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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孝王墓由于早年被盗，墓内的许多设施已荡然无存，仅留下墓室结构和室内大大小小的石槽，从这些复杂的现象看，墓内装饰也非常华丽。根据文献所记仍可以看出，墓室内原有壁画或朱砂。墓内的各个侧室及外藏椁室皆四壁垂直，平整光滑，个别地方尚留有泥抹痕迹，这可能像柿园汉墓及保安山二号墓一样，墓壁表面涂抹一层草拌泥，外表再刷石灰水，形成比较坚硬的地仗层。墓内的侧室壁顶端有规律地刻凿着方形石槽，显然这是用于镶钳木头的榫口，主室的西顶部也有类似的设施。主室底部是一个长方形石坑，主要用于排除室内的积水，但表面是一个大坑，地下建筑是仿当时的地上宫殿而建的，无论是作为宫殿或是庭，坑都是有碍观瞻的，因此，坑之上表面还应横架木板之类，搭在四周的台阶上，以便于室内的活动。
《水经注·获水》记载梁孝王墓“行一里到藏，……黎民谓藏有神，不敢犯神，凡到藏，皆洁斋而进，不斋者，至藏辄有兽噬其足，兽难得见，见者云似狗，所未详也”。这是北魏时期所能看到的情况，但他并未亲临其境，《水经注疏》卷二注引《御览》引《述征记》:“亦作似豹，则此狗为豹之误”。因洞内漆黑，只能持烛而进，将壁画上的豹误认为狗是完全可能的，柿园汉墓主室南壁壁画就绘有豹，梁孝王王后墓后室涂满红朱砂，便是其证。宋代永城县主簿马永卿所亲眼看到的情况是“周迥有石门子十许，上镌作内臣宫女状”，或许石门上阴刻有人物画像。宋朝诗人邵渡也曾目赌石门画像，发出感慨“古人作事伟可惊，非后世比也”。 马永卿还记“入遂道中有百余步，至皇堂，如五间七架屋许大……中有大石柱四，所以悬棺，棺不复见矣，入时必用油圈以为烛。其中盛夏极凉，如暮秋时”。文中所记皇堂应是墓内的主室，主室面积基本符合“五间七架屋大';“周迥有石门子十许”应是各个侧室的门道外侧的石门，他所看到的仅是墓室内的一部分，从许多侧室皆有石门双门扉或单门扉看，墓内的石门远不止这些，至清代时，还有石门存于墓内。墓主室南壁的侧室1应是便房，是放置棺椁用的。便房顶部的东、西、南三壁所刻凿的边长0.1米的石槽，是用于搭架的榫口，其他地方也没有能够用以悬棺的石槽，所以，梁孝王墓内不会是悬棺，中原地区的汉代诸侯王墓中也未发现有悬棺的先例。至于“中有大石柱四”，在主室东侧的顶部确有两两并列的大型石柱槽，两石柱槽的中间又有一个长方形石槽，是用于安装石门的结构，它的位置也是向东对甬道、向西通主室，因此，这四个大型石柱应是石门的立柱，而不是用以悬棺的。 梁孝王刘武生活在西汉初期“文景之治”盛世，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占居“天下膏腴之地”，死后葬于保安山南岭，其墓虽被曹操所盗，但由于是“斩山作椁，穿石为藏”的石崖墓，墓室结构至今仍保存完好。梁孝王死于公元前144年，比汉文帝晚13年，而比汉景帝只早死3年。据现有资料，我国帝王开凿石崖墓是从文帝营建霸陵开始的，但霸陵尚未发掘，过去已经发掘的许多汉代诸侯王石崖墓，大多在汉武帝以后，因此，梁孝王墓是我国西汉时期比较早期的大型石崖墓。它由墓道、甬道、门道、主室、便房、回廊及外藏室等组成，享用了汉代皇帝的埋葬规格，对后世，尤其对汉代梁国的王陵墓葬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以主室为中心，沿墓道、甬道为中轴线，按照南北对应的特点把我国传统的地上建筑布局用于地下建筑。这表明当时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几种先进的生产技术：一是积累了丰富的开山采石经验，梁孝王墓甬道向下倾斜，主室的高度及各个侧室的形制比例适中，室顶正处在岩层的断层。二是排水设施非常合理，通过排水道将各个室的水汇总至水井室内，利用山体的自然岩缝排出山外，说明当时对山体的走向，山水的流向有了足够的认识。三是墓室南北对称，每个室四壁垂直、室角直角等，说明在山体内作业有较先进的测绘技术和测量工具。总之，像梁孝王墓如此结构复杂的墓室，又是西汉前期的王陵，加之被盗时间较早，仅仅留下各种刻石沟槽的一些现象，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有待于进一步的深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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