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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1日，是国民党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船员范元健最为难忘的一天。下午两点，他和其他船员被告知，因接到最高机密任务，任何人不得离舰。深夜12点，“海星号”没有按照以往的航线航行，而是逆向在长江口左转，开到了上海外滩的中国银行码头。 随后，一队队老百姓模样的挑夫，出现在不远处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侧的小马路上，在荷枪实弹的军警护送下，把一箱箱神秘的货物抬上了“海星号”等舰船，船随即驶入茫茫夜色中。 “海星号”等舰船按计划装载了200多万两黄金、400万枚银元，于1948年12月4日，顺利运抵基隆。 为什么用海关的船只运送？除了在热闹的外滩江边不引人注目外，还因为当时国民党海军派系林立，加之地下党多有渗透。从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中，国民党海军共有90余艘军舰起义。 意外的是，12月1日秘密装船挪移当晚，英国记者乔治·瓦因正住在华懋饭店的客房。午夜过后，他看见中国银行的侧门及圆明园路口，挑夫或两人抬一箱，或一人挑两箱，从滇池路走向海边，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停靠在黄浦江边上。 凭着专业的直觉，乔治·瓦因断定所挑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便立刻向伦敦发出以下电讯：“国民政府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次日，英国报纸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了“国民政府央行偷运黄金”的消息。香港《华商报》及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条消息。随即，原本发行仅半年已贬值500倍的“金圆券”，更如“雪崩似地狂贬”，完全失控。 原来，在1948年11月底，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收到蒋介石一纸密电，要求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将国库一半黄金运到台湾。档案显示，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国库中仅剩黄金不足3万两，尔后，没收了汪伪国库的49.5万两，发行“金圆券”又从老百姓手中收到184万两。此外，国民政府拿2.2亿美元买了600多万两黄金。减去花销，到了1948年底，国库黄金总数尚余400多万两。 之后，蒋介石电令养病之中的嫡系亲信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同时蒋经国被任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大批重工业设备也开始陆续运往台湾。 对蒋介石而言，国库的黄金是他其立足台湾的唯一本钱，必须谨慎，但此时他只能仰仗亲属和心腹：长子蒋经国负责沟通护航军队，宋子文负责调度海关总署运输舰，俞鸿钧的职责，是“央行”和金库方面的公文协调。 俞鸿钧的机要幕僚何善垣回忆，奉命筹划密运黄金期间，俞鸿钧在一个机密的办公室签发文书，几乎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海星号”偷运黄金被各大媒体报道后，并未对运送工作造成任何影响。1949年1月1日，60万两黄金自上海海运离开，其中50万两秘密运台。此时，国军在淮海战役的失败已经定局，蒋介石也有了下野躲避风头的心思，但是，他必须提前制定一纸合法通行条，才能在下野后继续运走国库黄金。蒋介石采取的办法是以军费名义调拨预支剩余国库黄金。 蒋介石特派蒋经国前往上海协助俞鸿钧，沟通国民党海军落实运力及安全保障。1月20日清晨6点，国民党海军的“海平号”、“美朋号”、“昆仑号”、“峨嵋号”等舰艇，装载着90万两黄金、3000万枚银元及7000万美元驶离外滩码头时，由于所运数量巨大，当天竟然有500箱银元未及装船。 到2月初，运输黄金的任务已大致完成，中央银行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了20万两黄金。 1月21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成为代总统。李宗仁上台后，惊讶地发现国库黄金被搬空了。愤怒的李宗仁致函陈诚，要求运回黄金，并动员桂系立法委员施压。陈诚回函推脱称：“此事归属央行管辖，请找央行协调。” 李宗仁又去找接替俞鸿钧职务的刘攻芸，刘攻芸回复说：“黄金现在已经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运出去。” 上海仅存的20万两黄金，蒋介石也不打算留下，5月中旬，他给上海的嫡系将领汤恩伯发去指示：运出上海库存剩余的20万两黄金及22万上海守军中的6万中央军嫡系。 汤恩伯调动的运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汉民轮”外，还有海军舰艇“美朋号”和“中基舰”，装黄金的同时还满载了军人和眷属。等到两天两夜后，终于装运完毕，上海城内已出现解放军先头部队。“汉民轮”直到5月19日黄昏才离港，还没到吴淞口就挨了一颗炮弹，幸未命中，掉在船旁水里爆炸了，被迫停止行驶。第二天拂晓，“汉民轮”才在两艘军舰护航下重新启锚。 5月27日，上海解放。据上海当时的地方志资料记载，在国民政府离开之后，整个上海所有银行里的黄金加在一起，只有6180两，占当时原有国库黄金不到2%。从大陆运到台湾的黄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国民党逃台后的前二年，所以支出主要依赖的就是黄金。而至今，还有高达108万两，存放在库房，当年的搜刮之烈，可见一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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