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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在福州举办

 菌心说 2021-12-07

为进一步推动人类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12月3日至5日,以“迈向人类未来的人类学”为主题的第二十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在福州举行。海峡两岸三十余所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齐集一堂,共话人类学学科发展和人类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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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论坛设有开幕式、闭幕式、论坛学术委员会会议、两场主旨发言以及4个平行论坛,由福州大学、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处、福建省高科技商会联合主办,中南民族大学福建校友会、福建省爱国拥军促进会协办。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刘献祥、福建省工商联副主席陈建强、福州大学党委书记陈国龙出席。
  在人类学高级论坛创建人暨学术委员会荣誉主席、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徐杰舜担任主持人、四川大学教授徐新建担任与谈人的主论坛环节,全国政协委员王晶、南京大学教授范可,厦门大学教授彭兆荣,福州大学教授苏文菁等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
  中国人类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完成了老中青三代的传承,特别是新生代的崛起,使中国人类学充满了活力,是未来40年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希望所在。“这样一支学术品味很高的学术队伍,在人类学中国化的道路上,已开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性格。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将发挥出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作用。”徐杰舜教授说。
  王晶以“迈向人类未来的人类学”为主题,畅谈新时代迈向未来的人类学。王晶提出,当人类迈入全球化和数字化交汇的新时代,“应站在未来看今天”,构建新时代人类学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架构。王晶认为,新时代人类学研究应当关注人类命运和影响人类命运的核心要素,系统地对人类个体、群体和整体命运进行统筹思考和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面向未来的全人类框架下提出的,既是全球治理的新理念,也是路径和方法论,而“数字中国”建设正是中国抓住时代契机,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引擎。以数字化的技术手段和模式构建,助力国家社会治理从以事和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将成为人类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过程中可借鉴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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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可教授以“文化与认同:民族国家整理多样性的途径”为主题,通过多角度的探讨,寻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寻求民族认同的路径。他提出,应该展现并重视中华民族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在多样性得以充分表达的基础上寻求其共性,从而“将中华民族打造成为开放和包容的民族共同体。”
  彭兆荣教授发表了“福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点—线—面’战略格局的思考”的演讲,认为福州中心城市的最具战略的定位应是“闽台中心城市”。考虑到福建与台湾一水之隔,福州作为省会中心城市在闽台关系中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替代,将在相关定位、布局和计划中起到引领作用。
  苏文菁教授作“闽商研究——海洋人类学的实践”演讲,从三个方面论证了闽商作为人类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与价值:一是闽地山、河、海的复杂关系,构成了独特的山海互补的互补型经济;二是海洋族群的沿海迁播,造就了中国大陆海岸线共同性的文化识别系统——妈祖;三是跨越国界的华人社会、东亚与中国东南沿海交往的体系网络,提供了一个环中国海的、海洋中国的整体性思考。
  平行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国当代人类学的发展趋势、中国人类学的传统理路、文化遗产与区域研究、中国人类学薪火相传等议题展开讨论,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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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云昊科技(福建)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卓苑主持的“数智文明、科技向善与永续发展 ”主题对话会上,福建省高科技商会会长魏成生表示:在今天这个大数据时代,数据不仅要“大”,更要“厚”。大数据让我们“知其然”,人类学提供诠释和解读,帮我们“知其所以然”。人类学可以帮助企业理解用户头脑里的想法、行为背后的意义。人类学家与设计师、工程师合作,会带来创新,带来更有人性温度的技术物。只有工程师与人类学家携手,才能走向真正意义的科技向善,也才能让我们的科技企业更好的行稳致远。
  2002年初,海峡两岸22家单位联合发起创立人类学高级论坛,秉承“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理念,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未来发展,搭建了一个学术交流研讨的平台。20年来,人类学高级论坛凝聚了人类学队伍,以学术论坛为实践,留文字为实据,记录了中国人类学重建四十年来的历史、成就以及学者心路历程,见证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推进与转型,取得了多种多样的丰硕成果,对人类学及相邻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未来,论坛也将与时俱进,深入挖掘、探讨“数智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的时代命题,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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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第二十一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将于2022年9月在浙江师范大学举办。

附精彩演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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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人类未来的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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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 王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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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学高级论坛”在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20年。

  中国人类学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利国利民为终极要义。1980年费孝通先生提出:要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研究。

  今天的世界,人类已经迈入全球化和数字化交汇的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价值体系源起于两千多年前中国圣贤们的理想,以“天下大同”为人类整体发展终极要义。追求人类的整体价值的最大化,这也是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问题。

  我与人类学不期而遇,源自于我所著的《人类命运:治理简史》。最初,我本想写一本关于“数字公民”的书,但随着写作深入,我意识到,当人类走入全新数字时代,研究人类命运并非单纯地研究人的个体,而应当系统地对人类个体、群体和整体命运的统筹思考和探索。

  在此,我想谈几点思考和建议:

第一 面向未来的“人类命运之学”

  站在未来看今天,重新审视和思考人类学意义重大。

  正如人类社会制度的跃迁一样,黑暗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将横行千年的神学扫下了神坛和政坛;光明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启了资本主义和工业时代数百年辉煌;上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社会主义道路。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

  新时代人类学研究应当关注人类命运和影响人类命运的核心要素,让人们看清人类命运跌宕起伏的深层次原因、看懂人类永恒不变的规律、看准影响人类命运的终极要义,系统思考人类面临重重困境的破局之道,以及面向未来人类命运出路,路在何方?

  没有宇宙人类整体命运的改变,就很难有人类国家群体命运的改变;没有人类国家群体命运的改变,就更不可能有人类个体命运的改变。

  因此,有必要构建面向未来和系统思考人类的个体、群体、整体命运的“人类学”学术体系,形成新时代“迈向人类未来的人类学”之思想体系、理论架构和学说。

  在中国,人类学是一门集“强国之学、强校之学和强人之学”于一身的“三强”学科,每个理论都产生于特定时代背景下。当下,人类很多思维和行为模式都将不可避免地被新时代所替代和颠覆,因此,新时代人类学“三强”,是否可定义为:“强人类之学、强国家之学、强生命之学”,使人类学研究从“人民之学”走向“人类命运之学”。

第二 从人类治理的历史洞悉人类命运的变化

  人类治理发展史是一部改革创新的历史,也是人类命运的演绎史。随着生产力发展,出现不同时代的社会形态。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固有生产关系无法与之匹配时,新治理模式便会在新思想、新理念的指引下登上历史舞台,打破原有治理模式,对原有治理方式进行颠覆性变革。治理贯穿了人类社会发展全过程,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调和社会矛盾,推动人类社会跃迁。

  原始时代氏族部落产生了“全民民主治理”的人类治理雏形;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自然国家的出现诞生了“寡头制民主治理”模式;资本主义社会,主权国家的“代理制民主治理”模式登上了舞台。如今,人类进入了后国家时代“多元民主治理”,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一主权国家发展为多种主体相结合的多元治理结构。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万年前的原始部落的“全民民主治理”到现在的“多元民主治理”,从未能真正消除引发国际冲突的根源,也未彻底超越原始敌对情结对人类治理的约束条件。今天,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陷入了空前迷茫和无助,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等争端连年不断、此起彼伏。因此,人类整体命运长期处在黑暗之中,在时代加剧变革的当下甚至已进入“至暗时刻”。

  生命治理影响人类个体命运,国家治理影响人类群体命运,全球治理影响人类整体命运。

第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今天的中国,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抓住数字时代的契机,提出“数字中国”建设,这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的引擎和抓手。

  “数字中国”是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和顶层思维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和模式构建加以实现,助力国家社会治理从以事和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让百姓拥有更多“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逐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引导科技向善、企业向善,为社会发展正本清源,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此次疫情恰恰是对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和各个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全方位大考。在疫情肆虐的当下,中国基于不断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治理能力的提升,实现精准防控。

  数字时代,在中国这一片拥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多样化社会生态的土壤中,“数字中国”也将是人类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一片实验田,中国实践经验产生出丰富多彩成果,也将成为人类治理可复制的成果,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走向世界,为人类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提供可以借鉴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四 人类全球治理是改变人类命运的唯一出路

  全球治理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革命意义的进化。如果能够实现,人类将彻底超越原始动物属性,人类文明也将翻开崭新一页。

  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已经连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躲进小楼成一统。今天的人类需要全面战胜来自“国家—社会”以及“自然界—地球”内外部的双重威胁。“一盘散沙”的人类治理模式必将面临一场深刻变革,人类期待着从经济全球化到全球经济一体化,最终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全球治理模式,这需要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更需要思想创新、理论创新,还有待于数字治理的创新。

  今天的人类应当关注的不仅仅是物理世界的治理,还要有面向未来数字世界的治理;不仅要面向国家治理,还要面向全球治理;不仅要面向过去与现在,更要面向未来。历史已经把我们带入了新时代,不管世界发生了什么,哪怕人类命运在前进的道路上来回徘徊、蜿蜒崎岖、困难重重、目标遥远,但人类进步的车轮终将势不可当,滚滚向前。

  “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面向未来全人类框架下提出的,这既是全球治理的新理念,也是路径和方法论,更是人类走向世界大同的奋斗目标。

  关注人类命运,不单是政治家们的事,也不单是学者们的事,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我们”共同面对。站在未来的百年、千年看今天的“我们”,也许会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新“觉醒”。

  我相信,在未来人类学研究的事业上,在参与人类治理的道路上,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上,大家定会“争奇斗艳”、百花齐放,定能盛开出更多思想之花、理想之花和绚烂多彩的生命之花。

(本文为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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