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有一类艺术形象，由佛教的天王形象演化而来，俗称“天王像”。这类艺术形象对后世的翁仲、神像等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就笔者所见资料，对此类艺术进行简单的阐述。
▲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纳M206出土唐代木雕天王像，新疆博物馆藏 一，天王像的艺术特点 7.胸前常有2个圆形件，小腹处常有1个圆形件，部分圆件上有人面。
▲辽宁文物研究所藏唐代天王像 二，唐代天王像艺术形象 （一）雕像 唐代天王像形象的雕塑存世较多，有石雕，唐三彩等材质，以后者居多。这些天王像大都是镇墓俑（见《唐镇墓天王俑与毗沙门信仰推论》）。此类神像动作夸张而充满力度，颇有威势，即俗称的“金刚力士”神像，笔者称其为“力士型”天王像。（2）一足抬起、一足直立，多数足下有踏物，踏物有小鬼、牛等。（3）手部常见动作包括：一手卡腰一手指天、一手卡腰一手当胸、一手按膝一手举在腰间等。
此类神像动作雍容大度，体态与佛教中菩萨神像有相似之处。（3）其手部常见动作包括：一手垂下一手竖掌举起、一手握持一手托物、一手卡腰一手握持等。
▲唐张臣合墓出土天王像，长武县博物馆藏 
▲唐持弓天王像，陕西碑林博物馆藏
敦煌壁画中常见各种天王像，体态上有肃立、盘腿、骑兽等类型，手中常有持弓箭、剑、戟、宝塔等物。整体来说，壁画中的天王像造型特征细节与天王像雕塑区别不大。
▲敦煌莫高窟中唐广目天王画像
三，天王像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天王像的盔甲曾经长期被当做唐代盔甲的样本来研究。早期学者如杨泓等，曾认为天王像上的盔甲样式即为唐代的“绢甲”。但这种说法并不严谨，目前来看，天王像的艺术形象来自西域的佛教神王形象，而非由实战盔甲演化而成。（一）天王像同毗沙门天王的关系 唐代的毗沙门天王信仰来源自西域于阗国(见《于阗毗沙门信仰研究》等文)，《太白阴经·卷七》中便记载有唐朝从于阗国引入毗沙门天王信仰的事情。
▲唐代毗沙门天王像，四川大学博物馆藏 唐代不空法师译《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君护法仪轨》中写道，天宝元年（742年），安西城被蕃军围困，毗沙门天王帮助唐军退敌。战后玄宗即下令各地供奉毗沙门天王神像，并从于阗国描摹画像。
《宋高僧传·卷二十六·唐东京相国寺慧云传》中写道： “开元十四年，玄宗东封回，救车政道往于阗国，摹写天王样就寺壁画焉”， “（大相国寺）西库有明皇先救车道政往于阗国传北方毗沙门天王样来, 至开元十三年封东岳时, 令道政于此依样画天王像”。于阗毗沙门天王的形象包括头戴盔、身着长身甲、胸腹前有三个人面圆形部件、腰悬长剑、肩部有兽吞、左手持长戟、右手托塔、站于云端、两足分开踏鬼、或两腿间伸出小人（小人即“地乳神童”）等特征（见《于阗毗沙门信仰研究》、《从于阗到益州:唐宋时期毗沙门天王图像的流变》）。
▲敦煌唐代毗沙门天王绘画 唐代天王像的特征同于阗毗沙门天王的特征高度重合，因此两者之间存在传承性的概率很大。学者认为，唐代先引入天王绘画，然后模仿天王画像制成天王雕像（见《试论西安、洛阳地区唐墓出土的武士俑、天王俑》）。（二）天王像同那罗延、迦毗罗的关系 那罗延即印度教中的“毗湿奴”，在汉传佛经中，那罗延被意译为“金刚力士”，（见《慧琳音义》）。迦毗罗即释迦牟尼之父净饭王。魏晋至隋时期，中国的那罗延、迦毗罗神王形象特征包括肩部兽吞、膝盖有象首、胸腹前有带人面的圆护、脚下踏牛等。这种形象是印度佛教文化和波斯袄教文化结合的产物（见《安阳灵泉寺大住圣窟那罗延与迦毗罗神王组合图像的源流》）。唐代的天王像上也多有此等特征。
▲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石窟隋代迦毗罗神王浮雕 （三）虎头造型天王像同乾达婆的关系 乾达婆是印度教中，帝释天属下职司雅乐的天神形象。敦煌绘画中有头批虎帽的乾达婆形象，这种虎帽的艺术形象来源为犍陀罗艺术，而犍陀罗艺术中的虎帽形象则可以上溯到希腊的赫里克里斯（见《试论西安、洛阳地区唐墓出土的武士俑、天王俑》）。存世的天王像中有若干头披虎帽者，其形象与敦煌绘画中的乾达婆相似，当源自后者。
▲西安博物院唐代天王像 （四）持弓天王像同密宗的关系 唐代中晚期时密宗开始兴起，按《试论西安、洛阳地区唐墓出土的武士俑、天王俑》文中说法，持弓天王形象来源为密宗造像。（五）天王像头盔鸟型、翅膀型饰件同佛教的关系 鸟型装饰即佛教中的“金翅鸟（即迦楼罗鸟）”，而天王像头盔上的双翅造型部件则可能受波斯、古希腊等地的艺术因素影响（见《试论西安、洛阳地区唐墓出土的武士俑、天王俑》）。
▲西安博物院唐代天王像
四，唐代天王像的演变 唐代天王像的原始艺术形象虽然来自西域的宗教绘画，但其传入中原后，整体外观和细节上都有发生变化。不少天王像放弃了如佛冠、象首等宗教特色的装饰，外观更为世俗化。部分天王像的头盔造型、手持兵器、袍服细节等也带有中原特色，如天王像的头盔常有翻起造型，这种造型与《张仪潮统军出行图》中唐军骑兵的头盔有相似之处，或受后者影响。
▲《张仪潮统军出行图》
这种演变是艺术传播过程中的常见现象，艺术形象在传播的过程中，往往会吸收所在地的文化因素，形成新的艺术形象。如于阗的毗沙门天王形象便与印度的原始形象不同（见《从于阗到益州:唐宋时期毗沙门天王图像的流变》）。 北魏、隋、唐的开国君主均为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出身，关陇地近西域，与西域佛教文化接触较多，因此历朝皇室也信仰这些神王形象。如杨坚的小名为“那罗延”，李渊长子李建成的小名为“毗沙门”。北魏至唐初时期战事频繁，皇室贵胄亲自领兵者甚多。而上层对于军事文化的了解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这些神王形象同本地武备元素结合，进而产生本地化的艺术形象。五，结论 综上所述，唐代天王像由外来宗教造像演化而成，其关键特征大多与宗教有关。从外观上看，天王像的盔甲与一般认识中的实战盔甲差别甚大，也无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天王像与唐代仪仗甲存在联系性。因此对于天王像的研究应该被归于艺术品研究的范畴，而非武备研究范畴。如将天王像上的盔甲直接等同于实际盔甲，或认为天王像上的盔甲由实际盔甲演化而来，均有武断之嫌。不过，天王像在本地化的过程中吸收了部分中原地区的武备文化因素，因此在研究盔甲时，如果缺乏其他材料，也可以参考天王像上的构成因素，但需谨慎对待，不宜直接将其等同于实际历史中存在的盔甲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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