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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发生和成熟期，作品数量甚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直接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世情小说”。代表作品有长篇章回小说《金瓶梅》和短篇拟话本小说“三言二拍”等，它们都产生于晚明时代。相对于官方史料、士人文集，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更能从本质上反映时代的精神。我们从晚明白话小说中看到的晚明，特别是晚明的城市社会，从本质上说是一个金钱的社会、权势的社会、情欲的社会。 金钱的社会：社会财富成为衡量人们价值的重要标准 晚明是一个金钱的社会，有钱几乎可以做成任何事情，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格言作出了最好的注脚。 首先，有了金钱可以买到身份、买到官位。明朝自景泰年间开纳粟入监之例，至嘉靖、万历时，纳粟生在国子监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了国子生的身份，不仅可免家中二丁差役，更有了直接与朝廷命官对话、结识权贵的资格，还为经商牟利、科举入仕或参充吏职、转补官缺提供了方便。在《醒世恒言》卷29中，北直隶浚县的才士卢柟敢于傲视官长、横行乡里，不仅仅是因为能写几首歪诗、作几篇陋文，也不仅仅是因为家中广有田地，还因为有一个国子监监生的身份。虽然这个身份也是捐纳而得，却使他能够结交天下名士、打通各层关节。 《警世通言》卷31叙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但其前提条件是老财主生前已为败家子曹可成捐了监生的身份，而作为妻子的赵春儿又暗中为丈夫的入仕准备了千两白银。曹可成虽然浑，却清楚一个道理：家当是可以败尽的，但所捐的监生身份却是永久的。妻子更为现实地清楚另外一个道理，没有银子运作，监生的身份等于零。过去有父亲的银子，曹可成以白丁买得了监生的身份；如今有妻子的银子，曹可成以监生的身份得选吏职同安县丞，不久升任泉州府经历，又转补官缺做了潮州府通判，并做了半年的代理知府。“本多利多”，做官如同经商一般。几年下来，连本带利，积攒下了数千两白银。心安理得之后，曹可成与妻子赵春儿荣归故里，将以往抵押出去的田产房屋尽行赎回，重新过上自由自在的城郊财主的日子。但是比起过去，又多了一个退休官员的身份。而这一切，虽然有种种偶然性，但都是由金钱铺的路。 其次，有了金钱可以买到女人。晚明小说描述了一个又一个少男少女、真男信女的爱情故事，这些爱情故事大多以男女之间的相互爱慕为前提，但金钱的作用也时时可见。《初刻拍案惊奇》卷2叙少妇姚滴珠因不满公婆的约束，只身逃出，误入“雪里蛆”汪锡之手，本来是“合当晦气”，不料遇上号称“吴百万”的吴大郎，便“像是他家里一般，心下到有十分中意了”。而汪锡及婆子得了吴大郎八百两银子，便也善待着姚滴珠。至于《二刻拍案惊奇》卷28，徽州岩子镇酒家李方哥因图程朝奉的钱财而与妻陈氏相商，让陈氏与程朝奉私通，反映了小业主们为发财致富而不惜以牺牲夫妻感情为代价的心态，而大财主因为有钱，便可公然向小业主提出，以自己的白银交换对方的妻子。这种事情虽然并不光彩，但在当时来说，应该并非个别，否则李方哥夫妻在商议这笔交易时也不会那样理智而冷静。丈夫说是“没主意”，其实是主意已定；妻子说是“羞人答答”，其实是跃跃欲试。二人策划如何出卖肉体，犹如盘算酒店生意一般。而这场讨论的起因，便是程朝奉的金钱。当然，李方哥也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到了依据：其一，“而今总是混帐的世界”，其二，“我们不是甚么阀阅人家”。世界不是清白的世界，人家不是脸面的人家，所以无所顾忌，落得赚他有钱人的大注银子。 即使是情动天地的杜十娘的故事，最裂人心肺的情节，也与金钱直接相关。读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朋友一定注意了这样一个细节：李甲、孙富的两个船上的水手以及在岸上围观的群众，通过杜十娘的倾诉，都对李甲、孙富进行了谴责。但也许忽略了另外一个细节：人们的情绪，其实是随着杜十娘不断把随身携带的珠宝投入江中而激发起来的；而李甲表示自己的悔恨、孙富表示不再参与他们夫妻间的事情，也是在发现杜十娘原来是位“富女”之后。杜十娘悲剧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至少说明社会财富其实已经成为衡量人们价值的重要标准。孙富纵有千张巧嘴，能说动李甲将杜十娘让给自己，作用在白银千两；杜十娘纵有万般苦楚，能在临死前打动船上、岸上之人，能令李甲“大悔”、孙富“劝解”，不仅仅是因为风情万种、光彩照人，更在于“韫藏百宝，不下万金”，并将其尽弃江中。而杜十娘跳入江心时，仍然是“抱持宝匣”。 不仅如此，有了金钱甚至可以买通官府、陷害他人或保护自己，在“三言二拍”及其他小说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权势的社会：有权势者可以利用权势干坏事也可以做好事 晚明又是一个权势的社会，权势者也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 明朝自永乐以后，其势力已基本上停止了向外的拓展，在此后对“南倭北虏”的斗争态势中，也大抵处于守势。虽然是内忧外患不断，但在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之前，这个政权对内镇压民众却始终是强大有力的，这就为权势者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提供了保证。 在“三言二拍”中，最令人发指的罪恶、坏事，几乎都是有权势者或者是通过有权势者做成的。《醒世恒言》卷29，浚县知县汪岑在卢府受了屈辱，为泄私愤而千方百计欲置名士卢柟于死地。《警世通言》卷24，山西洪同县王知县因为收了监生赵昂一千两银子，便将玉堂春屈打成招，定了死罪。《二刻拍案惊奇》卷4，在云南做兵备佥事的杨乡宦，凶暴贪酷，故有外号“杨疯子”，不仅利用权势收了云南秀才张寅的钱财，而且害了其主仆五人的性命。这些有权势者或为官，或为吏，滥用权势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发泄私愤，或者是为了贪图钱财，而更为主要的是后者。 中国从来就是人治社会。由于所有的冤案都是由权势造成的，所以，洗刷冤屈、伸张正义也必须倚仗权势。玉堂春的冤案是由洪同县知县的权势造成的，为其洗刷冤屈的则是平阳府刘推官和巡按监察御史王景隆的权势；卢柟的冤案是由浚县知县汪岑的权势和一意孤行造成的，为其洗刷冤屈的则是另一位浚县知县陆光祖的权势和坚韧不拔；张廷秀兄弟的冤案是由苏州府黑心巡捕和糊涂知府的权势造成的，为其洗刷冤屈的则是已经中了进士并做了常州府推官及翰林院庶吉士的张氏兄弟自己的权势。《醒世恒言》卷20就张氏兄弟的申冤作了画龙点睛式的评语：“俗语道：'官官相为。’见放着弟兄两个进士，莫说果然冤枉，就是真正强盗，少不得也要周旋。” 有权势者可以利用权势干坏事，但也可以用来做好事、用来成人之美。《醒世恒言》卷7叙钱秀才受表兄颜俊之托，代其相亲、迎亲，却被颜俊误解，厮打起来。吴江知县正好路过，问明情由，即将高小姐判给钱青：“高赞相女配夫，乃其常理；颜俊借人饰己，实出奇闻。东床已招佳选，何知以羊易牛；西邻纵有责言，终难指鹿为马。两番渡湖，不让传书柳毅；三宵隔被，何惭秉烛云长。风伯为媒，天公作合。佳男配了佳妇，两得其宜；求妻到底无妻，自作之孽。高氏断归钱青，不须另作花烛。”同样以权势作成好事的还有《醒世恒言》卷8，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且公然声称：“我作了主，谁敢不肯!”《喻世明言》卷1，蒋兴哥在广东合浦因争执珠价误伤人命、惹了官司，知县恰恰是七巧儿的继夫吴杰。在七巧儿的一再请求下，吴杰利用权势平息了事端。 《喻世明言》卷10《滕大尹鬼断家私》，说是“鬼”断，实是“诡”断，是通过权势，既断家庭财产的纠纷案，又在神不知鬼不觉中为自己谋求利益。滕大尹为香河知县，以“廉能著称”。退休官员倪守谦立下遗嘱：“老夫官居五马，寿逾八旬。死在旦夕，亦无所恨。但孽子善述，方年周岁，急未成立。嫡善继素缺孝友，日后恐为所戕。”故在生前将十坛白银共一万两、一坛黄金共一千两暗埋于偏旧小屋的地下，并在遗嘱中将小屋分给善述。遗嘱最后声明：“后有贤明有司主断者，述儿奉酬白金三百两。”但滕知县在经过一番装神弄鬼之后，声称倪老先生显灵，托其代分家产，并将一坛黄金相赠作为酬谢。不动声色中，掠夺了一千两黄金。按当日金价，合白银约一万两，为倪守谦遗嘱中所许的三十多倍。 一千两黄金的入帐，自然也是利用权势的结果。但滕大尹应该说还算是有良心，没有将千两黄金之外的万两白银也收入自己囊中。而以明代的薄俸，倪守谦除了生前的花费及留给长子善继的不动产外，还有千两黄金、万两白银，自然也是通过权势得来的不义之财。 情欲的社会：情欲在男欢女爱中被描述得比才貌更重要 晚明还是一个追求情欲的社会。情欲可以使人不顾一切，可以使人不惜名声、不计后果、抛弃家庭、抛弃财产。 流传已久的范蠡与西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早已深入人心。《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唐人传奇，赞扬的也是男女之间义无反顾的爱情。至元、明时，历史上所有男欢女爱的传说，几乎都被编入戏剧，除上述范蠡、西施等故事外，诸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李靖与红拂的故事、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苏小小与秦观的故事等皆是。白居易《琵琶行》中所说的在江州遇上的素昧平生的长安故妓，也被编排为白居易旧时的相好。但所有这些故事，男女之间的情欲几乎都是以相互爱慕为前提的。男子所爱的首先是女子的貌，其次是女子的才；女子所爱的首先是男子的才，其次是男子的貌。由于这是一个科举的社会、一个文人当道的社会，而所有文学作品又都是经过文人加工创作的，所以，所谓的才都是以词赋为标准，读书人特别是相貌俊秀的读书人在作品中总是占尽便宜。即使是商人，也必须要有文人的味道。 在晚明白话小说中，虽然才貌仍然是青年男女爱情的基础，但情欲在男欢女爱中被描述得甚至比才貌更为重要。“三言二拍”的不少作品，男女之间的情感更首先产生于对情欲的追求而不是对才貌的爱慕，如三巧儿与商人陈大郎之间的情欲、邵氏与家奴得贵的情欲皆是。 《喻世明言》卷1叙薛婆设下偷梁换柱的圈套，助陈大郎诱奸三巧儿。虽然三巧儿数月前曾见过陈大郎一面，并因为陈大郎酷似丈夫而有好感，但并无所谓爱慕之心，尤其是在与其发生性关系时，更不知对方是何人，只是因为情欲的需要而“不暇致详，凭他轻薄”。经过一番暴风骤雨之后，才问对方：“你是谁？”并由此“无夜不会”，“情愿收拾了些细软，跟随汉子逃走，去做长久夫妻”，全然不念与蒋兴哥三年夫妻之情，也不顾忌自己家在枣阳县的地位和身份。三巧儿与陈大郎的情感，是从情欲的需要而发生的，并由于情欲的需要而加深，致使宁愿随其私奔。 如果说三巧儿对陈大郎的感情除了情欲的需要之外，还有陈大郎家中的富裕、相貌的英俊、为人的潇洒，那么《警世通言》卷35叙邵氏与家奴得贵的关系，则完全是建立在情欲需要的基础之上的。邵氏姿容出众，自23岁守寡，十年之中，立身贞洁，人人敬重；得贵则是一个“又粗蠢又老实”的家奴，见着主母，心中便害怕得紧。但在无赖汉支助的唆使之下，得贵赤身裸体连续三夜仰卧房中，遂使邵氏不能自制，不顾主仆之间的尊卑贵贱，不嫌得贵的粗俗愚笨，从此与其成了事实上的夫妻，每夜“必与得贵取乐”。 即使是因为才貌而一见钟情，所追求的也仍然是情欲。《警世通言》卷34叙河南南阳卫千户之女王娇鸾与苏州府吴江县教官之子私通，《醒世恒言》卷15叙江西临江府监生与众尼宣淫、卷16叙浙江杭州城内少女潘寿儿被无赖陆五汉骗奸，《初刻拍案惊奇》卷34叙杭州士人闻人生与少尼静观船舱奇遇，《二刻拍案惊奇》卷38叙张家湾女子莫大姐与情人私奔被卖妓院等，皆是。 值得注意的是，冯梦龙和凌濛初一面在作品中表现求色求欲，另一面又振振有词地告诫读者戒色戒欲。这正是传统道德和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在作者观念中的反映，并表现在作品之中。但是，冯梦龙、凌濛初以及其他所有白话小说作者，又都是一面道貌岸然、义正词严地告诫禁色禁欲，一面却用充满同情和赞赏的笔调，为读者讲述一个个回肠荡气的由追求情欲而发生的婚恋故事。作品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劝戒情欲是假，宣扬情欲才是真。这在“三言”的第一篇《珍珠衫》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金钱、权势、情欲面前，传统的道德显得苍白无力。人们尽可以谴责道德的沦落和社会的败坏，但人性的本来面貌却在这种沦落和败坏中得到最真实最本质的体现。因此，晚明小说中所展现的，又是一个率真的社会、一个剥去了伪装的社会。当时的思想家们所推崇的是：“不必矫情，不必违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是为真佛。”(李贽《焚书》卷2)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社会的现实，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市民社会的现实。思想家们所作的提倡，其意义在于将这种社会的真实放大，并为其提供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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