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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驭风 文武将军彭仲韬在洛宁——二、走上革命路 ​2.占领农村阵地

 大美洛宁 2021-12-07

雏鹰驭风

文武将军彭仲韬在洛宁

二、走上革命路
2.占领农村阵地
韩达生同志走后,我们首先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农民抗日救国会(简称农会)。重点抓了磨头和古村,前者是个大村子,约四五百户人家,古村也有一百多户居民。经过仲韬、世华、世杰、章学、三科、重喜、同聚等同志的积极活动,挨家挨户的到田间地头做宣传,在短短两个多月里,就把大部分青年农民组织了起来。可农民文化太低,只靠零散的个别宣传,许多道理弄不明白,于是就决定开办农民夜校。以认识日常用字为主,以抗日救国和劳动人民为什么受压迫剥削为内容,自己动手编写教材;发动有文化的人写成手抄本,两人一册。纸、笔、灯油都由我们十几个人出钱备置,也有的会员自动拿出三角两毛的。通过举办夜校,农民不仅认识了一些日常用字,主要是明显地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初步认识到为什么要抗日救国的道理,农民终年辛勤劳作,到头来还吃不饱穿不暖的阶级根源。
根据韩达生同志的指示:农民抗日救国会夺取了“看青”权。村中历史上沿袭下来的看庄稼、防偷盗的事,都由首户彭继祖家来主办。按每户地的多少抽取“看青”粮食。他家土地最多,“看青”粮食出了没出、出了多少?历来都是一笔糊涂账。经过一番斗争,因为大部分农民都加入了农会,尤其是在长工薛同聚带领下,青年农民们表现得十分坚决,“小镢头”(彭继祖的外号)只得让步。西寨三个寨门、东寨两个寨门,都由农会会员轮流把守,并组织起来日夜巡逻放哨。当年竟没有发生过一起盗窃事件,贫苦人家都分得了一份不错的“看青”粮食。第二件事是减租减息。由于“小镢头”和村中富户们组织了“大嘴会”(上层人物轮流请客聚餐,商量对策。农民们讥讽叫它“赶大嘴会”),以退租土地相威胁,减租未能成功。经过激烈较量和对“大嘴会”成员中比较开明的彭某通融,终于把高利贷、驴打滚的利息减少了一些,也算有成绩,可是,要和曲阳村农会比较起来就差得多了。
麦收后,西山底街地主到东候峪村佃户家收租。当时,东候峪村农会已经成立,坚决按照农会制定的“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规定办事;地主逼迫农民,必须照原数出租,并以收回土地相要挟,双方争执不休。东候峪村农会鸣枪示威,曲阳村农会听到枪声,由曲书城、曲书铭、曲书珍等带领曲阳村农会会员数十人,携带枪支前往支援。西山底的地主见势不妙,抱头鼠窜,连杆秤、毛线布袋也丢下了没顾上拿。农会之威大震,孟村、中方、司阳、南洞等村,纷纷邀请曲阳村农会介绍经验,协助成立农会。
在建立农会之前,即1937年的二、三月间,由赵腾云提议,搞了一个叫做“励志会”的组织,后改名“读书会”。1938年初春,在扩大农会组织的同时,进一步吸收知识青年发展巩固“读书会”。马洪亮、张世华、张世杰、王国宝、彭世钦、高扬文和彭仲韬等骨干人员,在磨头寨南门里,张世钦家的中药铺里开了一次会,起草了“读书会”章程,正式命名为“青年读书会”。这一组织,包括地区范围较广,北有磨头、古村、李村、庙沟、柳沟;南有竹园沟、张家岭、石井头、底张、王窑;东有孙洞、南洞、方村;西有中山镇、董寺、下峪。“读书会”的成员大都是高小以上学历的农村青年,以自然村为单位组成,近邻的小村庄也有联合起来组织成读书会的。每处都有几个积极骨干分子,如:张大友、张书声、丁同义、袁光明、万金儒、李成栋兄弟、张明宗、董姓叔侄等。洛河北岸的七、八个村庄也受到影响,由李仁华、李仁民、马超俊、王廷俊、黄庭林、王文彩等同志,在各自村庄也组织了读书会。读书会的主要活动是互相交换书籍阅读。后来一些大的村子又创办了图书室。磨头就在南寨门里,坐东向西的一栋闲置的房屋中,搞了一个约有二三百册书籍和刊物的小图书馆,大家随时可以到里边阅读、借阅、进行讨论。当时,在青年中影响最广泛的书刊是:《解放杂志》《毛泽东传记》《朱德传记》《西行漫记》(毛、朱传记实际是从斯诺《西行漫记》中摘出来另印单行的32开小册子)《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大众哲学》《通俗经济学讲座》《中国青年》《论持久战》等。当然也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三侠五义》《五虎平南》《粉妆楼》《罗通扫北》《水浒传》等古老传奇故事书籍。
“读书会”是农村一支最活跃的队伍。成员年纪轻,有一定文化知识,大部分是农民子弟,是农民中的先进分子;是党和农民之间联系的桥梁;又是农会组织的骨干。青年读书会中的积极分子,后来,大多数被培养成为共产党员。有一次,大家在石井头张书声家开会,研究读书会和农会问题,有人说彭仲韬会唱《国际歌》,就要求教他们唱。彭仲韬就先抄了歌词,作了简单的解释,然后就教大家学唱。年轻人心眼灵,很快就传唱开来。每次唱《国际歌》时,大家的情绪都非常激动,仿佛我们这些人都已被羽化成了天之骄子,除恶救难的哪吒,以身报国的“英雄”,马克思的东方“圣徒”。青年人的血是最容易沸腾的,当他们认清了真理、明确了方向时,就可凭勇气赴汤蹈火,向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发动进攻,大有“气吞山河、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彭仲韬此时心潮起伏,久久不眠,怦出一首小诗来:
一线光明满天云,野火漫烧千古尘。
国际悲歌洛水寒, 壮士奋起搏风雷。

除农民抗救会、青年读书会之外,村里还组织了儿童团、抗日家属联合会。儿童团由年龄最小的彭中节负责,他把十来岁的孩子们组织起来进行训练、练童子军棍,学唱抗日歌曲。磨头村的儿童团团长是张世堂,解放后曾当过县长。磨头和古村组成了一个抗属会,它的任务是维护抗日军人家属的利益,要求保长列出名册,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主要是粮食)。这些活动,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对维护抗日家属的利益,稳定抗日前线将士的军心,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根据韩达生同志“要在建好党支部、搞好群众组织的基础上,想方设法控制基层政权,以便开展工作”的指示:农会首先清算了保长张世邦的账。此人曾参加过张自忠指挥的长城抗战,后回乡务农。过去和群众的关系不错,当保长后就翘起了尾巴,巴结上风头,和老百姓的关系就逐渐疏远了。经过一番较量,他见村里的大多数人都反对他,连他的几个弟弟也对自己不满,并劝说他不要再干了。他终于退让了,故作姿态地笑着说:都是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我比你们岁数大些,可你们的学问,我十个也顶不了你们一个。这不?全部账目我都带来了,交给你们,保长我是不干了,请联保处另派他人,如果兴选举,我投你们一票。他一口气说了这么一大堆“你们、你们”的奉承话,大家见好就收,收下了帐本。通过农会、读书会,指定张世华当保长,并向联保处备了案。东寨保长王俨然很顽固,放出风说:“这群乳毛未干的蛋子儿娃子想在太岁头上动土,咱就较量较量吧!”通过秘密发动群众揭发,掌握他的贪污线索,经过三个来月摸底、算账,终于把他也搞下了台,由贫农党员韦斗当了保长。
联保处当时就设在磨头村的龙王庙里,联保主任是刘荣辉。他是个刚刚二十出头的青年人,洛阳河洛中学毕业,为人忠厚,思想比较进步,和群众的关系与一般的联保主任大不相同。只要对上峰能交代糊弄过去的事,他都尽力通融,协助办理。党支部派张世杰到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为农救会登记注册的事,他就帮了不少忙。虽然因县党部的竭力阻挠未获成功,但他还是尽了力的。通过他对出壮丁也采取了宽大政策,不捆绑、不打骂,不克扣壮丁费(政府发给每个被抓壮丁家庭的五元钱安家费,给本人五元钱起身费),对抗日军属照例及时给以粮食补贴。在组织图书馆时,他还从联保处的经费中拨付了一笔款作为活动经费。
1950年春,彭仲韬带领部队,从广西北返途中驻军漯河邓城时,曾接到刘荣辉一封从南阳寄来的信,彭仲韬当即复了回信。自此以后,再无音讯,不知其后来去向何处。
7月初,地下党组织了一批青年,由周声远老师带领到确山县彭雪枫那儿去,参加设在竹沟镇的新四军留守处的教导队和党校学习。组织上已决定彭仲韬一同前往,一切都准备好了,韩老师突然告诉他说:你不能去了,另有任务。彭仲韬犹如一瓢冷水浇头,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早有上前线的夙愿,但在崇敬的韩老师代表的党组织面前,不好再说别的,只有无条件服从。原定彭仲韬和彭中节一块去的,他才十四岁,家人不放心。和彭中节商量,他坚决要去,只得让他和马鸿声、张耀彤、李仁民、王荣祖、贾景堂、贾中方、赵凤梧、程垠平等十六位同志一块走了。学习结束后,除彭中节留在彭雪枫部队外,其余人员均返回洛宁。
这一分手,直至四十年后,彭仲韬在北京陆军总院治病时,彭中节从大西南专程赶来看望,两位同乡故友才得以相见。阔别重逢,悲喜交加,才得知他1938年去确山后,第二年春就发生了国民党残杀八路军办事处干部和伤员的“确山惨案”。彭雪枫率领办事处机关和少数部队转至西华县,进入皖北建立敌后根据地。彭中节原在宣传队,后又改作医务工作。1944年曾在《拂晓报》新闻上看到,他当时是新四军第四师的模范医务工作者。全国解放时,彭中节任十八军卫生科科长,随军进藏。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住四川地方学校,竟因给领导上提了点意见,就被打成“右派”,背了多年的黑锅。在被开除党籍并下放劳动改造那段沉重的岁月里,他仍坚定不移地热爱党、热爱人民,抽出时间读完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和毛主席四卷巨著。耿耿忠心,日月可鉴。后被平反,恢复工作。
彭中节走后不久,组织上派彭仲韬和马洪亮进入了“义务教师训练班”(简称师训班)。地址设在县立第一高小,学员百十名。这个班与以前不同,国民党派了一位从洛阳四师毕业、曾参加过南京“青训班”的田某主持工作。对我党的活动进行了限制,在讲堂的侧面墙上贴着通告:“不得宣传非三民主义思想”等警示语。”不管怎么严格限制,多数青年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心向往之,其奈我何!彭仲韬和马洪亮积极活动,秘密发展了中高村的李宗藩(后改名李洪潮)、城村的张鸿俊(后改名张正宁)参加了共产党组织。这两位同志后来都参加了八路军,出生入死,转战南北,成为军队的中高级干部。
八月间,党组织在县立中学开办了一期六十余人的“政治工作训练班”(简称政训班),为义勇总队各大、中队培养指导员。由民运指导员兼国民义勇总队政训主任身份的贺崇升同志直接主持训练。当时贺崇升只有二十四五岁,精力充沛,朝气蓬勃,对政训班的学习、生活都抓得非常紧。不但上好文化知识课,而且有的放矢注重实践应用。如怎样搞演讲,怎样主持开会,怎样写公文,而且事必亲躬,以身示范。不仅仅是教给青年人政治生活的一、二、三,而且在方法上是政治性的“制式教练、单兵教练”,对参加学习的青年来说,简直是一堂生动的政治生活课。印象深刻,终生难忘。
在政训班学习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彭仲韬介绍了彭世钦等人参加了党组织。彭世钦同志一直从事地方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过某县县长,后调任国务院计量局工作。
中共洛宁县委,根据中央的精神和洛宁具体情况,决定依托熊耳山、嶕峣山,山高林密的有利地形,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长期的游击战争。为此,应及早发动群众,组织、训练武装斗争的骨干。县委随即筹集了一笔款项,决定以吴杰夫(黄村人。名义上是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驻洛宁的大员,担任洛宁县“国民义勇总队”大队长,实际上是中共豫西特委介绍回县的秘密共产党员)以大队长的名义,举办一期“抗日游击队人员训练班”,地址就设在较隐蔽的熊耳山脚下的东南村。大约五月份,在曲乃生同志的家中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人员有曲书城、马洪亮、曲鸣亚等。会议由曲乃生主持,慎重挑选参加培训班的五十余名人员,必须是家庭成分较好、且有武装斗争经验的青壮年农民,有文化者优先;所需粮食、枪支,均由附近村党组织负责筹集。这是彭仲韬第一次、也是唯一次到曲校长的老家。会后,彭仲韬和张世华、张世杰等商量,磨头村决定派张书魁、李三科两人去参加受训,带上了彭仲韬家的意大利造马利夏枪和张世华家的德国造老毛瑟枪。
训练班的负责人是由豫西特委请示,从延安派来的焦典(又名焦文明)同志。他是一位年轻的红军干部,略有文化,通晓军事,特别是精通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声东击西、虚张声势、围点打援,等一套一套的很有章法。彭仲韬曾先后三次到过训练班,他还请彭仲韬给大家讲过话。
军政训练班正搞得热火朝天时,国民党政府突然变卦了,下令立即解散。理由是:第一,未经政府批准,私搞武装组织,违背中央政府“军令统一”之法令;第二,日军飞机误炸了黄河大堤,不仅淹了他们自己,而且郑州、洛阳之危,亦可以解除,没有必要再搞地方武装。这些如簧之舌的国民党官僚,竟把“委员长下令决堤”说成了是“日军误炸”。并以此为理由,反对全民武装抗日。瞒天过海,信口雌黄,欺天下人为阿斗,何其甚也!实际是国民党的县长陈典嫫听说吴杰夫回县,有取代自己职务之嫌,又有人举报,训练班负责人焦点是共产党员,不但查封训练班,而且派兵突击搜查。幸亏有内线及时报信,焦点同志差一点被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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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小沪,男,洛宁县景阳镇人,1947年生,中教一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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