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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学生在家上网课，学校借机搞校园建设，请来一位建筑学家帮助设计，这位专家考察之后，建议学校在中心位置砍去几十棵树。他的理由是：学校空间不大，不宜过度绿化，应当节省空间给学生活动，让校园有开阔感。他的思路似乎有悖常理，多年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绿化”，仿佛“不绿化”已经错误，砍树即是罪过，情理不容，谁都没去想学生活动的空间问题。果然，清理了几十棵树后，师生返校，都有“学校亮了”“校园变大了”的感觉。同理，有些事，学校“不做”，才是智慧选择，要下决心动脑筋；有时，不做，比做要难。这个道理，很多人至今不明白。比如，学校各项评比多，校长和老师都感到头绪乱、拖累多，可是这么多年下来，真的没有办法和决心摆脱吗？非不能也，不为也。班级评比，其实是在评班主任，但最终压力肯定会全落到学生身上，成为学生的任务：评集会纪律，评教室和包干区卫生，比课间操和眼保健操，比考试成绩，比体育竞赛……我累，我的学生也累。如果我消极，不仅上面的压力大，学生也会认为我缺乏“集体荣誉感”。而当评比的机器运转起来时，班主任也像陀螺一样无休止地带领学生转动。这就常常让我总是感到忙，无暇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我当班主任期间，所带的班和学校文学社曾先后获得“省级先进集体”称号，每次一张大奖状，挂在教室里。可是，学生要毕业的，奖状保存在哪里，就成了我的难题。交到人事室，主管者说积年累月，分门别类，头绪多，会丢失的，还是自己保管吧。我当时就想到：我所有的学生都不会再回校要看这个奖状，这个奖状其实是给老师的，获奖纪录也只会出现在我的业务档案里（也可能不会出现，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记得住），既然如此，我的学生的“自豪感”怎么才能体现出来？我又不可能成天把这件事挂在嘴上。学生能从这些评比中获得什么？多年来，我固执地想这个问题。我当班主任，学校卫生评比多次扣我班上的分，多次批评“教室玻璃窗没擦干净”“偷懒，只擦里面不擦外面”。我解释：是我让学生不要擦外面的，虽然是三楼四楼，让学生站到窗台上擦玻璃，我不敢；学生的生命安全比“卫生得分”重要。可是，学生说，别的班都擦了，我们也能擦的，老师放心，要不他们说我们胆小。我对学生说，我知道你们胆大，今后也一定有需要胆大的时刻，但现在千万不能为一块玻璃上有污迹而去玩命；班级评比其实是评老师，是我胆小。我担任班主任期间，一直没有让学生爬上窗台擦玻璃。分管干部批评我教室的玻璃没擦干净，我恬然自安，不以为耻，并耐心向他们解释，他们感到惊讶，也因此有点顾虑（现今学校外墙外窗清洁已经全外包给专业公司了）。当年为了学生的安全，处处小心，时时在意，我不知道有多少学生能记得，但是作为班主任必须去思考。回忆这些，让我感慨的，是学生可能没有记住我的话，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经常身不由己地参与各种各样的折腾而无法解脱，攒下一堆五花八门的证书。如今教育界的评比名目更多了，参加一些评审，面对各类获奖证书，很难参考比照“含金量”，我甚至无法判断“省一等奖”和“学校二等奖”的真实性，因为有时“省一等奖”滥到有几百个，而那所有传统的学校会宣布“本年度一等奖空缺”。我常常会觉得老师们付出的代价太多太多，同时，也想到他们的学生也因此有可能失去了宝贵的学习机会。每每在一些学校的“荣誉室”看到四面墙壁挂满匾牌镜框，橱窗里摆满奖杯，名目繁多，我想起的并不是这所学校在几百次评比中“杰出”，而是想到这所学校经过几百次折腾。这所学校的老师们久经折腾，一定能积累对付检查评比验收的经验，至于学生在这中间经历过些什么，是否有收获，恐怕很难说。三十多年前一件事，至今犹记，学生出黑板报，精益求精，写了擦，重抄；画好了，不满意，重来。从下午放学直弄到晚自习，我说，已经很好了，休息吧。学生说：这回轮到我们小组出报，应当是最好水平。星期一，年级评比，竟然只给了个第二名，学生很难过，说没想到无论怎么努力，不抵学生评委徇私。在各类评比存在不客观不确定因素的状态下，强行推行并扩大化，这是对学生的伤害。树被种在不该种的地方，人的自由空间就小了。让一个人摆脱旧观念和保守思维，很难；但做教师的，不能不去想一些难题。 中国教师报 《中国教师报》是教育部主管的、专为全国教师量身定制的一份周报，是集专业性、新闻性、服务性为一体的国家主流教育媒体，关注教师生存状态，与中国教师共成长，努力“为教师说话，让教师说话，说教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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