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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世的时候，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所谓“礼崩乐坏”）的时期。由于他顽固地坚持复古倒退的政治理想，并且总是想把这一理想付诸实施，因而到处碰壁，很是不得志。他曾经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话，可见那处境的不顺和心境的悲凉。
可是，当他死了若干年以后，情况却发生了连他自己也不曾预见到的变化。不仅他本人被尊奉为“圣人”，他的言论都成了金科玉律，被历朝历代的皇帝和官员奉若神明，顶礼膜拜，而且他的灵光还烛照着后世子孙，使孔氏家族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地位显赫的名符其实的第一家族。 作为圣人之后，孔氏家族受到了各个朝代统治者的格外恩宠。从汉魏时期的“奉祀君”、“褒成侯”、“褒亭侯”、“奉圣亭侯”、“圣宗侯”等等封号，到唐玄宗时的“文宣公”，再到宋仁宗时的“衍圣公”，孔氏家族的恩宠延续长达两千多年。从宋代开始，尊孔崇儒的势头不断不减，反而一再高涨，上至孔子父母，下到后世子孙一律都有封赏。明清时期，衍圣公为正一品官阶，每当百官朝见皇上时，这衍圣公总是位列文官之首，站在他们的最前面，也即是站在离皇帝的最近处；孔氏家族拥有土地108万亩，地跨山东、江苏、河北、河南、安徽五省；此外，孔氏家族还拥有为数众多的佃户、庙户、杂户等依附人口和诸如封官加爵等政治特权。如此优越的生存环境，使孔氏家族的人丁也越来越兴旺，家族延续不断，族系林立延伸，子孙繁衍众多。于是，无论在政治地位上，还是在人口数量上，孔氏家族都逐渐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大家族，而且地位显赫、稳固，不会因政权的更迭而改变。对此，任何其他的家族都是望尘莫及的。 孔氏家族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才开始发生变化。 1919年11月8日 ，孔氏第七十六世衍圣公孔令贻在北京去世，孔府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原来，孔令贻生前只有两个女儿，他的妻子陶氏没有子嗣，于是衍圣公爵位的继承人一时就成了问题。孔令贻临终之前，给当时的大总统和清朝废帝宣统各写了一份遗呈，上面说：“令贻年近五旬，尚无子嗣，幸今年侧室王氏怀孕，现已五月有余。倘可生男，自当嗣为衍圣公，以符定制。”孔令贻请求政府等待王氏分娩后再决定衍圣公的袭封问题。 为争夺衍圣公的位子，对于王氏是否怀孕，在孔府内引起了极大的怀疑。为了验证是否怀孕，当时的内务部要求孔府开具一系列的证明。孔氏家族的族长孔兴怀、孔府本家孔祥棣、孔令誉以及中国医生、德国医生都遵照要求写下了王氏确已怀孕的证明。 王氏怀孕既确定无疑，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生男生女了。女的是不能接祖宗的班的，这是定制，这定制自然也是根据孔子重男轻女的思想而制定的。假如王氏产下女婴，衍圣公的世袭爵位就要商议从同族最近的支系中另外推选一个相当的男孩来继承。如果这样的话，对于孔令贻的大太太陶氏来说无疑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按孔府定制从此她将不仅失去对衍圣公府一切事务的指挥权，而且还必须带着孔令贻的三个女儿和两个侧室（小老婆）搬离孔府。当时“性急”的孔氏族人甚至于已经商定衍圣公的爵位由南五府十岁的孔德冏来继承。因此，这时的陶氏真是心急如焚，整天烧香磕头，祈祷许愿，盼望王氏生下男孩，以保住她的地位。 民国九年（1920年） 正月初四 ，是王氏临产的日子。这一天，孔府上下，如临大敌。为了防止出现狸猫换太子之类的意外，北洋政府成立了一个由内务部官员、山东各级军政要员和颜、曾、孟三氏奉祀官及孔府本家年长老太太组成的“监产委员会”，并派军队包围了产房，由一位将军在孔府内坐镇，俨然一副大兵压境、大敌当前的架式。值得陶氏等人庆幸的是，王氏产下的是一个男孩，于是，衍圣公爵位继承有主，陶氏等人的地位就有了保障。这个孩子取名叫孔德成，是为孔氏后裔之七十七代衍圣公。 
孔德成在曲阜孔府后花园的留影孔德成的降生虽然给已经陷入重重困境的孔氏家族带来了一丝喜气，但是，对于挽救家族颓势来说却毫无帮助。清政府灭亡之后，孔府失去了来自历朝历代帝王加封和赏赐的许多特权；社会的动荡不安又使孔府失去了大量的田产，逐渐减少的租税收入已经难以维持孔府上上下下那长期以来习惯了的庞大开销，只得借债度日，很快即债台高筑。 “五四”运动及其以后，在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冲击下，全国各地批孔、反孔运动不断高涨，“打倒孔家店”成为了时代的潮流，曲阜的衍圣公府难以不受到牵连。 1928年2月18日 ，蔡元培以“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的名义发布了《在大学院所废止春秋祀孔旧典的通知》，从此，每年春秋各一次的祀孔大典系不复存在。之后又提出“取消衍圣公，收孔府孔林为国有”等改革曲阜孔庙千年旧制、还孔庙于国家和百姓的意见。 蔡元培等人的提议引起了孔氏家族的一片恐慌。形势演变是如此之快，一切照旧看来是不可能的了。在鱼和熊掌不能得兼的情况下，孔府采取了舍“熊掌”而保“鱼”，即舍政治地位而保经济收益的策略。根据这个策略，一方面以衍圣公孔德成的名义呈文最高当局请求取消封号，但要保留祀奉田产；另一方面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申明孔林、孔庙、祀奉田亩等等皆为孔氏家族私有财产，必须保留，以谋求舆论的支持。官司打到当时的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在其工部部长孔祥熙等人的支持下，孔府在这场风波中虽然丢掉了“熊掌”，却暂时地保住了祀奉田地和家产，即保住了他们希望能够保留的“鱼”。能有这样的结果，这不能不说是孔氏家族的一个小小的胜利。 “鱼”虽然暂时地保住了，不过，时代潮流难以逆转，中国封建第一家族的大势仍然难以留住。 1935年1月18日，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改封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终止了使用800余年的衍圣公封号，衍圣公的爵位到此永远地终结了。春秋祀奉的旧典既已明令取消，这“大成至圣先师祀奉官”也就等于虚设，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孔氏家族持续2000余年的种种政治、经济、精神特权从此烟消云散，中国乃至天下的“第一封建家庭”——孔氏家族从此即成为历史。此后至今，尽管有极少数人仍在留恋孔氏家族和孔子地位那昔日的辉煌，并总是竭尽全力地企图去恢复它，但毕竟是世易时移，事过境迁，任何想要回到从前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这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病树前头万木春”呐。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则，任何人都无法抗拒这个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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