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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俄国剧场 今年5月，袁洪权给我发来一篇我父亲1936年翻译的一篇轶文，反映当时俄国剧场的一些情况。我对那段历史不了解，现发出来，给感兴趣的学者提供一点史料。 再次对袁洪权表示感谢！ 目前的俄国剧场 克勒格著 王儁闻译 本文作者克勒格是当今英国最负盛名的导演和戏剧理论家，在学理上和实践上皆有惊人的独创的贡献。苏联用空前的努力，探求戏剧新形式，各种尝试都为世界注目。这位戏剧大家今春参加莫斯科戏剧节归来的感想，实在值得我们留意。本文译自《伦敦水星》一九三五年十月号。（译者） 一九三四年十月我在罗马。我往那里去是参加全欧戏剧大会。这会是意大利学院主办的，各国都有代表蒞席。他们在这里集会一星期，擬彻底讨论现代剧场的地位、戏剧、建筑，以及它的管理和布景。 这些事情都没有彻底讨论，因为那样做至少也得一个月。 代表们都是艺术家，并非政治家，然而政治的影子和光芒仍旧没有排出讨论之外。政治讨论显然极困难，并且煞费时间。讨论剧场和戏剧极其容易，由此观之，关于它们的真理片刻不容假藏。况且不需要如此。在罗马讨论它们时，应该限于那些关于戏剧的问题，而不当涉及国家。这种问题仅有几个，例如怎样给混染的群众写个较好的剧本，而不应同时怀有别的私利企图；或者如何给莎士比亚，给比兰台罗、给契诃夫的戏剧建个剧场；以及其它的我们能讨论的小问题。 不幸我们没有讨论这些事情，而触到危险事件，与本题相去太远了。 对于这次全欧戏剧大会的我们这些代表们，应再批评几句：这就是召集我们去的意大利好朋友们把这会的目标弄混乱的。他们错认了，这事情对于他们和我们是比他们所设想的更简单得多。它不是件政治的事情，也不是国家主义、未来主义和或厌世主义的事情——而仅仅是剧场的事情。对于我们艺术家这争论，明显的很；我们到那里是探取关于各国剧场及戏剧的目前情形与可能的发展……可是我们没有做这一步。 这些代表里有两个俄国人太伊洛夫（Alexandre Tairoff）和安麦格娄比力（Segei Amaglobeli）。他们谈到俄国的剧场比我从别的代表所听到的任何事情，都更惹起我的注意。意大利人说剧场萎弱了；法国人（一切剧作家）说既然写作剧本是实在重要的事时，便对他们引不起多大兴趣；建筑家阔谈他的建筑术，而不坚持它的基本重要；另外几个人谈了许多有趣的事件——可是俄国人谈出了最好的意见。 我们等候他们告诉我们只有苏维埃共和国才会玩这手段——不这样说是有虚假的。他们却相当的郑重地说了。 越说越远，他们谈到新剧场的观众——成千百万的而不仅只几万的观众——他们已经从无情愤世中解放出来。这些千百万的观众为了娱乐和灵感，连夜聚在那里。 太伊洛夫说每单个艺术家和每个苏维埃戏剧团体，如同建筑家、画家、诗人一样，正在探求新的作风。在大多数代表的心中从未曾想到：管理或演员不能成功一种方策——使千万人都明瞭的方策——那么就最好放弃这种方策而尝试别的。太伊洛夫这样说道：如果有三个剧场个个都有一个相异的表演形式，剧坛决不立刻喊一声：“离经叛道！”并且不企图用各种卑下的手段，宣布于各处剧界——以打倒上述的三剧场，和压下他们的企图。 他把这归功于苏维埃，并加强他的论调道：这成千百万人的热望观看剧场中的试验，这件事情是值得考虑的。……苏维埃若能允许群众这般享乐，别的政府一样可以用同种方法或别种方法去做。但主要之点在是否有做，做完，和负责去做的志愿。 “我很想看看那样的观众”，我自言自语道，接着便回忆起从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二年我在莫斯科时如何的情形：那时只有一个实验剧场，和比较很少的群众来看。 以后不数月，安麦格娄比力来了个请帖，约我往莫斯科剧场内当观客。于是我启程赴俄。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我到了莫斯科。 车一停，我的窗外简直成了人头之海。演员、戏剧家、导演家、设计家以及各种剧界的人物都来了。混在他们中有麦里剧场（Mali Theatre）的监督安麦格娄比力；这剧场的主要演员赛德夫斯基（Sadovsky）；卡美丽剧场（Kamerny Thearte）创立者太伊洛夫；莫斯科剧界代表鲍德高尔尼（Podgorny）；《恐怖》作者爱芬奥简尼夫（Afinogenev）；《面包》作者客莎（Kirshon）；第二美术剧场的奥伯雷曹夫（Obrazoff）；以及梅也荷尔德（Meyerhold）。 这里没有欢呼，没有演讲，没有骚扰，一切都非常之好。 梅也荷尔德拉着我的胳膊，我们出了月台，后边跟着别的剧场经理和演员。 我们到了车站前。我在一九〇五年初次到，以后一九〇九年和一九一一年常常立在这里，可是眼下你看看怎样了？什么也不见得新——实际上没有改变。……不久我们坐上麦里剧场的自备车，同梅也荷尔德以及别的人欢笑拥挤，登时便驱进了欧洲的最文明的区域。 进街市不远，我们便看见了成打成百的建筑物动工，都是极其高大的；老莫斯科比罗马或雷干特街（Regant Street）要改变多了。 但是观察砖瓦石块不是我来拜访的理由。我是来看莫斯科剧场内尽有什么东西，同时鉴赏鉴赏他们的戏剧、技巧和工作人员。曾有一时仅仅有两个人，——史他尼斯拉夫斯基（K.S.Stanislavsky）与丹青科（Nemirivich-Dantchenko）以及由他领导的几个工作人员。但眼下由梅也荷尔德这个伟大人物领导着好几百承继者。 重兴俄国剧场的是史他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青科。史氏是演员兼导演；丹氏是剧作家兼导演；在世界大战以前，更在革命以前很久，即开始活动。他们重新建立起俄国剧场，给它以骨髓与生命，使它活动使它谈笑，一如有真实血肉的东西似的。 欧洲年轻的这一辈，书读的很多，他们常听见说太伊洛夫、康米色吉夫斯基（Komissirjevsky）、第坚非力夫（Djaghilev）以至于爱夫雷奥夫（Evreinov）和巴力夫（Balieff）。然而对于史他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青科能知道的极少。俄国年轻的这一代却没有遗忘这两个老前辈所做过的事迹，并且像梅也荷尔德一样尊为莫斯科剧界的先驱。……梅也荷尔德比史他尼斯拉夫斯基小十岁，史氏今年七十有二了。 只若看过了俄国著名的莫斯科美术剧场，就可以谈谈俄国戏剧、俄国歌剧和歌舞了。有好几打剧场是从这戏场派分出来的。史他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青科是实行的而孤立的理想主义者，有一个时期这剧场令人视作一个理想而被嘲笑，并把剧场做成那样，是讥为不可能的。 仅就是这二人在那时期愚笨的剧场中，努力去建设的理想，便是合理的真实。他们起初奢望并不高，他们所坚持者仅只不要再愚癡腐朽而要变成健全。剧场内每个人都应该思考：既有思想，那么演员说话就应该像合理的人，而不当像个鹦鹉；他们应当用一种合理的方法动作，而不应当像吃饱了的猪。他们应该使真正的喜爱、恐怖、嫉恨，表露于脸上。代替那种俗套的怪相；这种怪相其实什么含意也没有。简言之，他们要排斥那些无聊的无意义的动作（除了少数例外，这种动作在伦敦尚自炫耀为“动作”呢）。这种改革开始于三十多年前，而其努力的结果，即今日之俄国剧场。 在起初有很多人给以严重的协助；（注一）写剧家、演员、设计员、理论家供给经理以理想；而他们的理想已经产生了果实。（注二） 无论如何，表演在剧场上的愚行，俄国不复存在，这应该向史他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青科致谢。剧场是站在民族奋力解除一切愚行的先驱地位了。 照我所看到的说来，他们不被钱财窘困；任何人，如果他能工作，就可以有钱财，恰足取得他的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没有一个人像在英国和美国，每星期得到大量的款，也没有被鼓励着阔死。既然他们已经得到了工作所必需的，自然他们都愿意清寒的生活着。剧场有足够的经费，用这经费上演戏剧，不论或大或小，或华贵或廉贱。我计算着大多数舞台有二十盏最新式最精緻的投射灯光（在幕前二十盏）。布景任值多少钱——服装也是同样——用度不致受困难。成为人们严重问题的，是“这工作好或不好？” 他们今日可以这样感觉到，他们不仅从卖票所得重累里解放出来了，并且在做史他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青科的先锋工作。 继史他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青科而来者为何？第一，是盧那卡尔斯基。 我并没有在莫斯科和他谈话，但是他的事业在那里表明得极其清楚。 他死于一九三三年，但已巩固了史氏和丹氏所创始的剧场。当大革命时许多东西都遭毁坏，只有剧场保存住了。据我所知道的，是因为有盧那卡尔斯基的缘故才能如是。革命成功政府建立后（一九一七年），他当上人民教育委员长。他自己有个艺术鉴赏家的悠长的经验，而当他掌握政权时，为着政府为着剧场，他规定了剧场的地位和政府对它的态度。他这样写道： “从其心理学的特征（Psychological Character）与其丰富的历史遗产的观点上看来，第一，我们要将过去剧场的最精美的形式，保存、尊贵而使之接近于民众；第二，我们尽我们的政权所能有的权力，鼓励多多建立新美术馆；这美术馆将能锻炼新的革命演员，和革命的戏剧上演的新形式，我们要做一切我们能做到的事，所以得保证这些美术馆内普洛列塔利亚和农民参加艺术活动的最大可能的发展。 “我们正按着预定的计划工作，所以将来普洛列塔利亚不能指责我们，说我们曾毁坏和糟塌极宝贵的东西，而不能当其存在时，（这时环境不容我们给这些东西以相当的评价），查考一下。” 请皮斯凯忒（Piscator）到莫斯科去的就是盧那卡尔斯基。皮斯凯忒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〇年间在柏林一个连一个的创立剧场。皮氏确信政治的剧场，——这剧场同党报一般，拥护这个或那个政策。宣传的——专心宣传的——剧场，提倡阶级斗争。这种观点我实在不敢赞同。我若是个大兵，我不能设想我会到剧场内去欣赏战争戏。——我要看《如愿》（As you Like It）或《第十二夜》（Twelfrh Night）。假若我是个法律家或者甚至于是个政治家，我很难想象我看到像这种戏——《正义》（Justice）或Happ-la而感到愉快，我想我一定要进个马戏场。我若担心阶级幸福，我就不会想到剧场去了。在企图把我在莫斯科所见到的告诉很少几个人——登在这杂志上——我又想到别一种意见，我想是为了高兴才这样做的——这是这样，我晓得意见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最聪明的意见不足是河水逆流，而最笨的意见则只能顺流而下。所以我要对我的朋友说：跳过评论去注意事实——我所记下来的事实——这些真的见闻也许乏味，可是他们却是真实的。 这头一个拜访的戏院是麦里戏场。我所看见表演的是奥斯托夫斯基（Astrovsky）悲喜剧（Tragi-Comedy）《狼与羊》（Wolfs and Sheeps）。这是从一九一二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的俄国戏。当幕一揭开时，一个典型的老俄国作品出现了：演出者是这个美丽古老传统的剧场的演员们，用一切新的服装和布景，以及转台等。我厌烦这种不和谐：我所见闻的既决不能成为时髦，但也不再是古式的。 老麦里剧场这个旧传统的堡垒，是妥协的，为着极力迎合现代主义而弄得有点儿可笑。这个古旧的麦里剧场有它的极有价值的优点。但只有一个缺憾：它不了解它该清醒起来，它应该检阅一切所谓“现代主义”（Mcdernism），于是自己加倍奋兴起来，以恢复早先的光荣。 如果我是个俄国人，我要先选定麦里剧场和它的工作人员为我的工场和同志，于最少年限内超过本城其它的剧场。我们不应该这样同现代主义妥协，——我们应该依从列宁的明智的劝告，慎重地彻底地观察，对于好的传统给以严格的承受。 虽然这样，《狼与羊》的表演的确使我很感兴趣。我暗暗向自己说我希望问问每个演员关于动作技巧，和每个演员的表演方法。但我觉得他们会像守财奴似的抗议着说：他们什么东西也不曾掩藏，可是同时——在地板下隔壁中顶板里——把他们早已积蓄的宝贵思想的价值，荒费在黑暗里了。 我拜访的第二个剧院是国家犹太剧场，并且看到他们的《李尔王》（King Lear）。这戏由拉德拉夫（Radlav）导演，由米克荷尔斯（Mikhoels），及其特别有才能的同伙表演。 米克荷尔斯在任何方面也不会使我联想到伊尔文（Irving）来，因为没有两个演员如此不相似了，但是伊尔文所有的那点儿心情之美，米克荷尔斯也有。当今的演员好似轻视心情之美。 在莫斯科这个悲剧（指《李尔王》），延持到四个半钟头，却不呆板。表演起来，这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戏，但这次演出来异常清晰，仿佛一个讲得很好的故事。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讲讲这个表演。 我第三个去的是卡美丽剧场。这是太伊洛夫和古恩（Alice Koonen）创立的。这剧场是为欧美所称赞，且正在执剧坛之牛耳。所演出的拉辛（Racine）的《腓得尔》（Phedre），王尔德的《莎乐美》和The Man Who Was Thursday,是这剧场最有名的制作，可惜我在莫斯科时没有出演。这剧场的导演者是欧洲最有才能者之一。当他与马德江奥夫（Mardjanoff）和巴尔托绥提斯（Baltrusha it is），以及是时最有天才的青年女伶古恩接触时（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三年间），正值他们三个在莫斯科丽伯雷剧场（Libre Theatre）开始学习。古恩曾从史他尼斯拉夫斯基学习过。我老觉得她是那时候最好的一个女伶。她不久做了太伊洛夫的媳妇，并开始共同管理舞台，同时建立了卡美丽剧场。 我极懊悔我没有看见《腓得尔》或者《莎乐美》，因为这两戏一定代表太伊洛夫和古恩的最好成绩。但我看到了克力欧倍查（Cleopatra）的表演，并未失望。这齣戏叫作《埃及之夜》，在莫斯科引起极大的注意。这戏由三部分凑成：萧伯纳的《凯撒与克力欧位查》（Caesar and Cleopatra）的一幕，普希金的散文诗一段，以及莎士比亚的一些小的穿插。小谈一点批评：我倒喜欢这个作品——太伊洛夫的大胆却很合我的脾味。它——作品——使许多人很生气。但是现在的导演——不论是谁——总得受许多不用思想的人烦恶。我要辩护他——一直到作家也烦恼地看着时间，也把他的字汇中失掉的字“剧场”找着，而最后忽然想起他是一个作什么的人，拿起帽子，跑到戏圈子去，暂时抛开二十五年来的主人地位，而专心致意地为它服务十五小时。按理上讲来，这个人——剧作家——应该是剧场的首脑。你说“他是！”我后悔我要抗议，他的确不是那剧场的首脑。我赞同他应该是，不过他得往剧场里去而且逗留在里边。现今极少有名的剧作家曾受过舞台的训练。 这就是为何现今全世界的舞台经理变得这般重要；他日夜不息地为舞台工作；他尽了他的职份，期待剧作家兼管理家的来临。剧作家兼管理家之光荣的姗姗来迟，实在叫人很焦急的。（注三） 没有舞台管理者对于戏剧艺术的结构有任何简约的认识；有经验的管理家只知道各个构成须凑成一整个，并且每一部份有其相当的重要；他不否认剧本是顶重要的，但他还要添一句：“不可忘掉了动作——动律（Tempo）——；尺寸，脚步和地位，以及观众。”假如问他是不是这就算完全了呢。他要告诉你这不能算的确完全了，因为这些东西还须结合成一个单位，一个整的体系。“谁要把我从这艰苦工作中拯救出来？谁可以把它完全弄简单了。谁来创造新的剧场？”这是他最后的话。但是无人肩起这担负来，他只好仍旧回到他的剧场。因而享有更大的尊敬。 在俄国舞台管理者极受批评家、作家、以及各个剧场的社员所推崇。史他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青科很受尊敬，太伊洛夫受爱戴；梅也荷尔德……他令人佩服，于是既受尊敬，又受爱戴。 并且他也实在迷惑住了他们。他是顶有经验的学者，他从不休止，年年迈进到一种新的高峰。读读他经营事业的故事，你就能看到他的心田够多么自由，——他从来没有顽固地死抓住他最初的或最近的成见。 为着要看看梅也荷尔德的全部工作，我想再往俄国去一趟，他的天才的光彩异常使我喜欢，——他是那般勇往迈进的。这时候每天看着他工作，同时得到一个彻底的印象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要重访莫斯科，我极乐意在梅也荷尔德剧场内参观几个星期的预演和装置；并且随时还可以不受骚扰的参观其它二十九个剧场，这样我将能观察学习和了解这些特殊的剧界天才了。 在结束这篇东西之前，我谈些最后的回忆——关于一个充分的经验。 我攫取了俄国人的世态，并且看见那里表现一种极大的快乐。 “五一”盛节，我亲眼看见了街衢上的奇观。这奇观在别处是见不到的。奇观会由人民表演，上演时城市变成了舞台。因而剧场搁在一边了。他们并不努力于将门面装潢华丽；显然的如果他们弄得超过三四十个平常大红旗和绿花园，他们已经做过火了——其它的摆设与这表功比较，必要看来呆板。但是他们都温顺的服从庆贺委员会规定的计划。 史他尼斯拉夫斯基病了卧在床上，我只和他谈了一两句话。 我同丹青科夫妇吃过饭。他还像以往那般健旺，虽然已经七十七了，仍旧在戏剧出演和乐队上勤于工作。 他的上演《沃提》（Verdi）的Travita,并不是件“上天”（Scalagala）的事情。它是个合乎常理的揣想，但是这个揣想是应该在适当的地方上而不由于偶然。这导演（丹青科）并没有把这戏降低到最低下的智力水平之下——他把它提到较高的水准……提到他的观众之前。这种观众主要的包括着的是我们所呼为“平民”的。他们也许装作喜欢，和了解那些他们不喜欢不了解的事物，或许真的喜欢。没有一个法国或英国的戏剧经理，看着俄国的这个观众，会承认这样上演，会被这个观众高兴地接受。但的确是被观众所欢迎了。一夜一夜的戏场老是满座。现在我完全相信在伦敦或巴黎一个好的剧本，很巧妙地搬上舞台，很好的表演出来的时候，老是被嘲笑——这正是个造成的事实。 在纪伟德斯基（Zavadsky）的剧场内，我看见了“TheSchool of Dodgers”；在委克坦高夫（Vakhtangov）的剧场内看见了“Turandot”。 我碰见了爱森斯坦（Eisenstein）。 当我回到维也纳的时候，我的维也纳的朋友们都来看我。大伙都骚动了——维也纳人的骚动——并质问道：“在莫斯科你受到一个好的接待？” “唔，是的，顶优美的！” “什么——像英国，剧场给的那样好？” ……你要把我敲倒了呀！我踌躇了踌躇，随即说道：“谢谢你，……恰恰一模一样，只有一二小小不同！” 注释： 注一：第一个打先锋的是戏剧家契诃夫。但对于剧作家我所知道的太少不足以谈。我没有念过俄文，所以只知道一丁点儿果戈尔、斯尔托太、高尔基、安特列夫，再多便没有了。所以我限定我自己写一个城市的剧场，和这些剧场的工作人员 注二：如果你们研究关于近二十年来这些人的事情，你们应该翻阅Gregov,Say e rt ,Garter,Bab,Cohan,Bessonoff和其他人的成十卷二十卷的著作。 注三：戏剧家丹青科是管理家，并且指导他自己的剧场，这是应该夸耀的。麦丽剧场的指导者安麦格娄比力是戏剧家。在英国我们有戏剧诗人伊茨（Yeats）,他曾花费很大的工夫学习舞台，巴克蕾（Granrille Barker）过去是剧场的首领。 （发表于《时事类编》1936年4月1日第四卷第七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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