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年少成名，学贯中西， 是中国近代社会学研究的灵魂人物； 他的学术造诣与陈寅恪比肩； 他和叶企孙、陈寅恪、梅贻琦并列， 获称“百年清华四大哲人； 梁启超赞他： 无论研究文学、科学及至从政， 都可大有成就。 研究中国现代教育，他是绕不过去的人物。 他最早发现专业化教育弊端， 提出通才教育思想。 在他眼中，教育的目的是： 让学生认识自己、破除成见、少受蒙蔽。 14岁那年，潘光旦的父亲不幸去世。 同一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上清华学校。 在一次跳高时，意外摔伤一条腿， 因治疗不及，被迫截肢，他从此“独”行一生。 在清华，潘光旦功课全优，英文是年级之冠， 他的英语口语，“隔室不辨其为华人”。 他写了一篇《小青的分析》，交给老师梁启超。 梁启超读后大为赞赏，在文章上批注： 以子之才，无论研究文学、科学乃至从事政治， 均可大有成就。 1921年，潘光旦问当时代理校长严鹤龄： “我一条腿能否出洋？” 严校长说： 怕不合适，人家会说中国两条腿的人不够多， 把一条腿的也送来了！ 美籍女教员司达为潘光旦打抱不平： 他不能出洋，谁该出洋！ 后来校长换成曹云祥，潘光旦得以出国。 1922年，潘光旦进入美国达茂大学， 插入三年级，学习生物。 当时清华毕业生赴美，一般是插入二年级。 他读了一学期以后，教务长给他写信说： 对不起，你应该读四年级！ 1924年，潘光旦获得硕士学位， 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继续学习生物。 两年后，又获得哥大硕士学位。 在哥大期间，潘光旦对社会学产生兴趣， 这成为他研究方向转折点。 1926年，潘光旦回国，先后在多所大学执教。 1934年，应校长梅贻琦之聘，他回到清华。 后来，潘光旦曾任清华教务长、秘书长， 及社会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等职。 西南联大期间，潘光旦两度出任西南联大教务长。 他和叶企孙、陈寅恪、梅贻琦并列， 获称“百年清华四大哲人”。 他在社会学、优生学、民族学领域研究名噪一时； 他学识渊博，生物学、心理学素养深厚； 他熟稔中国古典文献， 对经史子集、小说、方志、年谱、家谱样样在行。  ▲1924年在美国达特默思学院留学时的潘光旦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群星璀璨。 潘光旦以其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学问， 和卓然不群的见识，成为光彩照人的学界泰斗。 研究中国现代教育，无法绕过潘光旦： 他是最早发现专业化教育弊端、 并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之一。 《中庸》有语“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据此，潘光旦创造性地提出“中和位育”思想， 认为教育应当让受教者“安其所，遂其生”。 他的这一教育理念，被认为是自严复以后， 将传统文化与西方科学完美结合的最成功范例。 在潘光旦看来，教育有两大目的： 一是教人认识自己，认清自己在能力上的限制； 二是教人破除成见，少受些成见的蒙蔽。 由此，他主张学校应该提倡“价值意识”教育， 让学生识别真伪，区分善恶，分辨利害。 他说，认识自我和控制自我，是自由的先决条件， 两个条件具备后，自由将不期而至，无可剥夺； 否则，即使调子再高，也是空谈。 潘光旦把当时某些大学教授看成“学问的大敌”： 总是把学问变得越来越专门、狭窄和复杂， 故意使别人不懂，更无从批评。 他说，如果西方教授已经是学问之大敌的话， 那么中国教授恐怕连这个资格也没有！ 因为西方教授还能制造术语唬人， 但中国大多数教授，连本专业的术语也记不清楚； 西方教授还有本领加入某一派系， 中国教授除介绍西方教科书以外根本不做研究； 西方教授要经过长期磨难和严谨的学者生活， 才能得到一个教授头衔， 中国的教授多如牛毛，完全成为糊口的职业。 潘光旦反对教授明星化，反对把教授和明星并论： 明星只能博得追星者短期的欣赏； 师生关系是应该没世不忘的！ 潘光旦主张，对于真正称职的教授， 应该给足待遇，专诚以待， 要使教授们得到精神上的谧静； 另一方面，教授既要传授学生知识， 也要传授做学问的方法，甚至日常生活道理， 应当和学生有人格上的密切接触。 就算真正名牌教授， 如果用心不专，到处走场，沦为赚钱机器， 那么，在教学效果上与留声机无异； 在人格取向上，和走江湖的艺人没什么两样。 潘光旦反对将宣传与教育混为一谈， 他说：教育注重启发；宣传依靠灌输。 如果搞不清楚两者区别， 教育就成了宣传，教师就成了宣传家； 学校则成为“宣传家勾心斗角出奇制胜的场合”。  ▲潘光旦手迹 潘光旦为人、处世、做学问充满传统士大夫情怀。 1941年，他加入民盟， 在昆明参加筹建第一个省支部， 历任民盟一、二、三届委员，和一、二届中委。 1946年1月，他与闻一多、费孝通、吴晗联名， 发表《四教授致马歇尔将军书》， 公开揭露国民政府独裁本质。 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后，他又成了暗杀对象， 被迫与费孝通到美领馆处避难。 他曾出版《自由之路》， 发表对建设新中国的设想， 因此，被国民政府施压， 免去清华教务长职务，改任图书馆长。 身为教务长的潘光旦同情学生运动， 又不得不为学生安全担心。 “一二·九”运动，他与梅贻琦联手与当局周旋， 同时劝阻学生“稍安毋躁”。 当事人钱伟长回忆说： 他总是能耐心地和学生讲道理。 有时候学生并不满意， 潘光旦常常把钱伟长留下单独做工作。 他私下告诉钱伟长： 学校并不完全反对你，不过你不要对外讲。 潘光旦对参与学生运动的人，基本上不处分。 虽曾不得已开除过两任学生会主席， 总是先把他们安排好，走了再公布。 甚至在军警搜捕参加运动学生时， 就有学生藏在潘光旦家天花板上。 在清华教务长任上，潘光旦严守校规，不徇私情。 一次， 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写信给潘光旦， 想让其两个儿子到清华旁听。 潘光旦拒绝说： 清华如果不能按规章制度办事，也就不值钱了。 十四年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托人找潘光旦， 请求安排人到清华读书。 潘光旦劝那人收回请求，那人不高兴。 潘光旦在日记中感叹： 权位之移人也。 数月后，那人的孙子又携书往潘宅商讨旁听事。 潘光旦“就此举对各方面之不利剀切言之”。 仍然没有答应。  ▲不畏当局迫害，出版《自由之路》谈建设新中国的设想。 潘光旦热爱学生。 他喜欢演讲，喜欢和学生互动， 使学生有如沐春风的喜悦。 课后，学生可以自由地到他家去讨教。 学生说： 潘先生为人，也同他的圆圆的脸一样的和蔼可亲。 潘光旦的同学、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评价说： 光旦秉性温和忠厚， 论语上说的“温、良、恭、俭、让”诸美德， 他可以当之无愧。 老同学梁实秋，称潘光旦是“我所敬爱的人物”。 在西南联大期间， 清华大学有些职员喜欢打麻将， 以至小偷乘空而入竟不知。 作为教务长的潘光旦， 写了一封信贴在他们客厅门柱上，大意是： 打麻将要有度。 但打麻将也没有什么不好，娱乐一下也不错。 又说：我也喜欢偶尔玩玩，如果各位有兴趣， 找个礼拜天，到舍下摸几圈。 从此，滥打麻将的现象没有了。 潘光旦高度近视，他拄着拐杖上班，走得很快， 但看不见对面的来人， 担心有熟人说他架子大不理人， 所以他每走一步就点一下头， 说是宁可自己吃力辛苦一点， 也不能让熟人说他不打招呼。 潘光旦喜欢孩子。孩子们可以随便跟他开玩笑， 他从来不发脾气。 有一次下雪， 一个男孩看到潘光旦拄拐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迹， 很好奇，就一直跟着脚印，直到发现潘光旦。 男孩说：在校园里发现好几回这种脚印， 又不像什么小猫小狗，原来是你啊！ 潘光旦回家把这个故事讲给家人听， 还夸奖这孩子有寻根究底的劲头。 文革时，一群小孩追着他丢石头。 他只和蔼地说：你们可别把我打伤了哦。  ▲老同学梁实秋，称潘光旦是“我所敬爱的人物” 潘光旦朋友很多，对他评价也高。 闻一多是他清华同学，他们是莫逆之交。 闻一多本来叫“闻多”，“一多”是潘光旦给改的。 潘光旦和胡适被称为梅贻琦的左膀右臂。 梅贻琦的著名文章《大学一解》， 就是出自潘光旦之手。 梁实秋、徐志摩等朋友经常和潘光旦结伴出游。 梁实秋赞潘光旦的作品， “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凝合”。 徐志摩则称胡适为“胡圣”，称潘光旦为“潘仙”。 谢冰心说， 他是，“理智感情保持得最平衡的一个”。 好友冯友兰称赞潘光旦“学擅专长”。 潘光旦与费孝通既是师生，也是生死之交： 潘光旦担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时， 该系只有一个硕士研究生，就是费孝通。 潘光旦是费孝通加入民盟的介绍人。 两人曾一起躲避国民政府暗杀， 还曾一起被打为右派。 两家长期比邻而居，潘是费孝通的“活字典”。 费孝通凡是不知道的事情，就去问潘光旦， 一问就知道了。 他去世后，费孝通说： “我竟时时感到丢了拐杖似地寸步难行” “云南王”龙云，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 1962年龙云去世时， 潘光旦不避嫌，与罗隆基一起到医院太平间送行。  ▲1941年清华大学校庆时领导合影。右起：叶企孙，冯友兰，吴有训，梅贻琦，陈岱孙，潘光旦，施家炀。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 叶企逊、周培源等被保护过关，潘光旦未能幸免。 他被列为“重点的重点”批判对象， 单是全校性批判大会就有三次之多。 他每次检讨，都是“金鸡独立”， 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 1957年反右，潘光旦在劫难逃， “罪名”是“破坏民族关系”。 文革中，潘光旦被抄家。 批斗时，戴着“反动学术权威”木牌，拄着双拐， 被强迫跑步。 劳动改造时，拔草， 别人能蹲，他独腿，只能带只小板凳。 结果板凳被红卫兵一脚踢开， 只得在地上像牲口一样爬着劳动。 后来，潘光旦因受摧残生病而住进医院。 但就这样，造反派还来折磨他。 老朋友叶笃义去看望潘光旦， 潘光旦讲了他的三个S应策： Submit（服从），Sustain（坚持），Survive（生存）。 可造反派仍不放过，常来骚扰，医生也态度恶劣， 他自知来日无多， 对叶笃义绝望地说出第四个S，Succumb（死亡）。 他不愿死在医院，要回家。 女儿乃穆备了一辆幼儿乘坐的竹制手推车， 把他推回家。 家中卧室仍被封着， 只有厨房和贴着厨房搭建的一间小屋没有被封。 潘光旦和老保姆及小孙女， 只能在这间小披屋的水泥地上席地而卧。 幸亏费孝通把自己家里没有被封的被褥抱过来， 给他们用。 1967年6月10日，潘光旦病情恶化， 老保姆找来费孝通。 潘索止疼片，没有； 又索安眠药片，仍没有。 费孝通将他拥入怀中，潘光旦就这样告别了人世。 女儿潘乃穆把父亲的骨灰留在家中， 遭到单位的严厉批判。 无奈之中，把骨灰埋在家旁的一棵树下。 1979年中央民院为潘平反时，骨灰遍寻不得。 潘光旦去世时，费孝通哀叹： “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  ▲ 潘光旦最后在他的学生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面前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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