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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传媒摘要： 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乡以及家乡的父老乡亲，感谢他们让我早一点成熟，感谢他们让我懂得生活，感谢他们让我坚强，感谢他们让我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当然，也感谢他们在我考上北大后，给我的帮助。虽然对于我来说，家乡更多的是意味着痛苦。但是，这也不能怪他们。是贫穷、是风气使然。假如可能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为改变这种境地而尽自己最大的可能。 本文转自《天会与吾党(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体研究)》  作者简介：肖清和，1980年出生，安徽潜山人，现任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1999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2003年，以优异成绩免试攻读该系研究生，2005年又由硕士研究生转为博士研究生，2006年，获得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资格，2009年分别获得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天会”与“吾党”：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体之形成与交往研究（1580－1722）》获2011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并获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第五届博士论文奖。 / 一、小传/ 早就想好，要在论文后记时好好写上一笔，以资纪念。可是，真的要写后记时，却提笔忘言，竟不知从哪里开始。 在我上学的22年（1987－2009）中，充满了坎坷与风雨。7岁时，母亲想让我上一年级，因为交不起钱，只好先上幼儿园，荒废了宝贵的一年时间。12岁时，家里勉强让我上到五年级。差一点因为交不起考试费用，而失去参加小升初考试。班主任老师来我家做工作，可是，实在没钱。结果，班主任代我交了钱。我考了全乡第二名。 然而，这个成绩丝毫没有给我带来喜悦。相反，却是无尽的痛苦。因为我不知道我家从哪里弄到学费。邻居家的孩子都没有考上，相反却因为有钱， 可以买上初中。当他们兴高采烈、欢声笑语地去镇上上学时，我只能在家里帮忙干农活。村里有家好心人，也是同一姓的家里人，想资助我上学。我很高兴。可是，很快希望就落空了。因为他家里人的反对，他也不得不放弃资助我的想法。 那一年秋天，同龄人都在新学校上学，过得让人兴奋、让我充满想象和向往的中学生活；可我，只能在家里放牛。牛是一种很灵性的动物，我和它逐渐成为好朋友；慢慢的，我可以把它放在山上，而不去管它。因为，这样我自己看书。那个秋天，我背完了整整一本宋词。直到现在，我所能记住的宋词都是这时背诵的。每当黄昏来临之时，我就和牛儿一起回家。和我家共养这条牛的大爷，总是毫无留情的批评我放牛不认真，牛儿没吃饱。满怀委屈的我，也不做争辩， 只是在想，我不适合放牛吧。  可能看官想知道，为什么我家会这么穷？人是没法选择自己的出生的。1980年我出生于安徽潜山一个小山村。可能对于潜山，看官没有什么印象，但是这个地方出过程长庚、张恨水、余英时等大家。古南岳（现称天柱山）就在县西北方向，相传大乔、小乔就生活在这个地方。而古南岳下面的潜河两岸曾是古皖国所在地；古南岳亦被称为皖山。安徽简称皖，亦是从此而来。 我们村里大部分都姓萧，相传是从河南迁过来的。我家到我爷爷（曾做过保长）的时候，开始衰落。我爷爷有三个孩子，我父亲是老小。大叔脚残疾。奶奶在我出生之前不久就去世了。二叔是个瞎子，很早就去世了。父亲读过新式学堂，但为人怯懦，没有主见，且不会生理。母亲则好强。我8岁时，爷爷病逝，家中无一分积蓄，多亏一位医生资助了20块钱，才最终办了丧事。爷爷去世后，家势每况愈下。母亲无奈开始四处做生意，一开始是收破烂，后来是做蔬菜生意。 虽然80年已经改革开放了，但是我们那个小山村还是笼罩在一篇诡秘、落后、封建的风气之中。当我母亲第一次穿连衣裙回家时，全村都沸腾了。随后，她认识了一位生意上的异性朋友，并带他回家时，全村更是乱成一锅粥。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大叔以及那位母亲的朋友睡在一起的。突然，有邻居急冲冲叫开门。父亲起来开了们， 一帮人就像凶神恶煞的土匪一样抢门而入。一群妇女稳住了我母亲。另一群男人们则冲进我睡觉的里屋。他们将母亲的朋友抓起来，推搡着去老屋大厅。他们让母亲的朋友跪在“天地君亲师”之前。第二天，他们把他送到了村公所。有村干部在审问，有干部在笔录。全村人都围在外面看热闹。那种情景历久弥新，如今仍历历在目。我记得他们的表情，我记得他们的话语，他们是那么兴奋，是那么热烈。在小山村，这或许是一件大事了，大家好久都没看过。 本来，母亲因为性格暴躁、又很好强，经常与邻居吵嘴、打架。可是，父亲又软弱。母亲以及我自己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辱。只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家人正在吃饭。有个邻家妇女刚从田里回来，拿了个锄头，啪的一声就捅坏了我家的窗户。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家是老屋，比较矮小。他们可以随便捅。还有一次，我们也在吃饭，另外一个邻家妇女刚从山上回来。若无其事、大摇大摆从我家门前经过。结果不知何事又和我母亲扭作一团。因为我家是老屋，和他们家共用一个走廊。通过这个走廊，我家可以经过他们家而去共用的老屋大厅。一般都是在大厅里进行红白喜事等大事。结果，他们家就很霸道的在这个走廊里安了一个门， 只有他们可以开，而我们不可以。 换句话说，他们随便可以过来，而我们不可以过去。还有一件很屈辱的事，现在想起来，真的让我很痛苦，甚至对人性本善都产生了怀疑。那时我还很小。另一邻家妇女因为和我母亲吵架，结果拿起掏粪的粪勺盖在我头上。在农村来说，这种做法是很恶毒的。其用意也很明显，是希望我永远晦气，永远也不会长大。 因为这些背景，再加上这次事件，母亲想到了离婚。我记得，母亲坐在门旁一边哭，一边抚摸我的头。她说以后就没有人照顾你和弟弟了，你长大了，要多照顾弟弟。那时，我11岁。母亲走了。留下孤零零的我，还有6岁的弟弟。 可怜的弟弟没人照顾，又黑又瘦。直到现在，村里人还叫他“黑老”。他常常自己睡在地上。由于没有人管教，他变得很顽皮。时常还小偷小扒。邻居就向我告状。我也没办法，常常关起门来用皮带打他，我一边打，一边哭。 也就是我考上初中的那一年，父亲还养了一个猪。我也没有求他卖掉猪给我上学。因为我知道，即使这一次凑到了学费，还有下一次。以前，我找他要学费时，他总是让我一个人去要债。他只会卖苦力，而别人也总是不及时给工钱。我只能认命。那一天冬季，他听从邻人的建议，让我跟随邻人的亲戚一起外去打工。那时，我才12岁。先来到离家几十公里的师傅家。帮师傅家干农活，早上要早起。寒冷的冬季早晨，田里全是一层白白的霜冻。我只能咬牙坚持下去。有时，师傅让我给他们孩子送衣服或者书包。看到同龄人在学校里安静的上学，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后来，师傅带我外去了。来到另一个城市，宣城。我师傅是弹棉花的。因为我力气小，只能做 一些简单的话，如刨旧棉絮、牵线等。刨旧棉絮时，常常弄得鼻子里都是棉絮，几乎令我窒息。牵线是用中指勾着，常常弄得中指关节处裂开大口子，血流不止。那时，我身体还不好，常常有蛔虫爬出来，我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辛苦的冬天过去了，我挣到了75块钱。我穿着在外打工时好心人给我的衣服回家了，很认真的将这75块钱交给父亲。他拿着钱去办了年货，我们过了一个快乐的新年。后来，我从别人那里知道。父亲舍不得卖猪给我上学，却听从邻人一起偷别人家的打稻机，被抓，受罚，结果卖了猪交罚款。 第二年春天，母亲在外婆家听说了我的事情，非常痛心。尤其是听到有人说我考了全乡第二名之后，便义无反顾要让我重新走入课堂。一开始，村里人还是很“小心”，还跟我说：“你妈妈会不会拐走你，要卖了你呀？”我无所适从。外婆家离我家有20多公里，那一次天正在下雨，母亲一直冒雨走来找我，却遭到村里人的白眼。 很幸运的是，通过母亲的努力，以及母亲改嫁后的叔叔——也就是那位他的朋友的支持，我终于重返学校了。我重新上5年级，并于同一年参加小升初考试，结果考了第一名。上了初中，我的成绩依然名列前茅。但那时也非常艰苦。虽然母亲改嫁了，但家里的经济也很紧张。而且，她改嫁到的地方也是和我们村子一样。对于这位外来妇，村民们充满了怀疑、敌意与仇视。尤其是母亲执意要给我上学，更让他们愤怒。他们认为我母亲是要拐骗他们家的财产，是不安心在那里过日子。母亲改嫁后的丈夫家的亲戚朋友对此尤为阻挠。妯娌之间常常吵嘴打架。尽管受到这么的阻挠与艰难，母亲还毅然坚持给我上学。 不过，很幸运的是，母亲的丈夫——我的继父，对我上学还是非常尽心、非常努力，尽管他有时也忍不住会受到别人的挑唆，对我母亲大打出手。母亲不止一次和我说过，她不能死，她要忍，她要坚持，因为她要让我上学，她要让她的两个孩子好好活着。 在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最担心的不是我的成绩，而是每个学期开始。因为，学费问题让我常常一筹莫展。常常是开学之初，我在马路边等母亲来。常常是望眼欲穿，常常是欲哭无泪。饿了，啃一口父亲给我做的干粮；渴了，就只得忍着。马路上尘土飞扬，我那时是多么恨汽车！我恨它们耀武扬威的 在我面前驶过，而留下令人讨厌的漫天灰尘！ 然而，温暖的校园生活让我孤独、受伤的心灵常常充满了阳光和雨露。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常常帮助我。有位英语老师的夫人在食堂工作，好心的她常常不收我的饭票，还多给我饭菜。化学老师常常塞给我10块钱。而我最幸福的事就是每个周末，我常常买些好吃的东西带回家，给大叔和弟弟吃。可是，有一次，由于我的粗心，让我犯下了不可弥补的错误，这一辈子也不会得到饶恕。因为常常吃不饱，父亲常常给我做一些干粮让我带到学校吃。但我常常吃不完，就带回家，可以给猪吃，不能浪费了。 但是，那时没有多少粮食。大叔很饿，就找到我书包里留下的干粮。可是，这些干粮因为发霉了，大叔吃了之后中毒身亡。无论我怎样后悔，无论我怎样哭泣，无论我怎样呼喊，疼我爱我、与我相依为命、善良可怜的大叔还是走了。在他去世前一年暑假，父亲外去打工了，我睡在床上，他早上起得很早，要去干农活。结果邻人偷走了装有财物和证件的箱子。大叔害怕父亲回来会责骂他，他使劲地用脑子撞墙。他恨自己为什么没有锁门？为什么没有看好家？一年后，受尽了痛苦和屈辱的大叔离开了这个世间。现在，我想好好伺候他，买好吃的给他，可这个简单的愿望都无法实现了。 初中三年很快就过去，虽然我的分数可以上重点中学。但校长表示，如果我高中的成绩还是和初中一样好，学校就免除我的学费。因此，我还是留在母校继续上高中。最令我焦虑和担心的事就变成了每个期末统计成绩。还好，每个学期我都是全校第一。 其中，有个小插曲让我记忆犹新。由于母校的风气不甚好。高年级的学生常常无缘无故打低年级学生。有一次，有两位复读的学生，因为家里有钱，两人住了一个宿舍。他们把我和另一个同学抓进他们的宿舍，对我们扇耳光，又打又踹。打了两个小时，才放我们出来。忍无可忍的我们，联合高一的其他两个班级，组织了校内游行。我们写了大字报，把床单做成横幅，贴上大字。结果，校长找到了我，很严肃的告诉我：“你还想不想上学了？”我一听吓哭了，泪水不争气的流个不停。幸运的是学校很重视我们的诉求，并且对我们的处理也非常宽大。事情结束了，也没有追究。 高中期间，老师、同学对我的帮助更多。新校长常常给我100块，班主任、英语老师等等常常让我去他们家吃饭。同学也常常帮助我。周末，同学们也不嫌弃我家的破旧，一起到我家玩。邻居还很好奇的问他们：“他家这么穷，你们来干什么？”因为镇里离家有5公里，初中时，我每个周末都要回家。因为要带咸菜和米。有时回到家，只有我一个人。肚子早就饿了，只好自己烧饭。又烧不了，弄得汗水和泪水一起流。没有米的时候，就常常吃地瓜。邻居又好奇的问：“你喜欢吃地瓜吗？吃地瓜会饱吗？”弟弟一知道我回来了，就立马消逝得无影无踪。他怕我管他打他。高二的时候，在班 主任、校长的帮助下，镇上有位领导陈叔开始资助我。加上学习人任务重，周末回家的次数少多了。 99年高考，我估了分数可能要比重点线多70、80分。校长就给我填了北京大学。他说如果考不上就免费让我复读。班主任则比较谨慎。因为我在提前录取志愿填了外交学院。我还记得班主任带我去了合肥，见了招生老师。结果老师说我太矮了（我1米65）。班主任哀求道：“他还是小孩，还会长的。”最终还是不行。班主任担心我可能考不上北大，太可惜了。 不过，上天眷顾可怜人。我竟然被北大录取了。后来，我才知道，我是北大在安徽招的23个文科学生里的最后一个。我还从别人那里知道，我们县重点中学有个复读的学生分数比我还高，但没有被北大录取。我是打心眼里感谢那一年北大在安徽的招生老师。是这位老师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考上北大的消息传到了小山村。村里人不知所措。或许他们永远也不会想到我会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也不会想到从小受到晦气的我会有这 么好的成绩。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情况往往就是这样。村民们变得比谁还快。他们马上给我家送礼，还张罗了要送我上学，见面了还时常请我去他们家吃饭。要知道，在考上之前，我几乎没在他们家吃过一次饭。那种感觉真是太讽刺了。 因为陈叔的帮忙，我很快就筹到学费；陈叔把我送到了合肥，在分别之际，他请我吃饭。当时，我哭了，不知道是感激，还是担心未来的生活。我只记得他对我说了一句：“清和，不要怕，我们会一直支持你！” 我清晰的记得，我一个人扛着大包裹，坐着学校安排的大巴，来到北大昌平校区。报道的老师问我：“你一个人来北京的吗？”我点点头。她说，“了不起。”一开始，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常常被人误会。 来到北大后，先前的担心变得没必要了。我们县里有一家人开始无私资助我。同时，班主任也了解到我的情况，常常帮助我。因为学校里有各种资助，还有各种奖学金，我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大一开始，根据成绩以及家庭状况，我就获得了奔驰奖学金，连续四年。（也是在大一寒假，我家才通了电，尽管我们村很早就通了电；以前，我一直在油灯下看书。） 大四时，我一方面申请了贷款，另一方面又非常荣幸的获得了国家一等奖学金。2003年，我获得免试上本系研究生的机会。非常感谢我的导师孙尚扬教授的帮助，2005年，我又由硕士研究生转为博士研究生。2006年，在孙师无私的帮助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卢龙光教授的支持下，我获得北大与中大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资格。从06年到08年期间，我在香港生活、学习。 直到今天，除去在香港的两年，我在北大整整生活了8年。期间，欢乐多于泪水，幸福多于痛苦。但是，一想到家里的情况，忍不住还很痛苦。尤其是想到自己还没有能力让母亲安享晚年，心中甚是愧疚。05年草就的一首打油诗，可做存照： 萧冲处皖西，地有古南岳； 相传大小双，嫁与英雄妻； 孔雀徘徊语，原为舒州吏； 代有杰人出，山青亦峻奇； 近世多穷潦，风俗厥粗鄙； 庚申年初暑，男婴啼声急； 家无半分财，亦缺稻梁衣； 男丁三四口，却有两残疾； 仓廪无存米，灶冷无吹薪； 断椽残墙壁，无处避风雨； 薄田两三亩，荒山远且瘠； 阿翁虽爱子，谋生不擅计； 翁奶相继逝，家势更难起； 长子虽聪慧，无奈家境贫； 凿壁为读书，牧牛读古诗； 次子少多舛，幸得恩人助； 困妇欲振翅，却惹村人语； 经商非妇道，交友亦违礼； 妇亦好自强，多与邻人牾； 夫少被溺爱，酸腐且懦弱； 矛盾乱纷纭，众矢成一的； 不久婚姻断，可怜两小人； 大叔脚有疾，终生未娶媳； 却遭恶人侮，寒身赴西岐； 长子虽中式，却遭村人弃； 旧妇理东阁，复为长子书； 转瞬六载过，却中京师榜； 雪中少送炭，锦上多添花； 贫门多媚客，逢面阿谀请； 自此入燕都，孤身启新途； 北居已六载，常思复家计； 夜静忆故园，泪湿薄单衣； 菜根益脾胃，安步健身心； 不羡惊人语，只慕圣贤音； 时节多转换，英雄史留名； 雁鸣长空里，志作万里行； 幽兰香空谷，其气传千古； 以此铭座右，勿失亦勿忘。 （乙酉年初春） / 二、缘起/ 明清天主教是中西文化在平等、开放的基础之上，二者之间交流、对话、融合以及冲突之结果。鄙人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完全归于业师孙师的启发与指点。众所周知，孙师的《基督教与明末儒学》揭橥了明清天主教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打开了一个新视域。当我选择这个课题时，感到甚彷徨、困惑。幸运的是，大四时我上了孙师的《宗教社会学》，立刻就被其迷住。本科毕业论文即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徐光启皈依过程的。那么，从宗教社会学角度研究明清天主教，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一开始，我所构思的论文很宏大。在开题报告中，我希望搞清楚的问题是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的交往与认同。并构思上篇写交往，下篇写认同。实际上，这两个主题都与社会学有关。而且，后一个即认同的相关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以至于让认同这个词显得过于泛滥。所以，后来我采用了各位老师的意见，去掉了认同这个部分，只提及身份意识等相关说法。 本来，为了写认同问题，我研究了张星曜的相关著作，并撰写了相关论文。我认为，第三代信徒张星曜，生活在天主教的全盛时期，他的思想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我集中关注了他的《天儒同异考》等著作，并有幸在澳门中央图书馆找到了其所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以及在国家图书馆找了《天教明辨》。通过研究张星曜的相关著作，我认为，明清天主教徒是通过耶儒之同异来建构他们的身份认同的。这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其中蕴含了一个重大命题：中国人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会牵涉到这个问题？众所周知，在晚清反教期间，曾经出现了影响深远、非常有名的一句口号，“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换言之，中国人成为基督徒，实际上就是变成了卖国的行为。基督徒与中国人两个身份之间，存在着冲突、对立与排斥。 为什么会出现这句口号？后来，我发现，早在康熙礼仪之争时期，类似的情况业已出现。由于礼仪之争，儒家与天主教徒之间变成了二元的、对立的身份。换言之，成为天主教徒意味着要抛弃儒家身份。何以言之？因为儒家与天主教徒之间不再兼容。成为天主教徒不再获得“叠合”（additional）身份，而需要发生“身份转换”。 张星曜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危机。虽然，康熙容教令给天主教带来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但实际上，容教令已经让天主教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要么遵守传统的政教关系，而接受儒家正统以及官府管制；要么违背政教关系，而被官府禁止。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对于天主教来说都不是好事。 天主教有很强的排他性，也有很强的教会传统。这使得天主教接受中国传统政教关系上，显得勉强以及不情愿。同时，这也使得天主教对待中国文化时，时常出现批评、拒绝、改造、更新等现象。而一向以包容著称的中国文化，在面对如此排他性的外来天主教时，则显得无法理解、无法沟通。而那些以天 朝上国自居的保守人士，则对这些来自“大西洋”，自称“泰西儒士”感到不可理喻，不可接受。 明末清初，天主教经历了两次较大的教案，但所经历的小规模反教运动则很多。在这两次大教案中，反教者无一例外的都运用了政教关系、夷夏之防、儒家伦理等等模式。虽然，历史一直在发展，但在反天主教时，这些模式似乎一直未变。直到晚清，反教人士还是沿用相同的路线。 然而，与景教、也里可温的命运不同，尽管遭到了大大小小的反教运动，以及严厉的官府禁教，天主教并没有消失。相反，却一直延续下来。为什么呢？ 教内文献常常将此归功于神圣的上帝之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此是天主教形成了群体的结果。简单的说，天主教能够延续下来，关键在于天主教徒群体能够自我生产。这在宗教社会学里，有专门的理论说明群体如何维系、如何生产。对于明清天主教徒群体来说，他们何以能在维系自身的同时，能够自我生产？ 这个问题过于庞大。我希望在文中试图处理这个问题，但显然此篇文章是不够的，不仅是指篇幅，而且也是指深度。我只是希望通过一些个案研究，管窥出某些可能会对解决这个问题有所裨益的地方。 实际上，在我心中，我一直对“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充满了疑惑，并一直想搞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口号。我不是指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看待基督教，而是指基督教为什么会让反教者这样看他？ 或许，这个问题将会一直萦绕在我耳际。 我一开始并没有构思出这样的论文面貌。在经过孙师无数次耐心修改、甚至冒着摧残其身体健康之危险的情况下，论文才有今天之貌。我想，从群体的角度研究历史，不是我的独创，但是从群体的角度研究明清天主教，却是本文希望提出来的。至于此次尝试成功与否，则有待看官评价。 另外，我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无疑是看了大量的文集。这些文集大部分都是四库类，尤其是四库存目丛书。有些是学界没有使用 的，如刘凝的《周宣王石鼓文定本二卷》、孙致弥的《杕左堂集》、杨兆坊的《杨氏塾训》、杨廷筠的《灵卫庙志一卷》等等。另外，我还看了一些地方志，诸如非 常重要的《海口特志》。这部撰于清中期的乡镇志，竟然没有提及李九标，也没有提及天主教堂。民国时期的《海口续志》则提到了天主教堂，即在李九标的家乡 “方民里”。 另一个收获是将所有中国人的天主教著作的目录整理了一下，这就是附录四的表格所显示的。为了整理这个表格，我浏览一遍CCT数据库。并对著作者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这些著作以及著作者，随便挑一个，便可以做一篇论文。 在找资料的过程中，我亦发现了一些新资料，这些资料也是学界第一次发现的，如藏在国家图书馆的《南宫署牍》、《进呈书像》、《天教明辨》，藏在澳门中央图书馆的《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等等。同样，也发现了一些新信息，如诸际南，名殿鲲；李九标曾与张利民就学于岳和声的共学书院。而参与 这个书院还有许大受的父亲许孚远、叶向高、董养河等等。同时，张星曜的父亲张傅岩、叔叔张蔚然，都是岳和声的门生。另外，黄汝亨是杨廷筠父亲杨兆坊的门 生，可能是张星曜叔叔的张岐然则是黄汝亨的外孙；徐光启曾序黄体仁《四然斋藏稿十卷》等等。 实际上，我后来发现，找来找出，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关系。只不 过在对待天主教的态度上，他们就属于绝然不同的两个阵营而已。实际上，在天主教之外，他们并无过多的冲突。诸如有可能属于阉党的邵辅忠曾给天主教写过《天 学说》，李九标、艾儒略则与阉党御史卓迈有过往来。而南京教案的阉党成员沈也与徐光启有“通家气谊”。南京教案中的文翔凤显然不与阉党沆瀣一气，后来文的学生傅山更是称赞文气节高尚。 相关的问题，即天主教所交往的对象有没有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已经受到学者的关注。很显然，天主教徒群体的政治立场似乎并不那么明显。他们更多关注的是福传，而不是政治。同样，天主教徒群体的交往行为有没有受到学术立场的影响呢？这个同样也不好说。他们交往的对象中有力主实学的东 林，也有左派心学。 一开始吸引我的是李九标。他为什么要皈依天主教，同时，在皈依天主教之后还参加科举考试？而放弃科举之后，为什么还要编辑用作科第梯航的《枕书》？我想的是李九标是不是和徐光启一样，希望通过皈依而获得功名（这只是我的猜想，因为，根据我的想象，很多人很希望通过宗教上的“投入”，以 欺获得现实的“回报”）。徐光启的中进士更是加深了他对天主教的虔诚。但设想一下，如果李九标也中举了（甚至中进士），他对天主教的贡献会不会更大？同样，假如徐光启没有中进士，他对天主教的贡献如何？ 历史不能假设，不过可以想象。正因为可以想象，才让历史如同一位小姑娘，任人打扮（胡适语）。而这种“打扮”往往是按照“打扮者”的意愿的。 历史的可爱之处也就在于“打扮者”的想象力。李九标在和同乡林琦编辑《伦史鸿文》时，不假思索的辑入曾经反教的周之夔的文章。或许对于李九标而言，这个时候他考虑更多的是周之夔这篇文章恰好符合儒家正统的标准，而不在于周之夔对天主教的态度。至于林琦，他的故事更富有想象力。他和李九标一样，多年未第。后来，他也和李九标一样索性放弃科举，一心一意编辑著作。 儒家所谓“立功、立德、立言”，或许一直是士人们心底的追求。在无法获得“功名”亦即无法“立功”之后，他们希望通过著书立说，以流芳千古。甲申之变后，林琦携妻子到一个孤岛上归隐。真可谓是一位气节之人！可是，这个孤岛上竟然有强盗仗势欺人。林琦看不惯，就和这个人PK了一下。结果可想而知。一个文弱书生肯定打不过强盗。最后，强盗还残忍地割下林琦的头颅，藏了起来。他的妻子想把他的尸体装船带到故乡埋了。奇怪的是，船竟然不能动。林琦的妻子无奈，只好再寻找。最后找到了，船才顺利起航。 还富有想象力的是李九标的姻亲张利民，他们是同学，是好友。李九标可能在鞑靼人攻占福建时，死于战火。而张利民则出家为和尚，自称“田中和尚”。 郭邦雍的故事也富有情节。17世纪20年代，他在方济各会传教士的鼓动下，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祭祖敬孔，结果被官府当作“异教护法”而被夺去功名。尽管如此，李九标在编辑《枕书》时还是邀请了他。他与缪士珦是好友。在黍离之际，两人都积极抗清。郭邦雍、缪士珦积极帮助刘中藻练兵。结果被围。刘中藻吞金自杀不死，再自尽；郭邦雍、缪士珦同时遇难。 而同样是《枕书》编辑群体，有些人则选择与新政权合作。如道士伍冲虚的侄子伍达行，顺治授教谕，后升知县。还有一个人更搞笑。这个人就是戴国士。这个人一开始是江西东林的，很好客，家里也是食客众多、交友广泛，一时被称做“东林茶馆”。但可惜晚节不保，清军来了立马投降，做了所谓的“辰 沅道兵备副使”。可怜这个曾经乡试第一的戴国士！南明在江西一带盛起时，他又变节归了南明。后来，南明不行了。他又投降归了清军。这种反复无常之人，最终的下场定然不咋样。清廷要治他的罪，他竟然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朝廷保存百姓。真可笑也。无独有偶，韩霖的好朋友李建泰也是这样的。 当然，还有一些故事仍然需要进一步挖掘。比如沈从先。现在还没有更多资料，以让我们更多了解他。我们只知道，他是天主教徒，曾笔录 《艾先生行迹》，自称艾儒略的门人。同时，他与曹学佺非常熟悉。曹曾经有好几首诗提及他。曹还有诗《哭沈从先》。但至于沈从先的其他情况，则一无所知。 还有刘凝。刘凝的出名在于他编有《天学集解》，写有《觉斯录》，并与抚松和尚有过辨论，并对钱谦益所刊木陈忞《天学三说》有过辨论。后来，我找到他与李长祚是好友。但至于其他资料，则一无所知。 历史的可爱之处就在这里：可以让你想象，让你打扮。在撰写论文之时，正是这些想象，常常使我在枯燥无趣的搜集、整理资料之时，突然感到这些资料充满了温情脉脉、生动跌宕。 有时，我想象，假如我是李九标，我真的做得到“等功名于浮云，视举子业为弁髦”吗？别人这样称赞他时，他有什么样的心情？在他心里，他是不是一直想得到功名，然后得到一官半职，然后衣锦还乡，光宗耀祖？那么，李九标受洗天主教是不是因为有太多的无奈，还是因为什么？ 还有张星曜。杭州的天主教发展很快，得益于杨廷筠家族。杨廷筠身在官宦家庭，门生众多。张星曜的父亲张傅岩年少的时候，就已经在杨家受教了。前面也提及，张傅岩也是岳和声的门生。而岳和声曾在福建建共学书院。当然，我们不知道张傅岩与李九标有没有交往。张傅岩是个历史学家，喜欢编书。（这似乎是很多文人的嗜好。）永历时，张傅岩好不容易中了“高等”，可惜，南明国祚不长，张傅岩也只好放弃了科第。到张星曜时，他家里已经积累不少书籍， 以至于张星曜可以编纂卷帙浩繁的《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当然，编这部书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婿，上百位门生都参与其中。 这一点尤让我吃惊。他竟然有上百位门生，还有来自满族，来自北京的门生。张星曜不是一位简单的信徒。他到耄耋之年，依然为天主教进行辩护。他的每一部著作都卷帙浩繁，除了《天儒同异考》，只有几万字。 可以想象一下：张星曜的家庭应该很大，亲戚朋友也很多。然而，张星曜难以忍受的事就是这些亲戚朋友都溺佛。杭州佛教本来很发达。而张 星曜编辑《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就是专门批判佛教的。张星曜还敢于与净土宗十祖的普仁截流辨论。这个截流据说是憨山德清的转世，他父亲叫他“梦憨”。康 熙时居普仁禅院。因为清初有信徒托名徐光启撰《辟释氏诸妄》，对佛教的天堂地狱说、破血湖等做了系统的批判。截流行策站起来竭力反驳。我没有找到截流的这 篇文章，估计篇名叫《<辟妄>辟》。后来，张星曜与洪济又与截流展开辨论，撰《<辟妄辟>条驳》。（当时，远在江西的夏大常也撰了《泡制<辟妄辟>》。） 为什么张星曜这么讨厌佛教？而且要知道，在天主教皈依天主教之前，他就很讨厌佛教。换言之，他并不是因为受到天主教的影响而攻击佛教 的。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具体的原因造成他讨厌佛教。不过，他自己稍微提及了一下：他认为佛教僧侣为死者念经超度的做法不公平，是“有钱者生，无钱者 死”。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与当时的学术动向有关。当时士人在反省明清易代的原因，往往就想到了陆王心学。而陆王心学又与佛教有关。所以，张星曜常常引用 朱子的“佛氏兴，伦理灭；达摩来，义理绝也”。 很显然，张星曜的亲戚朋友都溺佛，其受洗入教自然会遭受到巨大的阻力，以及受到别人的嘲笑。为什么嘲笑？前已提及，康熙的容教令让天 主教戴上了一个“夷教”的帽子。明末以来，利玛窦、徐光启等人“附会古儒”的努力被康熙的一道敕令抹掉了。张星曜受洗入教时，就有人嘲笑他，“来看啊，张星曜，从前是儒家，现在要从夷教了。” 这一点，张星曜当然不肯接受了。他拼命的向人解释，天主教就是儒家，而且是真正的儒家；而现在的儒家，已经不是儒家的，因为现在的儒 家是受到佛道影响之后的儒家，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然而，又有人质疑张星曜，既然你说天主教是儒家，天主教等同于儒家，那你没有必要受洗啊？这时，张星曜又 解释说，有必要受洗，不仅仅因为现在的儒家不是真正的儒家，更在于天主教还超越于儒家。 很显然这里超越于儒家，是指超越于古儒的。 是不是张星曜对儒家感到不满？张星曜觉得儒家疏略的地方太多，因而对于修齐治平来说，还不够。因此，他要受洗。 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尽情想象。可以想象他受洗时，有教友祝贺、称好；有亲友嘲笑、辱骂。 张星曜与吴历有没有交往不得而知。但张星曜的朋友，也是教友洪济，曾与吴历有过交往。当时吴历任嘉定会长，曾带领教友来杭州大方井墓地朝圣。洪济因此与吴历等人有过接触。鲁日满在江南传教时，也曾与吴历、张星曜的好友诸际南有关交往。但看起来，张星曜的交往并不广泛。 或许，张星曜更习惯于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簇拥着万卷古书，伴着油灯，一边翻阅着书籍，一边用蝇头小楷写抄录着。抄录完之后，再写上自 己的心得体会的“按语”。有时，他的门生或者儿子或者女婿，轻轻推门而入，递上抄录好的段落以及自己的按语。两人坐着聊一会儿，然后继续着未尽的工作。 …… 需要提及的是，写论文过程中，最头疼的是寻找该群体中成员的蛛丝马迹。很多人物虽然活在历史上，可是并没有留下什么。有时，我为能找到一点新信息，而兴奋不已。这也让我写后记时，多写一点有关自己的内容，这也是我写后记第一部分的原因。这或许也是让后人知道我曾经活在历史上的证据吧。 /三、感谢/ “凡事感恩。”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很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给我许多关心、帮助。 首先应该感谢我的老师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的每一位老师都给予我最宝贵的帮助。我感谢他们不仅仅因为他们给予我知识、智慧，而且还是因为他们给我指明了人生的方向。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业师教授。孙师虽然对我要求比较严厉，但对我的生活以及工作均无私提供帮助。小子何幸忝列师门！老师对我有很高期望，可天性驽钝，希望老师多加谅解。老师的大恩，小子将永远铭记心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孙尚扬教授 再次，我在北大学习、生活了8年。受到众多老师的恩泽、雨露。尤其感谢大学班主任李四龙老师，他在我上学之初就叮嘱我要练好普通话。他还为我提供了众多帮助，以让我能安心学习、生活。感谢研究生阶段班主任章启群教授、王宗昱教授。赵敦华教授、胡军教授、张志刚教授、沙宗平教授、张祥龙教授、徐凤林教授、叶闯教授、吴飞教授等等，我要么在他 们的课堂上受益匪浅，要么在论文等方面常常麻烦他们。哲学系行政、教务管理老师束鸿俊、于晓凤、李明珍、谢红梅等老师，我曾在诸多方面麻烦过他们。在此一 并谢过。 2005年暑假，我有幸获邀赴港参加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第三届暑期密集课程。在此期间，我结识了风趣幽默、充满智慧与仁慈的卢龙光教授。并在学习基督教历史中，得到李炽昌教授、温伟耀教授、邢福增教授、谢品然教授、余德林教授等诸位先生的指教与帮助。尤其是温教授，对我有许多恩惠，让我铭刻难忘。 李炽昌教授对我关怀备至，曾通过与孙师合作学术项目，对我恩惠多多。后来在卢龙光教授的支持下，我顺利参加了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的联合培养项目。是年8月，我得以重返香港，再次来到山明水秀的崇基校园。在开学之始，非常有幸获允单独面见李炽昌教授。李教授就香港的学习规范、学术资源、研究进展等给予颇多教诲。卢教授则惠允承担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指导老师。对我的学习、学术、生活等各个方面予以无私的关怀与帮助。 该年12月， 在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推荐下，我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第三届“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国际青年学者研讨会。非常感谢是会的组织者吴梓明教授、 吴小新博士，让我有机会第一次宣读论文，并结识了众多同道中人。前辈査时杰教授、学兄黄剑波博士、罗群、吴家齐、葛涛、张珺、李淑琼、何心平等均就我的论 文给予诸多指正。 在香港中文大学上学期间，我先后完成了研究生院所布置的要求。在上必修课之时，得到学愚教授、卢玉音教授、谭伟伦教授等老师的指教与帮助。在上Seminar讨论课时，陈喆、张雪松、李天钧、李家俊、汤咏诗、黄薇、吴青、刘义、刘晶晶、曲宁宁等同学均对我的论文提出宝贵意见。 2007年9月，在鲁汶大学钟鸣旦教授（Nicolas Standaert）与美国旧金山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吴小新博士的支持下，我非常有幸参加了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Leuven, Belgium）所举办的讲习班（Workshop o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tudy of Sino-European Contact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在比利时期间，我得到了钟鸣旦教授、杜鼎克博士（Ad. Dudink）、高华士博士（Noêl Golvers）等诸多老师的帮助与照顾。尤其是鲁汶大学博士后黄小娟博士，对我的住宿、饮食等生活问题予以极大的耐心与宽容。讲习班成员李华川、陈松传、徐思源、Beatriz BALLESTEROS-PUENTE、Marie-Theres STRAUSS、Helena MOTOH、Hitomi OMATA等等对我的论文提出了极富建设性的意见。 钟鸣旦教授更是认真读完了我的论文，并给出了诸多建议。其认真细致以及奖掖后学的精神，让我深受感动。杜鼎克博士还为我的论文无偿提供数据复印件。当我返回香港后，他从荷兰莱顿大学给我寄来复印件。此种深情厚谊，让我久 久难以忘怀。在讲习班结束之后，我有幸参加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所举办的国际会议。收获匪浅。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资助下，我得以有条件与同学一道赴巴黎查阅资料。在吴家齐同学的帮助下，我们能够住在巴黎遣使会住院里。并能够在巴黎耶稣会档案馆查阅到诸多数据。虽然很不适应巴黎的高物价，只好省吃俭用，但其乐融融以及坐而论道之情之景，历久弥新。 自从认识了吴小新博士之后，吴老师就对我的学术研究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鼓励。2007年暑假，在吴博士的支持下，我有幸参加了北京中国学中心的暑期聚会。并聆听了范丽珠教授、刘家峰教授等治学经验，受益终身。是年11月，在吴小新博士的推荐下，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吴义雄教授惠允我参加由中山大学所主办的“地方社会文化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在与会学者的精彩发言与论文中，我深受启发。 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为大陆研究基督教的学者提供诸多帮助。我亦同沾其惠。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即获该所提供的道风奖学金。来香港期间，多次参加研究所举办的活动，并获得诸多宝贵书籍资料。尤其感谢总监杨熙楠先生、陈家富博士、林子淳博士等等。 厦门大学张先清博士治学严谨、和蔼可亲，无论就我的论文，还是以后的工作，均热心惠赐意见。清华大学博士后周萍萍博士、台湾清华大学 博士后李凌瀚博士，在我论文的选题、材料、思路等诸多方面均有指教。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授课时，我得以有机会亲炙其教。康志杰教授、吴 伯娅教授、戚印平教授曾来香港中文大学讲座，亦就我的论文提供不少建议。学友吴家齐在资料上惠我甚多。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的夏其龙教授是我的副指 导老师，给我诸多指导与恩惠。在入住神学楼期间，王学晟老师、陈喆同学、杨远征老师等对我有诸多照顾。 在查资料过程中，我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澳门中央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北京国家图书馆等诸多帮助。澳门中央图书馆惠允阅读该管所藏古籍《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所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门》，北京天主教与文化研究所赵建敏所主编的《天主教研究论辑》，台湾辅仁大学《宗教哲学研究》等不同刊物，曾惠允刊登我的不成熟作品，审稿人均给予诸多意见，受惠颇多。 论文初稿出来后，曾得到孙尚扬教授、卢龙光教授、夏其龙教授、刑福增教授等老师的指教与意见。非常感谢在预答辩中，张志刚教授、张学智教授、徐凤林教授、吴飞教授均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 当然，文中的错误与纰漏应由我自己一人承担责任。 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乡以及家乡的父老乡亲，感谢他们让我早一点成熟，感谢他们让我懂得生活，感谢他们让我坚强，感谢他们让我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当然，也感谢他们在我考上北大后，给我的帮助。虽然对于我来说，家乡更多的是意味着痛苦。但是，这也不能怪他们。是贫穷、是风气使然。假如可能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为改变这种境地而尽自己最大的可能。 非常感谢在我上高中就帮助我的陈本进叔叔、王英老师一家；非常感谢我上大学时开始资助我的管惠清阿姨、胡源生叔叔一家。他们让我再次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他们也让我知道了这个世界阳光要多于阴霾。我希望自己以后也能象他们一样，为需要帮助的他人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非常感谢初中的班主任储劲彪老师、高中班主任储根来老师、校长徐华中老师，还有众多的老师们！谢谢你们。感谢初中、高中以及大学的同 学们！上初中时，肖云龙等好友、同学曾无私帮助过我。高中时，众多同学包括田八一、肖云龙、储怡士、桂节美、仰炳灿、唐姚根、余肖赞、储甜、华张生、姚国宾、周永垂、李连杰、杨积高等等曾给予我诸多帮助。大学时，室友刘玮、李彦、李嘉林、张子凯、李俊，同学杨宏博等曾给予我诸多照顾。研究生期间，同学蔡祥元、肖磊、徐陶、钱雪松等等亦给予我诸多帮助。很多同学、朋友都曾帮助过，在此一并谢过。 感谢我生活、学习了六年的母校槎水中学，感谢我生活、学习了八年的母校北京大学！感谢我生活、学习了两年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 感谢很多不知名、曾经帮助我、关心我的好心人！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我还要感谢我的父亲、母亲、继父。他们不仅在生活上给予我诸多帮助，而且经常鼓励、安慰我。是他们的付出才有我的今天。父亲虽然性格软弱，但是很关心我。上初中时，曾经步行送菜给我。还给我做干粮。生活很苦，他也想改善境况。他年轻时曾和邻人一起外去打工，结果钱被别人结了。母亲对我的爱是谁也无法替代的。她不仅仅赋予了我的生命，而且还让我重新上了学。她曾为了我而不顾自己的安危，为了我而情愿自己受苦受累。母爱大如天！ 继父则为了我上学而奉献了很多，他要面对很多压力。我还记得他为了给我筹集学费，常常带我去亲戚朋友家低三下四的哀求别人。而且，更让我感动的是，自从我上大学后， 他愿意和母亲一起照管弟弟。十年来，弟弟不知给他们带来了多少麻烦。而继父总是一个人默默承担。有一次，弟弟在天津打工偷跑回来。到安庆时已经没钱了。天已经很晚，继父毅然请了车去接弟弟。女朋友萧诺自小就是我的玩伴和知心朋友，感谢她自小到现在耐心的陪伴、无私的宽容与不懈的支持。虽然生活艰苦、道路艰辛，她仍愿意与我相濡以沫。 最后，我希望对母亲致以歉意，虽然我是她唯一的生命支点，但我很少回家看她，有时打电话的机会也很少。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会生活在一起，让她不再孤独、不再牵挂、不再受苦。 肖清和记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三楼 二〇〇九年五月七日初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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