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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女神，大家好。 我是馆主。 民国美人，千姿百态。 蝴蝶，阮玲玉，周旋..... 但你们知道， 还有一个影星叫黄柳霜吗？ 她是第一个华裔影星， 演技过硬。 却处处被打压排挤， 遭人唾弃。 她究竟遭遇了什么？ 
联邦铸币局宣布即将推出一套纪念币，以不同领域的已故杰出女性为图案，纪念她们的成就。 其中就有这么一位——好莱坞第一个华裔电影明星。 60年前的黄柳霜不曾想过，有一天，世界会以这样隆重的姿态缅怀她。 直至她死前，生活不过是一滩乏味可陈、晦暗尖酸。 痛病缠身多年，渐渐嗅到了死亡的气味，她思考着该如何装饰自己的墓志铭—— 她是谁？ 该如何定义她的归属？ 哪里才是她的家？ 遗憾的是，终其一生，她也没有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在中国，她被世人唾弃。在国外，她受尽歧视。 一生漂泊，形如浮萍。 她曾希望，有人能帮她在墓碑上这样介绍：“她死过一千次。” 可是并没有。 1961年的洛杉矶，不过是多了一块平平无奇的无字墓碑。没有声响，无人纪念。 没有答案，就是黄柳霜一生的答案。 
20世纪初，唐人街。 在黄柳霜的印象中，唐人街是似远又近、似连贯又分裂的记忆。 他们居住的是个以墨西哥和东欧人为主的社区，要穿过好几条街才到达真正的唐人街。 不过家里倒是满满一屋的中国元素。 父亲用带竹子图案的碗、印着“四季”字样的瓷盘、传统的唐装告诉黄柳霜，他们的家在大洋彼岸。 在家里，他们一切保持着中式文化习俗。 出了门，他们的言行举止就是完完全全的西方化了。 因而黄柳霜对自我的认知，常常伴随着矛盾和分裂。 当时她并不明白，自己处境尴尬，生活极为不易，父亲要她和他人打成一片，也是为了生存。 她没能做到。 她早早地意识到，自己是学校里与众不同的存在。 她的黄皮肤、黑头发，天然意味着不同。 作为学校里唯一的东方面孔，她每天受尽欺负。 同学用针扎她，理由是想知道她有没有痛觉。 她不敢吭声，第二天穿了六件衣服，把自己包成粽子，希望不被扎得太痛。结果同学就换了更长的针继续扎她。 她渐渐的不喜欢去学校了，更喜欢埋在房间里，跟她的娃娃对戏。 9岁那年，她第一次看到有人捧着某种机器，在她家附近取景。从此，她的认知中多了个词——电影。 她迷上了电影，省吃俭用挤出看电影的钱，看完后还回家对着镜子和娃娃演一遍。 为了拍电影，她还频频翘课逃学，去片场毛遂自荐。 5年后，机会终于来了。 电影《红灯笼》开拍，需要300个女孩作群演，她成功被选上了。 她骄傲地说，这一点也不意外，因为这是她在无数个日夜里，把自己关在房间，一遍遍排练的成果。 随后又演了好几个配角，到3年后，她迎来了人生第一部主演的电影《海逝》。 这是一个东方爱情悲剧，黄柳霜饰演一个被丈夫抛弃自尽的乡村少女。 她在屏幕里的每一帧，都那样柔弱、温顺、令人心疼。 她一切的表演细节都浓缩着悲剧。 媒体们夸她是真人版“东方娃娃”，时尚圈更把她的造型妆容奉为潮流新风向。 一下子，她好像拥有了全世界。 可她又问自己，真的拥有了嘛？ 
黄柳霜是幸运的。 她赶上了默片时代向彩色电影过渡的黄金时期。 但她也是不幸的。 有时候她不清楚，这个世界是喜欢她多一点，还是讨厌她多一点？ 如果喜欢她，为什么她永远只能演情妇、丫鬟？为什么她总是衣着暴露？为什么她不可以和白人演员接吻？为什么她除了自缢，没有更好的结局？ 如果讨厌她，为什么又吹捧她是娇艳的“东方娃娃”？为什么总是拿她作为宣传噱头？ 不知不觉的，她成为了好莱坞一个尴尬的存在。 活动影像博物馆馆长戴维曾说：“黄柳霜刷新了好莱坞启用演员的标准，可好莱坞还不知该如何应对。” 她很想要证明，女性形象可以更多元，更立体。 她被同行孤立。 此时的黄柳霜孤苦伶仃。 为了拍戏，她放弃了学业，又与父亲闹翻。 她没有后盾，只能像小时候一样，蜷缩在自己的小房间，杜绝与外界的联系。 成名后有了点积蓄，她特地重新装潢了她的小房子，全是中国风的设计。 只要不外出，她总是穿着各种旗袍，以茶会友。 但依旧不被善待。 她问新欢马歇尔·尼兰，为什么会这样？ 马歇尔是电影制片人，是情场老手，可是此时热恋期已过，他甚至懒得敷衍黄柳霜。 他打发掉了她。 而后，黄柳霜又与英国BBC公司的白人记者相恋，最后也无疾而终。 事业也好，爱情也好，她都拼命地想要打破规则，可总是徒劳而返。 她初生牛犊，勃勃生机。 却也势单力薄，不得要领。 1929年，年仅24岁，正是女演员的黄金年龄，黄柳霜却选择了远离好莱坞。 她对这个地方失望透顶了。 临行前，她说：“我之所以离开美国，是因为我死了太多次。” 作为悲情丑恶的配角，她在戏中死了无数次。 作为不被认同的异类，她在心底也死了无数次。 
欧洲是一次新生。 此时，欧洲各地之间文化交流活跃。 人们不在乎黄柳霜是哪国人，有着怎样的过去，反而被她的异域风情牢牢吸引。 她拍《爱比刀更利》，不再是为他人作配的丑角。她无比激动地感慨，这是一个完美的角色，是一个真真正正属于她的角色。 还有《唐人街繁华梦》，她在里面表现出的超脱的美感，被无数欧洲少女追捧效仿。 她身上的气质正在悄无声息地蜕变。 从好莱坞的边缘者，蜕变成欧洲文化中心的贵客。 那两年几乎是她人生中最顺遂的时光。 她在柏林的文化圈很受优待，成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座上宾。 文学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还专门写了文章，说她是茶中的花蕾，了无俗香。 英国的乔治王子也派人来传话，想与她相见。 在广交好友的同时，黄柳霜也在努力学习外语。每天都抽出八个小时学习德语和法语，还请来剑桥大学的老师帮她调整英式英语发音。 这一切只是因为在《灰澜记》上映时，有人嘲讽她的口音。 她很要强，又有毅力，几乎几个月就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接受采访时，她对记者说： “观众是最无情的裁判。即便是最耀眼的明星，随时都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问题而摔得粉身碎骨。” 她还去尝试舞台剧。每次登台前，都会向观众强调这么一句话： “无论我待会扮演的角色怎样坏，都不能代表全部，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然后观众集体起立为她鼓掌。 她从这掌声中感受到了大家对她的同情，也就越发感到了孤独。 回乡的种子是在这时候埋下的。 直到1936年，她听说《大地》正在筹备改编成美国电影。 这是一个抛开脸谱化形象，真正反映中国人的故事。她很动心，想要争取女一号。 在当时，无论是资历还是演技，她都是最佳人选。 为了角色，她也做了很多功课，极力向导演争取机会。 可最后，制片方还是宁可选一个白人女演员去饰演中国人。 这一次，她彻底寒了心。 她质问记者：“要是我的灵魂和你们的不一样，那是我的错吗？” 她愤怒地留下那句“我的灵魂的两部分，如猫狗般在争斗着”。 然后转身回国。 
回来后，黄柳霜曾接受《良友》画报的采访，言语中无一不透露出向往。 她受到了胡蝶、梅兰芳等演艺界名流的热烈欢迎，打算学习国语，游历名胜古迹，领略各地民俗风情。 可大家似乎不接受她。 《中国鹦鹉》上映时，某杂志发表了一张她裸露背部的照片，说她丢人。 《上海快车》开拍时，《北洋画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文，也如此说。 上海电声杂志点评：她是西方人的傀儡。 黄柳霜不得不一遍遍解释，她在好莱坞的处境；一遍遍强调，她的热爱。 她低声哀求：“这些低贱的角色就算我不演，也会有其他人来演……” 可是无济于事。 人们并不关心，她在异乡怎么样。 她回老家台山，想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 可老家的人警告她的父亲，如果黄柳霜踏进村子一步，他们全家都要被驱赶出去。 果不其然，她刚走到村口，就被村民们狂扔石头。 一遍遍撞击在她的心上。 她当场失声痛哭。 1942年，她拍了《轰炸缅甸》《重庆来的夫人》两部片子，饰演的都是正面人物。 饶是这样，她依然是个被嫌弃的小丑。 某名人访美，好莱坞为了表示欢迎，举办了一场大型派对，邀请了所有当红明星和社会名流，唯独没有黄柳霜。 这是名人的意思，她认为黄柳霜代表的是苦力、下贱的形象，不愿与她有任何瓜葛。 不只是外人，在家里她也同样受排挤。 明明是她靠片酬养活了全家，家人们却都以她为耻。 她的妹妹公开发表言论：“我没有这种姐姐！” 从家里到外界，每一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将她推远。 天地之大，却没有她的容身之处。 她开始酗酒，麻痹自己。渐渐患上了肝病。 1961年，突然传出了她的死讯。 这个曾惊艳世界的东方美人，静静地躺在公寓的沙发上长眠了。 她的一生，都在夹缝中艰难立足，寻求认同。 辛勤数十年，收获寥寥。 翻看她的自述和采访，她永远表现出对广阔世界的美好期盼，对不公现象的坚强反抗。 她总是尽量保持一种优美的、上升的姿态，几乎从不透露自己内心的挣扎和煎熬。 只有一次，当她哼起朋友为她写的情歌，当她唱到： “我要这疯狂的世界自己作出抉择，我永远都不会叫喊'怎么回事’？” “我以海滨为床，棕榈叶在头顶摇晃，还有海浪拍打出滨海之歌。” “让我留在那里，让我留在那里……” 这一次，她哭喊出了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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