽相同,于是就渐行渐远了。倒是各人的父母、妻子、儿女有时会提起久未谋面的“弟兄”如今何在?现在老友聚会盛行,在陈敖、王国培同学的提议下,曾经是省政府参事、副市长、后勤部副部长、总经理…,如今已经都已退休的学友和他们的夫人们,又重新见了面,成就和地位对我们来说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时过境迁,高成同学已经去世,当年血气方刚的储善明同学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与大家中断联系时间最长,后来到上海部队干休所休养,完全变了一个人,非常温和谦让。前不久他也去世了,他夫人苏琳琳来电说,储善明非常珍惜这份情怀,他临终嘱咐他的家人一定通知大家为他送行,学友们几位还是从外地赶来与他诀别。最近,还有两位学友也在病中,年近古稀的年龄,友情显得更加宝贵。这也是我下决心写这篇文章的动力所在。

▼不同班的校友,都是高级科技专家,晚年聚会在上海科学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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