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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汉简是指今额济纳河流域亭燧鄣塞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是汉代张掖郡居延、肩水两都尉的各种文书档案。居延地区汉代亭燧障塞分属于居延都尉与肩水都尉。对其遗址的考古工作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出土的汉简也分别称为居延旧简、居延新简和额济纳汉简。 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1927年，中瑞科学家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初入额济纳河畔的葱都尔，捡得汉简数枚，这是居延汉简出土之始。1930年，考察团再次进入额济纳河流域，瑞典籍团员贝格曼首先发现大批简犊。这次考察，范围在北起宗间阿玛、南至毛目约250公里及布肯托尼至博罗松治约60公里间，共发掘了三十二处遗址，开挖了五百八十六个坑位，其中二十处四百六十三个坑位出简、十二处无简，获简总数达一万余枚，是20世纪上半叶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批，震惊海内外。出土简牍较多的地点有大湾、地湾和破城子三处，计大湾一千五百枚、地湾二千枚、破城子五千二百一十六枚。 这一时期汉简的年代，绝大部分为西汉武帝末至东汉光武帝中期，亦见少量东汉中期简。所见最早纪年是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内容系追述)，晚者见东汉和帝永元年号。居延前期汉简的内涵非常丰富。就外观而言有简、牍、觚、检、楬等。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部分仍与屯戍相关，数量最多的是来往公文及用于统计、会计的各种帐簿和名册，一些诏书的记载则反映了政制及政局的变化发展。 第二阶段的考古发掘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进行的。1972年，由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处、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有关部门组成居延考古队，沿额济纳河流域，南起金塔县双城子，北至额济纳旗居延海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获大批简牍及实物。1973至1974年间，居延考古队分别对北部地区的甲渠候官遗址(俗名破城子)、甲渠塞第四隧遗址、肩水金关遗址等三处不同类型的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发掘面积4500平方米，出土简牍一万九千余枚、实物二千三百余件。1976年，该队又于额济纳旗布肯托尼以北地区获木简一百七十三枚。1982年，该队再赴甲渠候官遗址进行复查，又获简牍二十枚。 这一阶段的调查与发掘，先后历时十年，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简牍内容的丰富程度上都是空前的。在文物出土地点、层位、断代、编缀等方面均取得系统资料，不仅有利于简牍的整理，亦对汉代烽隧遗址的面貌，有了远比以前清晰和准确的了解，对研究我国古代军事防御体系和古代的城池、关隘等遗址，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居延新简与旧简一样，大多数为木质，只有少量竹简，品种有简、两行、犊、觚、楬、检、削衣等。完整的简犊大多长23厘米左右，合汉尺一尺，最长者达88.2厘米。 居延新简最显著的特点是出土了大量的简册，其中甲渠候官第22号房舍遗址保存的完整册书最多，而且都是当时的实用档案文件。据何双全先生的初步统计，居延新简中能编联的册书达三百四十余册，其中完整者四十六册，不完整者二百一十八册，残缺较甚者八十余册。主要简册如《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是一份由三十六枚木简组成的民事诉讼案卷，内含三份“爰书”及一枚案卷标题楬。《传置道里簿》，详述通往河西的二十个传置的名称及里程，途经京兆、右扶风、北地、安定、武威、张掖等郡，对确定敦煌以东的交通路线有重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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