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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伯琦（1298-1369），元代文人，字伯温，号玉雪坡真逸。曾为翰林修撰，元顺帝至正元年，改奎章阁为宣文阁，伯琦任授经郎，后任翰林直学士。从周伯温的生卒时间上看，周的一生几乎涵盖了整个元朝，但其最重要的时间还是在元顺帝至正元年以后的事情了。周伯琦工书，名享一时。《元史》记载：“自是累转官皆宣文、崇文之间，而眷遇日隆矣。”同大名鼎鼎的赵孟頫一样，也是皇帝“字而不名”（皇帝称其字而不呼其名，以示尊重）的人物。就周伯琦的地位而言，进宣文阁到授经郎再到翰林直学士，他完全可以像赵孟頫一样，进内府，览遍书藏。然而，文献当中，有关于周伯琦的记录非常可怜，作品流传亦少之又少，如果不是在宋人曾云巢的《芳草春晖图》中出现周伯琦的题鉴，恐怕周伯琦的书迹就再难寻觅。 作品来源：大连天工艺术品艺术品收藏馆 数朵欲倾城，安同桃李荣，未尝贫处见，不似地中生，此物疑无价，当春独有名，游蜂与蝴蝶，来往自多情。 这首诗的原作者是唐代晚期的状元裴说，也是历代文人歌颂牡丹的经典佳作。周伯琦在此是借用唐人裴说之诗作题。其小楷非常娟秀，点划撇捺足见功底，当然，这首诗与曾云巢的《芳草春晖图》并无直接的联系，实际上，周伯琦的意思就是，“牡丹画得好极了”，含蓄地实现了对《春晖图》的赞美，这是古人的常用的隐蔽的表达方式。 至此，一幅曾云巢的《芳草春晖图》，一箭双雕，既有宋代画院派的重彩工笔，又得来周伯琦的洋洋洒洒的小楷，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回到《芳草春晖图》的本身，这是宋代画家曾云巢的作品。南宋罗大经在他所著的《鹤林玉露》中就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曾云巢无疑工画草虫，年迈愈精。余尝问其有所传乎，无疑笑曰：'是岂有法可传哉！某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于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笔之际，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耶，此与造化生物之机缄盖无以异，岂有可传之法哉！’”以上对话，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些信息：第一，曾云巢的主要活动在南宋；第二，罗大经是宝庆二年的进士，曾经为官，与曾云巢相交往，可见曾云巢的名望不低；第三，曾云巢的工画草虫水平很高，享有声望。虽然历史给曾云巢留下的印记稀缺，但是，有《芳草春晖图》的存在，其技艺至少可以略见一斑了。 画心部分整体布局很是传统，中部花石向右侧凸起，硕大的红色牡丹占据了最为突出的位置，枝桠顺势斜出，与下方的兰花，上端的无名花果同取一势，这与其背后的山石走势是一致的。右侧的上端和下端，自然地留下了两片空白，非常有意思的是，其后辈周伯琦在元内府“宣文阁”观瞧之时，也似乎发现了右侧上端的空白，且有偏大之意，于是在此引用唐人裴说的诗句，用小楷写下了自己的题鉴。后人在画心题鉴，往往多受诟病，一般认为，它或多或少影响了原作的韵味，但是，具体到这幅画作说事，那么，周伯琦的题鉴，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空间都恰到好处。从这一点上来看，周的鉴赏水平实在不凡，观察能力，审美水平着实高超。他的题鉴，确实为《芳草春晖图》增色不少，这恰是画心题鉴的“正能量”之所在。 实际上，最能够反映出作者线条功夫的莫过于画心的下半部分了。宋代画院派工笔画，主要的支撑就是线条技术，可以这样说，没有线条技术，就没有工笔画，这在今天也一样适用。宋代画院派匠人作画，与今天截然不同，首先将整个构图了然于胸，然后用线条将事物的结构勾勒出来，线条是整个画面的骨架，它的质量决定了后期画作的基本品质，线条不仅仅是单一物体的构造，更多的是众多事物相互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比如花石和兰叶的位置关系，牡丹与花石的位置关系，下层花石与上层花石的空间位置关系，以及众多要素的相互牵扯都要通过线条来实现。古代毛笔画线条，是无法更改的，纠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就要求，但凡作画，必须求得精准，如同一场射击比赛一样，每一根线条必须精准到毫厘才能有所成就，成千的线条必须准确无误，只有天才的画匠才能如此。这与今天的工笔绘画有着天壤之别，今天的工笔，既可以更改，又可以以现代照片榻写描摹，甚至可以超强纠错。即使如此，其线条的质量与古人相比，早已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了。 就画作下部兰花而言，如果将花和花蕾的线条计算在内，几百根墨线就是在画师的掌控之下，精确地呈现出一条条形态各异的曲线，有长有短，曲率不同，每一根线条的本身质量之高就似乎难以想象，更不用说它们之间还要照顾到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其中的每一根线条都没有顿挫，没有阻滞，没有犹豫，没有断点。数百条兰叶的线条，无一不是一笔拿下，一气呵成。这就是古代书画的神奇所在，如果不是存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氛围，如果不是从娃娃抓起，这样的神来之笔如何实现？ 至于后期的赋彩，仅仅是线条框架之后的填空而已，《芳草春晖图》的设色完全采用了天然的矿物质颜料，朱砂，石青，松石，雄黄，经由细化研磨与明胶的水溶液调和，完成了它的色彩需求，这也是历经800余年，依旧如此艳丽的原因，只是稍显暗淡而已，这就是历史。 唐人留诗，宋人作画，元人题鉴，明人收藏，清入内府，传世至今。 官印:“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宣统鉴赏”，“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古稀天子”，“寿”，“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烟云无尽藏”。 私印；明代“项子京家珍藏”，清代“安仪周家珍藏”，清代“荷屋鉴赏”，清代“飞卿过眼”。最重要的莫过于周伯琦的“周伯琦印”和“玉堂学士”两枚印章了。另外耿昭忠入清以前的印章也不多见。黄易在右上方做了“芳草春晖”题鉴，并钤“黄易”印，董诰（太子太傅）作“飞王青鸟知何处，作为仙源树立看”，并钤“董诰印”。 这些印章和题鉴，默默地告诉世人《芳草春晖图》的辗转，在时间上，在收藏权属上，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链条，加之出神入化的线条功夫，使其成为重彩工笔宋代绘画的典范也不为过，有幸看见曾云巢如此绚丽的牡丹图实乃幸运至极。富贵的牡丹伴随富贵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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