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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姑、周鼎珩夫妇其人其事 文｜李强
有一种人，不在江湖，江湖一直有她的传说，大通和悦州的九姑就是这样一种人。在和悦州没有人喊她真实的名字，或者不知道，大家都温和怜爱地叫她九姑。九姑1923年出生在桐城陈瑶湖徐村（今枞阳陈瑶湖徐村，下同），家中堂辈女姊妹中排行第九而得名。原名徐文遐，1949年后在大通和悦州改名徐缦东，其人秀外慧中。徐村第一任党总支书记现年96岁的徐老评价九姑，高中生，鹅蛋脸，皮肤白，大辫子，身段好，在我们徐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九姑父亲徐世勉，在清朝有官阶，官至五品。1950年土改的时候徐村一共划分出22名地主，他家田产广阔是最大的地主。不过，也是村民公认的开明地主。据《徐氏宗谱》记载，九姑父亲“字国源，号月岩，讳世勉。赈饥常施粥，购地作义山，户事同参赞，恩德后人夸。”其父常善举施粥，救济饥民；购地作义山，使村里穷困者家里办丧事，死者都能入土为安；热心参与村里的公共事务，调解族民之间矛盾，乡贤是也。母亲周氏清时封号为诰授宜人，大家闺秀，生四男四女，九姑最小。九姑为桐城县私立浮山中学首届高中生，家教严格，平日不出门，但中学期间，课余回乡时，常到徐村小学堂当临时代课老师。
1947年，九姑由大哥大嫂做媒，嫁给桐城周潭镇施湾村（今枞阳周潭镇施湾村，下同）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作战训练处处长周鼎珩，两家水路距离二十多里，中间相隔陈瑶湖和枫沙湖。周家第一次接亲时，九姑躲起来了，不愿填房，周鼎珩比九姑大20岁，且有婚史。第二次周家到徐村迎娶，九姑在父母的监督下，吹吹打打地上大花轿，被抬着到了豪华的婚船上。1948年四月生一子名周同举，1949年后在和悦州改名徐同举，唤作同举。周鼎珩，字公燮，1903年3月20日出生于桐城施湾。四岁时，其父周敬庵在无为土桥镇收租时染上鼠疫，病卧客栈。家人得知后，其弟周觉初将他接回施湾，第二天兄弟二人竟同日病亡。可怜的老母亲只有两个儿子，现在都没了。堂间停一个，后屋停一个，老人家从前面哭到后面，又从后面哭到前面……周鼎珩年幼聪慧，自幼熟读唐诗，字也写得好，七八岁时便跪在椅子上帮村里人写春联。母亲苏氏，劬劳鞠育，六岁时送他进离家只有数百米、当地有名的私塾准提庵。准提庵最早是桐城派文人、清朝进士周大璋先生利用庵宇开办的私塾，一直到民国准提庵都是施湾儿童的破蒙之地。这里曾走出一批名人，清朝宰相张廷玉也是在这里读的私塾。在准提庵，周鼎珩与著名爱国将领戴安澜是私塾同窗，后又一起在周潭镇碧梧堂读书。戴安澜将军是无为洪巷人，1904年出生，比周鼎珩小一岁。母亲是桐城施湾人，将军早期教育是在外婆家施湾完成的。周鼎珩少年早慧，学习的认知能力明显高于同龄人，天赋异禀，有如神童。当地民俗认为，太聪明的孩子难养，过慧易折。母亲听从乡老建议，把他送到九华山学道，希冀改命，是一种阴阳平衡理论。在九华山周鼎珩师从三元道长学《易》，三元道长是清末的翰林学士，精通道术与《易经》，周鼎珩得其传承与启发，日后在“易”理方面颇有独到之处。一年余，周鼎珩从九华山回，进中学读书。先考入北京大学，后转入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1930年毕业。在校期间，周鼎珩热衷于钻研六经之首的《易经》，常结识北京的易学高人，同学称其“周八卦”。毕业前夕（1929年孟冬），利用回乡过年的机会，与同族兄弟重修祖坟，用水泥、麻石作材料，水泥当时乡间少有，重建的祖墓巍然庄严。周鼎珩历任中国国民党安徽省党务整理委员会训练部秘书、武汉地区同少将主任点验委员、中央组织部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总干事、甘肃民国日报社社长、甘肃省党部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宣传指导员、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秘书、战区学生指导处处长。在武汉担任武汉地区军事参议院少将点验委员主任期间，周鼎珩巡回各军，点验士兵人数，考核补给和兵役等情况，工作积极细致，被国民政府嘉奖银元伍仟元。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大陆最后一份职务是普济垦殖社副总经理，总经理为柏文蔚，1947年6月柏文蔚病故，刘和鼎任总经理。柏文蔚、刘和鼎都是兼职总经理，还有其它职务，经常不在现场。只有周鼎珩是坐阵桐城东乡青山龙王嘴（今普济圩总场）的普济垦殖社，主持兴建普济圩大堤。周鼎珩家住普济圩附近的村庄施湾，深知普济圩的兴废沿革，认为有垦殖的价值，在抗战前，即向在京皖籍人士呼吁投资规复，无奈人微言轻。日本投降后，周鼎珩时供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训练处处长，怀着对家乡这块土地的热爱，在南京多方联系皖籍知名人士二百多人，又将修复普济圩之事重提，倡议修复普济圩。1946年10月，终于得以动工，经费由招募社员入股、联合国救济总署的物资划拨以及银行贷款等。周鼎珩1949年3月迁居台湾，先后任教台南工学院、革命实践研究院、政工干部学校、东吴大学中文系，授《周易》《老庄》《理则学》等科目。晚年专志研究《易经》，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台湾光复以来第一代易学导师，著有《易经讲话》一书，自五十年代初版以来一而再版。是当今研究易经的必读之书，乃一代易学大家。三十年代在浙江花溪，周鼎珩与陈立夫结识，惺惺相惜，产生友谊，以后一直为陈立夫赏识。1969年陈立夫离开台湾近二十年后回台湾，老友相逢，悠悠我心。周鼎珩先生以“乾坤”两字即兴赋诗一首，纪念花溪结缘三十年。花溪雨后 陈立夫也动情地题颂：“佳作出自真情，良缘结于花溪”。1984年周鼎珩去世时陈立夫先生为其挽联题曰：“尽瘁易学”。周鼎珩之前有过两段婚姻，第一位妻子丁氏是表亲关系，属父母包办婚姻，周鼎珩坚决抵制，不和丁氏行拜堂过门的仪式，数年后丁氏病亡。第二任妻子吴祖华与周鼎珩在北京相识，两人自由恋爱，情投意合。适逢抗战期间，吴祖华在施湾乡下躲避战乱，休憩调养，一年后生一女名周生生。一日，吴祖华乘船到和悦州给周鼎珩发电报，回途遇大风，船覆，溺水而亡。那时，施湾到和悦州有客运船直达，普济圩尚未建成，那一段江堤清道光年间被大水破圩后一直未彻底修复，堤埂断断续续。丰水季节陈瑶湖、枫沙湖和长江连成一片汪洋，冬季水位低时，船只也可从堤埂溃毁处自由出入长江。吴祖华住桐城施湾前后三年整，女儿周生生在吴祖华去世后不久也夭折。新人九姑眼光高远，冰雪聪明，看不上周围的平凡之辈。婚后被丈夫的素养和学识折服，从相识到相知。周鼎珩在家乡担纲兴修普济圩的那二年，常常在家。夫妻举案齐眉，琴瑟和鸣，九姑度过了一生中最为静好的一段时光。十多年后在台湾，周鼎珩曾写下一首七律《望陵春日忆內》，极尽想念之苦。 一度思量一段魂，黯然犹记别黄昏。 三春织锦何无字，两袖啼红尚有痕。 风架愁人人渐老，云天邀梦梦难温。 遥知独自伤怀处，小院花飞深闭门。 1948年春夏之间，汛期来临，工程停滞，普济圩圩堤工程也基本完工。时局不稳，周鼎珩奉命回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报到。至此，围整土地五万亩，吸引二万多农民在这块土地上重新生活。今日欣欣向荣的普济圩农场，周鼎珩居功至伟。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一天，周鼎珩托同乡周某到施湾，嘱托九姑携子务必于当晚十二时前赶到和悦洲大轮码头，坐客轮去南京与之会合。九姑不知时局变化之迅速，第二天中午才带着同举赶到和悦洲码头，其时国民党的军队已于当日宣布长江禁航。此刻，和悦洲的大轮码头一片混乱，到处是惊慌失措的旅客，南京去不成了。兵荒马乱，九姑带着周岁不到的儿子同举在拥挤的人群中十分无助，像风雨飘摇中零落的树叶。怀抱着同举，顾此失彼，前一分钟行李被盗，后一分钟就见自己的行李被人在路边买卖，孱儿弱女，无可奈何。此时同举一周岁不到，尚在襁褓中，受此颠簸流离后，发高烧奄奄一息。母子俩来到附近一个庙里，庙主持慈悲，一晚多次为同举祈祷，第二天周同举终于脱离危险，转危为安。虽保住了性命，但脑子受高烧影响，从此弱智。此刻，老家解放。娘家是地主，婆家也是地主，都回不得。于是，投靠大通和悦州的大哥家。九姑大哥徐文清，心地善良，比她大二十多岁，长子如父，以前在家大哥最疼爱这个小妹。其实，大哥从老桐城徐村也是刚到和悦州落脚不久。在这新旧交替时刻，大哥怕在老家不利，树挪死人挪活，来到和悦州上开了一间杂货店。九姑的大嫂是丈夫周鼎珩的姐姐，双重身份，这桩婚事当初也是他们做的媒。当九姑抱着儿子同举投靠到和悦州大哥家的时候，已心力交瘁，生大病一场，连日高烧不退，日夜都要人在旁边照顾，母子俩都从鬼门关走了一回。和悦州号称小上海，清《天津条约》后，大通镇为长江上的通商港，凡事得风气之先。这里人见多识广，吃江水讲海话，见到九姑后却被她高贵细致的气质和温婉如玉的容貌折服。即便人到中年后，九姑脸上也没有中年妇女常见的戾气，不论身处何地都自然而然地散发着从容和淡定，卓尔不群。九姑心灵手巧，女红了得。身上穿的里外衣服都是买布回来自己裁剪，用小号的针，一针针缝起来的。她身材高挑，皮肤白，眼睛大，麻花辫子一丝不苟地盘于后脑勺。穿着自己裁剪合体的衣服，透着民国女子的婉约。在大通、和悦州乃至铜陵县一直有人想得到九姑，其中不乏有权有势者。每当有人向她求爱，她都以“我是有丈夫的人”一言拒之。是的，只不过丈夫在台湾而已，你总不能找婚姻状态为已婚的人结婚吧？她本可以此改变命运，却选择冰清玉洁宗教般的不渝爱情，一个集新思想和旧道德于一身的女子。父亲已不在世，不忍地主身份的母亲在老家受苦，九姑大哥将母亲也接到和悦州。一个房子里住了母亲、妻和妾、八个儿女，再加上九姑和儿子周同举十多个人。虽不堪重负，但大哥仍然勉力，像一只风雨中的母鸡，极力地把他们笼在自己翅膀里。九姑在和悦州街道五七大队的蔬菜队务农，吃苦自不待说，但她每次出工都穿戴的整洁、利索，与一般农民明显不同。虽从小娇生惯养，不事农活，但她灵巧学得快，做农活时处处不落人后。九姑外表柔弱，与人为善，心里却有一股劲。她性格温和，不疾不徐，虽说是地主家的女儿，但大家对她都有几分怜惜之心。晚清到民国和悦州都是商业洲，繁华之地，毗邻桐城，洲上生意人多半是桐城人，桐城乃文脉之地，文教风气蔚然，偏爱学问之人。九姑不但有文化，还温婉有度，大家更加爱怜。文化大革命中，丈夫是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官员，自己是地主家的女儿。批斗是常态，有定期的批斗，也有为结合当前形势的应景批斗，甚至是心血来潮式的批斗。批斗时一溜地押着地富反坏右，九姑总是站在最旁边的一个，被象征性地押着手臂，和其他龇牙咧嘴的人不同，以不押痛她为度。学校一度开门办学。不但开卷考试，还可以将试卷带回家考。数学卷子很多学生回家翻书也做不出来，就给九姑做，不论中学几年级的题，她都不用打草稿，一气刷完。1979年下半年的一天，九姑接到周鼎珩从台湾经香港转来的一封信，三十年音讯全无，三十年雨打风吹，今日见字如面，九姑百感交集。周鼎珩告诉妻子：“老翁海外飘零，教书为生……”九姑回信丈夫：“母子相依为命，自食其力……”周鼎珩在台湾也没有再结婚，彼此选择坚守，即便无望时也枯等。所谓爱情，一生一代一双人。九姑写信给丈夫，直白地说希望把同举接到台湾，儿子这些年跟着娘太苦了。周鼎珩回信说，这里车水马龙，节奏飞快，以同儿的智力，可能都会被车子撞。还是放在你身边，放在祖国的怀抱里我放心。信回的用心良苦。邻居见过周鼎珩从台湾寄给九姑的照片，一位学者模样、慈眉善目的老者，坐在一栋别墅前的院子里，双手放在藤椅两侧的椅托上，跷一脚，架腿而坐。那便是华人界研究“易”理的大家，在台湾被尊为易学泰斗的周鼎珩，身后的房子，是周鼎珩在台湾住所，其门人心中的精神家园：“乾初易舍”。时间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两岸局势开始好转，本可守的云开见明月，奈何病老相继催。一家子的未来尚不可知，但仿佛可期，有如暗夜里看见一丝亮光，然好景不长。半年后九姑得病胃癌，查出时已晚期。此刻，母亲和大哥早已作古，家人各散一处。九姑无钱治疗，无人照顾，同举还须人照料，只有好心的邻居来帮帮忙。九姑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日弱一日，仅仅数月便殒命，终年五十七岁。弥留之际，九姑躺在家里病榻上说，几月前自感身体不适，把状况写信告诉丈夫，他来信给我开了一个中药方子，我觉得没有病，是这几十年活的太压抑了、如今生活被打破了平衡造成的，所以没有去药店抓药。她说丈夫擅长易理，亦能看相。曾经说我的寿只有一匹老布的命，一匹老布标准能织布五丈四寸，最多也只能织到五丈七寸，我已经赚了三年。尊九姑遗愿，其侄子(桐城二哥家的儿子）将九姑棺椁运回桐城徐村下葬，魂归故里。出殡当天，和悦洲人出来送九姑最后一程回家，通河两岸站满了人。九姑一生少为娇女，中学学优，尤精数学和英文，婚后为佳妇。与丈夫分离后，不被生活取悦，五七大队务农，寒耕热耘，亿万辛苦，儿子弱智，双倍辛劳，半生富贵半生贫。在和悦洲如鸭子划水，表面上从容淡定，其实水底下在拼命挣扎。
1984年8月4日，周鼎珩在台北去世，葬于台湾苗栗县铜锣乡芎蕉湾一处真龙真穴。据当事者说，破土之际，顿见红白相间晕土，随着开挖的表土出现，隐然熠熠有光，古书所云：“如裁肪切玉”，丝毫不假。一代易学耆宿，从此陨落异乡。据九姑邻居回忆，九姑去世后几年，两岸关系大为缓解。周鼎珩托香港人专程到和悦洲，同大陆的亲戚接洽，打算存一笔钱到银行，其利息供同举在大陆生活，条件是帮助同举娶妻生子，后不知下文。1982年，九姑去世二年后，省委统战部文件，关于徐同举因受台属关系的株连而失掉就业机会，要求铜陵县政府为其安排工作。徐同举被安排在镇办企业大通环卫站，成为一名环卫工人，工龄从1972年12月计算，住到大通街九姑侄子（大哥的儿子）家。同举弱智，但简单的交待清楚的事情，都能胜任，平日里的生活也能自理，甚至能自己做饭，但是他的心智只相当于五岁孩子的水平。1992年，马鞍山市马钢职工大学退休教师，九姑大哥的女儿徐范琳突然来到大通，把同举户口转到马鞍山，以后由她照顾。1996年9月，台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开庭审理台湾著名教授周鼎珩生前巨额财产继承案，判定徐同举依法继承周鼎珩的遗产，并由其监护人徐范琳依法管理、使用。长江千浪，沙洲坦荡，江风萧瑟，薄雾飘渺，斯人已逝，逝者如斯。英国诗人济慈的墓碑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九姑和他的丈夫就是这样的人，一边写一边消失，一生终将付之东流，如江鸥飞过，了无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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